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排行
陶东风：七十年代的碎片化、审美化与去政治化
“文革”在很多目前已功成名就的知名学者、作家、艺术家笔下成为趣事，“文革”已经不再具有切己性，成为观赏对象。可是，我们需要这样一种审美化的“文革”吗？一个人自己走向死亡的感觉或许真的“很美”，可是一个群体、一个民族走向死亡的感觉也很美吗？ ...
邓安庆：守护学术的纯洁——读杨祖陶先生“学术人生回忆录”有感
如果我们不是浮光掠影地学习和研究德国哲学，肯定就无法遗忘像杨祖陶先生这样深沉的学者，因为即便他喜欢一辈子躲在书斋中，但他辛勤劳动的成果，他那深思熟虑并经时代的沧桑磨砺得越来越睿智的哲学思想还是会冲出他的窗外，在著述中留下智者坚实的足迹。 ...
温家宝：再回兴义忆耀邦
耀邦同志离开我们21年了。如今，可以告慰耀邦同志的是，他一直牵挂的我国西南贫困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竭尽毕生精力为之奋斗的国家正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行。他远望的目光，坚毅的神情总是给我力量，给我激励，使我更加勤奋工作，为人民服务。 ...
陶然 汪晖：中国尚未完之转型中的土地制度改革：挑战与出路
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必须与减少农村人口的户籍制度配套进行。只有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实现了农村人口的长期、完全迁移，才可以将这些人口在农村持有的土地释放出来，不仅减少农地调整的需要，也减少农村大量宅基地闲置与新建宅基地大量占用宝贵耕地资源同时并存的不利局面。 ...
郭世佑：我的忠告——就关于毛泽东历史评价的三博士学术讲座答法大部分网络攻手
近年来，固然有个别学生常藉网络对我放冷枪，进行挖苦与人身攻击，我都可以不屑一顾，但你们对我邀请的三位主讲教师进行人身攻击，这是对教师基本权利的进一步轻蔑和挑衅，是对学术对法治精神与师道的公然侵犯。 ...
于建嵘：压力维稳已走到尽头了
一个国家最可怕的事情不在于发生什么问题，譬如群体性事件等等之类的具体问题，而是出现了社会冲突事件后，我们该怎么认识它、怎么管理它。正常社会有自动纠偏、自己解决社会矛盾的能力。与其像现在这样自上而下压力维稳，制造“高压锅”，不如将精力放在建设正常社会上。 ...
韦森：中国需要怎样的发展模式？
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就难言有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良序社会。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中华民族的长远福祉，都在呼唤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也首先在呼唤着民主预算。 ...
于建嵘：底层知识青年将改变中国
目前，“底层知识青年”的利益诉求得不到充分的关注，他们常常感到国家很多政策与自身利益没有关系，至少不是紧密的关系。通过各种组织或者渠道让他们的声音能够如实反映上去，政府在制定各项决策时要倾听他们的声音，这样，合理的利益表达机制才可能建立。 ...
杨祖陶：《康德三大批判合集》后记
我为合作翻译的“三大批判”的持续良好而非常可观的社会效应、为其有利于学人研读康德哲学和推动学术界对康德哲学的研究而感到欣慰和心中无比的踏实。伴随着“三大批判”翻译进入耄耋之年的我，心中没有任何奢望，只求一种心情的宁静。 ...
江力：脚踏大地，仰望星空——四月五日追怀王瑶先生
一个叫王瑶的大文人、大学者，他已远离了我们，又确乎没有远离。在与您精神相伴的日子里，我正经历着病痛的折磨与康复的快慰。我阅读您，曾因您的一生而愁苦、迷茫而消极，而如今，我又重新获得了信心和勇气。 ...
舒炜：“王彬彬式搅拌”对学术的危害
我分析了“王彬彬式搅拌”的实质和表现，以及“王彬彬式搅拌”的学术和语言文字理解力。这种实际目的在于人身攻击的王彬彬式搅拌学风，这样的“搅拌”竟然还来夸夸其谈什么“学风问题”，实属荒谬！这种低层次“搅拌”，只能毁坏正常的学术批评，把学术讨论风气给劣质化。 ...
陈潭：政策时滞、制度博弈与信任赤字
当下人事档案制度已无法适应时代转型和社会进步的要求，在从“单位人”向“社会人”嬗变的过程中，人事档案制度成为了除户籍制度之外的又一个“人才壁垒”。公共政策的时代张力和信任赤字表明，人事档案制度改革必定沿着契约化、电子化、社会化、法制化的轨道前行。 ...
陶东风：八十后的政治特征是什么？
公民政治既可以防止意识形态的狂热政治，也不会堕入什么都不相信、什么都无所谓的犬儒政治，而没有良好的公民政治和公民道德，是当代中国人以前的从意识形态政治狂热转向今天的犬儒主义政治冷漠的根本原因。 ...
胡玉坤：转型期中国的“三农”危机与社会性别问题
中国融入全球体系所引致的结构性变化加剧了“三农”危机，而“三农”困境又强化了社会性别不平等和不公正。乡村许多社会性别问题已成为全球化与地方性“三农”问题交汇的一个投影，折射了社会性别同地区、城乡、财富、年龄等权力等级之间错综复杂的交互作用。 ...
段忠桥：拯救平等:科恩对罗尔斯差别原则的两个批判
科恩从“在一个分配正义占优势的社会中,人们在物质方面可能得到的利益大致上是平等的”这一平等主义的命题出发,论证了罗尔斯的差别原则没有证明基于刺激的不平等是正义社会的特征,也没有确立被罗尔斯视为正义的不平等的正义性。 ...
郭世佑：震惊与忧虑：从“海归”酷爱毛泽东谈起
我自量平庸，此生做不了别的，如何让更多的学生用自己的眼睛阅读资料与观察世界，用自己的脑袋去思考问题，尽快变得聪明起来，让外人真正瞧得起我们中国人，这是我从教28年来所守候的的一个坚定信念，个人得失在所不计。 ...
钟彪：评《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
这是用诛心之论代替正常的学术批评，这是以学术规范为大棒，处心积虑、深文周纳，通过攻击别人以谋取自己的声名，其流弊应该得到肃清，“莫须有”的文字狱必须关闭，唯此，才能维护一个正常的学术研究与学术批评的生态。 ...
王彬彬：汪晖的学风问题——以《反抗绝望》为例
《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是著名学者汪晖的博士论文。这本书对鲁迅心灵的剖析、对鲁迅作品的解读，是一个更高层次的问题，在此姑且不论。我在这里只说两个更低层次的问题：一是论述语言的文理不通问题；二是抄袭与剽窃问题。 ...
邓安庆：从“形而上学”到“行而上学”：康德哲学哥白尼式革命的实质
康德哲学所实现的“哥白尼式革命”的实质，是一场形而上学的革命。正是凭借这场革命，后现代主义者们才有可能既拒斥形而上学，却又自觉不自觉地不断落入到所谓的“后形而上学”之中。如果还能有什么“后形而上学”的话，那么它只能是实践倾向的行为形而上学。 ...
阮炜：文明运动中的边缘与中心
没有欧洲以外其他地缘共同体或地缘文明及之间长时期的地缘经济互动，欧洲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单独开出现代资本主义的。各地缘文明或共同体之间的交往和影响、冲突和互补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深入、更频繁，也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实实在在地影响着每个个人的生活。 ...
柳红：面对历史：只有诚实和谦卑——吴晓波《吴敬琏传》的硬伤、软伤及其后果
在历史面前，只有一把尺子，这就是真实。所以，我和吴晓波的分歧，不是别的，是对待历史的态度的分歧。这背后，其实是价值观的问题，是良心的问题，是能不能够坦坦荡荡地立于天地之间的问题。一句话，面对历史，只有诚实和谦卑。 ...
王小鲁：我国收入分配现状、趋势及改革思考
我想讲六个方面问题。一是关于收入分配的国际视野；二是中国改革期间收入分配的变动趋势和影响因素；三是关于我国隐性收入和实际收入差距；四是隐性收入差距来自哪里；五是收入分配失衡威胁未来发展；六是改革政府管理体制，纠正收入分配失衡。 ...
葛荃：传统中国的政治合法性思维析论——兼及恩宠政治文化性格
恩宠政治文化性格主要表现为浓重的政治信仰促成了强势的政治权力崇拜；人们的最佳生涯规划是介入体制，获得君权恩宠，分享权力与利益；以及在社会层面的政治情感、心态等深层结构中，形成了遍在的“造神”情节。这些特点的影响在当代中国仍然存在，需要予以关注。 ...
杨祖陶：求学为学之七：从我国哲学前景出发探索德国古典哲学的新视野和现代价值
在随着市场经济而来的学术浮躁、浮夸，学术不端、腐败，乃至种种瓜分学术资源——“抢占上海滩”的恶行滋生泛滥成灾的情况下，我能坚守自己的学术阵地与学术节操——对一个从西南联大走过来的耄耋老知识分子来说这已经是足够的心安了。 ...
段德智：概论儒学的一元论特征及其普遍意义
本文在于通过对儒学的神圣化世俗的天道观、推己及人与爱有差等的仁爱观以及内圣外王的融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于一身的修身论的阐述，说明儒学的一元论思想对于消解排斥或拒绝宗教进入公共生活的二元论思想具有典型的和普遍的意义。 ...
于建嵘：信访问责的制度反思
面对目前群体性事件多发的状况，要有效地解决当前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不能再走给信访加压的老路子。正确的选择是，要在调整社会利益格局，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的前提下，进行适当的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 ...
赵树凯 赵晨：探索变革社会的新治道
现在，中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期，社会矛盾的多发期”，有研究者甚至说发生了“治理危机”，各级政府都在探索实现良好治理的办法。杭州市“以民主促民生工作机制”的探索实践，给我们很多鼓舞和启发。 ...
王海光：官帽与“名师”
现代化驱动的双轮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这意味着现代社会分工的发展，必然是专业化取代官本位，职业化取代行政化的过程。大学教育是最能体现社会专业化水平和职业化程度的地方，什么时候能够有大量不戴官帽的“名师”出现，这也就是我们大学教育有所成功的希望了。 ...
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全文）
在这份为世界目光聚焦、接近2万字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中国展示出加速变革和为国民谋求幸福与尊严的足够决心。报告中再次强调了“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 ...
段德智：近三十年来的“儒学是否宗教”之争及其学术贡献
近三十年来的“儒学是否宗教”之争自任继愈提出“儒教是教”观点以来先后经历了三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衔接的发展阶段，标志着我国儒学研究和宗教哲学研究开始跳出西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双重藩篱，逐步驶入了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面向事情本身”的学术正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