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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功秦:我反对虚骄的民族主义
如果说,《中国可以说不》中的民族主义,是一个涉世未深的敏感多变的小学生,那么,现在的《中国不高兴》,已经是刚长出了一点肌肉,就想“找人练一练”的初中生了。我们不必沉浸于历史上那种悲情民族主义,我们要相信,以我们目前的力量,足以保卫自己。 ...
陈孔立:构建两岸互动的游戏规则
希望两岸在合作博弈中能够共同遵守游戏规则,取得“利益最大化,损失最小化”的功效。当然这些要点还需要在两岸协商的过程中,把它具体化、条文化,形成公平、公正、有效率、可操作的协议,共同遵守实行,以此来规范与维护两岸关系的良性互动。 ...
于建嵘:不能用所谓的“社会敌意事件”来误导社会
面对目前群体性事件,整个社会需要理智,执政者需要智慧,研究者需要的是品格。我们是研究者,我们要有学人的基本品德。我们不要吓唬共产党,更不能为一些正想利用“敌我”问题对待老百姓的官员们提供镇压的理论武器。要实事求是地一步步地推进这方面的研究。 ...
韦森:探究经济增长与社会繁荣的深层原因
要确保企业有自生能力,关键并不在于说服政府决策者按照比较优势的要求而凭自己的自由意志制定一国的正确发展战略,而在于把主要的经济决策由政府还回市场,交给市场中竞争博弈的企业家,并建立一定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使政府决策者只能按照经济运行的内在法则行事。 ...
于建嵘:利益博弈与抗争性政治——当代中国社会冲突的政治社会学理解
抗争性政治成为一种以政治的眼光对底层民众的制度化或反制度化行为进行解读的框架,并构成政治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对中国学者而言,在与世界学术对话的同时,构建对中国经验事实有解释力的抗争性政治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 ...
王炼利:我们为什么会助纣为虐——我的自白和反思
现在,造假作假、人虐待人已经到了丧尽天良的地步。当丧尽天良的作为也能“普及神州大地”时,作为中国人正该想一想,如果没有1966年开始的那场腰斩了中国传统道德文明的“革命”,如果不是有两代年轻人从小生活在将无知无耻当有趣的社会里,中华民族会遭这样的报应吗? ...
陈行之:灵魂是不能被遮蔽的事物
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尊严,任何对尊严的伤害——源于社会的贫困,源于权力的谎言——都是对灵魂的欺辱和蒙骗,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精神暴行。当人们不得不用“草泥马”来宣示他还“在”的时候,灵魂的存在又是一种什么状态呢? ...
许耀桐:改革开放以来政治领域的重大突破
在中国实行全方位的改革开放中,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果,从国家的政治意识观念到政治生活实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推动着政治建设沿着科学发展的轨道继续前进。 ...
江小涓:中国开放三十年的回顾与展望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我们已不可能独善其身。我们要充分认识自身情况的变化和全球化的最新进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事务,通过扩大沟通合作,推动利益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的经济社会难题,创造和维护符合我国根本和长远利益的外部环境。 ...
周枫:自由是个好东西
民主是国人历来追求的目标,可自由从来不是国人的口号,根本原因是当权者拒绝接受对权力的限制,目前的国家主义加强了这一点。自由是一个好东西,不取决于我们要不要它,自由的价值扎在人性尊严的满足上,与自由较量就是与人性尊严较量,这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失败的事业 ...
于建嵘:按下葫芦浮起瓢的“三农”——读李昌平新著《大气候》
中国城市如何再有能力容纳更大规模的农民市民化?国际市场如何还能消化更多廉价劳动力制造出更多的“中国制造”?何况未来在国际市场上还要面临更激烈的竞争。中国的农民问题和工人(农民工)问题竟是“按下葫芦浮起瓢”。看李昌平这本新书,是越看越让人揪心的。 ...
陈志武:不能谈政治但又离不开政治的生活
在国家是唯一可行的雇主时,不仅我们的生活无法逃脱政治,连我自己这个人所代表的劳动力都是国家的80年代“非公饭碗”的出现,实质上是劳动力私有化的起点,也是城市生活“去政治化”的起点。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就是私人生活空间相对于政治的解放。 ...
张旭东:“启蒙”的精神现象学——王安忆《启蒙时代》里的虚无与实在
我们还没有准备好理解自己的过去,同它和解,把它作为自我的精神现象学内容,包容在自我成长的历史叙述之中。因此,我们对“我是谁 ”、“我们从何处来,要到何处去 ”的问题也只能持一种回避的、存而不论的虚无主义态度。 ...
谢小庆:如何进行高考改革
长期以来,教育领域就一直在中国的改革中扮演“跟进者”的角色。这种角色虽然使教育界官员获得更高的安全性和更平稳的仕途,却使教育领域对中国改革的进程贡献较小。“先行”还是“跟进”?今天的教育主管官员仍然面临选择。 ...
韩水法:什么是政治哲学?
政治哲学既包括对现实的或过去的社会制度批判,也包括对不同的思想和观念批判、质疑、辩驳、辩难。政治哲学并不像流俗所说的那样,乃是关于政治家或掌握政治权力的人的行为的哲学,它也不同于那种属于应用伦理学的所谓政治伦理学。 ...
郭世佑:会风·艺风·学风
如果功名的获取是以虚假的自吹或互吹为前提,那么,承载功名的艺术或学术最终就不过是一堆文化垃圾,当作者的自然生命还在虚假的名利中延续时,他(她)的艺术生命或学术生命要么早已死亡,要么根本就没有存在过。 ...
许耀桐:改善民生会影响民主吗?
我们要汲取那些动乱国家的教训,一定要坚持两条理路:第一,在大力改善民生的同时,大力发展民主政治。第二,发展民主千万不可操之过急,步骤要稳妥,方式要得当,采取循序渐进的方略。发展我国的民主政治,可以先从基层民主起步,同时,应首先搞好党内民主。 ...
黄玉顺:中国“大一统”的“三时一贯”论
中国“大一统”的观念并不仅仅是自秦至清的帝国时代所特有的意识形态,而是中国政治文明中的一个源远流长的根本传统,它“一以贯之”地存在、而又显现为“三时”即三个不同时代的历史形态——王权时代的大一统、皇权时代的大一统和民权时代的大一统。 ...
徐贲:中国公民社会如何向东欧学习?
对别国民主经验和公民政治的贬低、扭曲和不信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自己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不良品质,如道德怀疑、价值虚无、犬儒主义和玩世不恭。这些都不是公民社会伦理秩序应有的品质。不改变这些不良品质,中国不可能真正实现公民社会的自主、自治和自理。 ...
吴稼祥:司法:自由裁量与自由伤害
自由裁量权为司法人员的主观随意性和营私舞弊留下了空间,因此,自由裁量权能小则小。另一方面,它的存在标志着中国司法的独立性增强,这是好事。但是,如果没有其他权力的独立性配套,失去限制的司法独立也会导致司法腐败,自由裁量就会变成自由伤害。 ...
马戎: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与出路
那些把中国当作潜在敌手或竞争对手的国家或政治势力,一定会千方百计地利用中国国内的“民族关系”大做文章,打“藏独”牌、“疆独”牌、“台独”牌来牵制中国在新世纪的崛起。一旦中国强大起来,它们为了自身的实际利益,也会毫不犹豫地背弃这些民族分裂组织。 ...
徐景安:21世纪伦理宣言
过富裕生活是人的欲求,现代化潮流席卷全球;人类的物质欲求超过了地球的承载力,全球现代化之日就是人类文明崩溃之时,人类的出路何在?21世纪的人类需要吸取古人的智慧,继承优秀的道德传统;也需要与时俱进,奉行新的伦理准则。为此,特制订本宣言。 ...
高全喜:如何看待美国这个事物?——美国金融危机、英美宪政主义及其中国视角
我们应该将经济危机作为催化剂,进行更为广泛深刻的改革,把“人民共和国”从那些经济利益集团和政治利益集团的扭曲捆绑下解放出来,重新交还人民。审慎的理性如何在决断中发挥良好的作用,这需要一代精英的智慧。决断时刻早晚会到来,我们对之应该有足够的警醒。 ...
陈行之:再说狡黠是一种智慧——从农民“胡日鬼”说起
那个地方的确被征用了,大规模开发工程即将展开,据说我出生的村子将整体搬迁到离水库很远的地方,不久的将来,那里将会被一片片高档别墅区取代,将会出现很多有产者,无产者只能远离这个地方。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将失去可爱的家乡,世界将会天翻地覆…… ...
于建嵘:是什么逼得我们在自己的房里暂住?
如果我们从公民权的角度来分析,也就没有理由剥夺那些购房者获得当地户口,总不能让那些购得房屋的公民因没有户口而长期暂住下去。在这个问题上,走一步总比不走好,解决一部分总比不解决好,更何况这也是买房公民的基本权利。 ...
张旭东:杂文的自觉—鲁迅“过渡期”写作的现代性与语言政治
正是由于杂文是“挤”出来的,所以鲁迅可以对种种闲话不屑一顾。“挤”使得杂文写作远离了绅士风度、费厄泼赖、“为艺术而艺术”、“公理”、“正人君子”等等造作空洞、自命超脱的派头和姿态,从而保证了杂文文体同时代的身体接触和战斗所需的认真和专注。 ...
袁伟时:启蒙仍是这个时代的命题
中国当前的改革,仍然面临一个文明的落差。为什么要启蒙?说到底,中国的现有的文明跟世界现代文明的成就有很大的落差,我们必须继续向他们学习。承认这个基本状态,才会努力介绍有关的思想,有关的制度,有关科学技术的成就,让它融化到中国。 ...
于建嵘:剥夺穷人生存权就会同归于尽
如何让这些失业或根本无业可就的人员有一个自食其力的机会,使他们不成为剩余劳动力,是我们这个社会迫在眉睫的问题。为此,各种城市执法者应改变一下执法理念,重新认识非正规就业的正当性。否则,也真的有许多“鱼死网破”的事件发生。 ...
张晓唯:大学校长陈序经的命运
如此才华横溢的教育家,却被狭隘的党派偏见、俗陋的疾贤妒能所戕害,时代和民族的悲哀莫此为甚。陈序经的学养、经验和操守,真正值得后人尊重和感念。可是他遭遇高校党政连体的厚重壁垒,而不得尽展其才,则是必须痛切反思的一个制度性课题。 ...
韩钢:权力的转移: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
邓虽然没有中共第一把手的名义,但实际上他已经成为这个权力的核心。三中全会以后,重大的决策基本上就不出自华国锋了。所以,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就是一次权力核心的转移。这个转移的意义,实质上超过了“工作着重点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