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耀桐:莫尔与社会主义——纪念《乌托邦》发表500周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02 次 更新时间:2016-05-30 00:4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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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耀桐 (进入专栏)  

  

   不难理解,莫尔所描绘的在一个以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为主的国家里,建立在财产公有、人人劳动、按需分配基础上的经济平等、政治民主、文化教育公平普及的新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是何等的超凡脱俗,精美绝伦。由于反映了被剥削压迫的早期无产者和劳动人民的强烈要求,乌托邦所呈现的闻所未闻、与污浊的现实世界形成鲜明对比的最完美的国家制度,震惊了当时的社会。《乌托邦》很快地成为畅销书,并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出版,人们以争相阅读和传说乌托邦的故事情节为快乐兴奋之事。

  

   《乌托邦》运用文学游记的形式,生动地描绘理想国家美好制度的方法,可谓独树一帜,影响深远。1601年,另一位杰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康帕内拉写下了《太阳城》,他曾明确地表示自己崇拜莫尔。康帕内拉说:“圣徒托马斯·莫尔的权威意见却驳倒了(这些反对意见),他之所以描述一个臆造的乌托邦国家,目的是要我们按照它的方式建立自己的国家。”[25]《太阳城》明显地打上了脱胎于《乌托邦》的印记,因此它和《乌托邦》被人们喻为姊妹篇。1619年,又一位空想社会主义者安德里亚,受到《乌托邦》的直接启发,撰著了《基督城》。安德里亚早在大学学习期间,就已详细读过《乌托邦》。《基督城》出版后,安德里亚甚至这样评价道:“说到我自己的作品,那是很容易把它弃如敝屣的,因为它不像莫尔的作品那么重要,或者那么丰富。”[26]这之后,空想社会主义的著作还有维拉斯的《塞瓦兰人的历史》,卡贝的《伊加利亚旅行记》,也都师承《乌托邦》。至于其他的社会主义著作家,在他们的著述里研究和阐发莫尔的思想,更是不计其数。

  

   也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早在莫尔之前,人类就已经有了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和描述,例如,古代社会流传下来的一些关于财产公有、福利共享等等观念,最著名的就是关于“黄金时代”的传说。公元前8至7世纪,在古希腊贫苦农民中产生了平均财产的要求,同时产生了对人类初期幸福童年的向往。他们认为,在远古时期,一切都处于“自然状态”,不存在私有制,物产丰富,人们无忧无虑地生活着,世界对一切人来说都是一个光明快乐的天堂,这就是“黄金时代”。“黄金时代”的传说,固然猜测到了原始社会是一个公有制社会,但这些传言大多是零星的、片断的、支离破碎的。而莫尔的功绩正在于,他把数千年来人们所幻想、期盼的美好理想,建立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上,第一次进行了系统化、理性化的表述。

  

   还有人提到,对莫尔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著作有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又译《神国论》《天城论》),这两本书也都阐述了公有制和有关理想生活的问题。而且,青年时代的莫尔就酷爱柏拉图关于公有制的学说,也曾在大庭广众之中讲解过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但是,莫尔的《乌托邦》与上述两书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区别。柏拉图所描写的是一种典型的奴隶制国家,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他的理想国只是埃及种姓制度在雅典的理想化”[27]。至于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则是在“天国”中寻求自己的理想。奥古斯丁认为上帝创造一切,上帝的本意是将人类安排在天堂享受永生的幸福,让所有人一律平等,然而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违背了神意,使整个人类都犯有原罪,因此,人类必然受到奴役和惩罚。奥古斯丁把人在地上的生活看作是罪恶的、暂时的,只是为走向永久的、虚幻的天堂生活作准备,他是神权和教会国家的思想的鼓吹者,是奴隶制、私有制和社会不平等的捍卫者。这与莫尔立足于现实,在人间世界勇敢追求理想,建立实行公有制、没有剥削压迫和没有专制暴政的完美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有着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考茨基曾经准确地说明了莫尔与柏拉图的区别,“莫尔是站立在近代社会主义基地上的,这种社会主义与古时外貌上类似的那种现象有本质上的区别。莫尔的共产主义和柏拉图的共产主义不但在出发点方面,就是在它们的要求和目的方面也都根本不同。二者自然有许多在外观上共同之点,但是只有肤浅的观察者才会因此混淆真相。把莫尔的共产主义同柏拉图的等量齐观,等于是:因为一块红砖和一朵玫瑰颜色都是红的,就说它们本质上是同种同类的。”[28]

  

   三、提出走向社会主义的方式途径

  

   毋庸置疑,《乌托邦》所描写的理想的新世界,激起了人们巨大的热情和真诚的向往。但是,一个实际的、严重的问题横亘在面前,人类究竟通过怎样的方式途径才能走向这样的新国家、建立起新社会呢?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对于人们来说,理想社会的实现就始终是一句空话。为此,莫尔以其深邃的智慧和宽广的视野,在《乌托邦》中提出了难能可贵、十分周全的方案设计及其策略思想。

  

   第一种,采取和平改良的方式。莫尔在《乌托邦》第二部的一开头,就告诉了人们,乌托邦国家是通过怎样的手段而建立起来的。乌托邦岛原先并非四面环海,只是一个半岛形状,叫阿布拉克萨岛,岛上住着一群未开化的、民风淳朴的居民。这些居民并非土著人,而是1200多年前的一次海难,把若干罗马人、埃及人冲上岸,从此留住岛上。他们过着风餐露宿、茹毛饮血的艰辛日子,远离了人类文明,以至于连自己的历史也忘记了。后来,阿布拉克萨岛被一个叫乌托普的国王所征服,因而被命名为乌托邦。乌托普率领自己的兵士和岛上的居民一起,在本岛连接大陆的一面掘开15哩,这才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岛。

  

   虽然乌托普是带着军队登上阿布拉克萨岛的,但他并没有动用任何武力,事实上这是因为岛上的居民根本没有抵抗,而且他们也愿意接受乌托普的征服。所以,乌托邦国家是乌托普采用了和平改良的方式得以产生的。那么,乌托普是怎样进行社会改造呢?乌托普对岛上居民的和平改造主要实行了三项措施:第一,人人需劳动。莫尔认为,作为理想社会的人们,一定要树立劳动光荣的思想,只有在私有制社会里,才有游手好闲、憎恶劳动的人。在阿布拉克萨岛的居民中,原来也存在生活散慢、不喜劳动的观念。因此,乌托普上岛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开岛工程的浩大劳动,让大家从中体验感受到劳动光彩。此后,乌托邦规定人人必须参加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彻底消灭了寄生的社会现象。第二,人人有知识。莫尔认为,新社会和旧社会的区别,就在于人们要受教育、爱学习,有文化,才能知书达理,告别愚昧,形成“正确健全观点”[29]。使乌托普大伤脑筋、倍感棘手的是,阿布拉克萨岛的居民尚未得到教化,其愚昧无知的状况实与兽类并无相异。为此,乌托邦大力普及知识教育,从学习简单的读、写、算等基本知识开始,一直到教授数学、几何学、天文学、音乐、逻辑、外语等专门知识。在知识教育之外,乌托邦人还要进行体育和军事训练,以培养健美强壮之体格。第三,人人要高尚。莫尔认为,新社会不是满足了人们美好的衣食住行的物质生活就行了,关键还在于要有健康向上的精神情操。为此,乌托邦注重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着力培养人的爱国敬业意识和优良品德,使心地善良、尊重他人、精神愉悦、乐观活泼、维护集体、遵守法纪蔚然成风。

  

   第二种,使用战争暴力的方式。通过使用战争暴力的方式建立新国家、新社会,尽管这是莫尔本人极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在迫于无奈的情况下,莫尔从要做最坏的打算出发,还是给予了赞成和采纳的态度。

  

   使用战争暴力的方式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当乌托邦的人口超过本岛承载的限度时,乌托邦人按照乌托邦法律抽出一定的人员,便向邻近大陆类似阿布拉克萨岛情况的地方进发。乌托邦人给当地人带来了新制度、新思想,如果当地人愿意和乌托邦人一起生活,就与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建立新国家、新社会,这当然“对双方都有极大的好处。”[30]但是,如果当地人不遵守乌托邦法律,不愿建立新国家、新社会,“乌托邦人就从为自己圈定的土地上将他们逐出。他们若反抗,乌托邦便出兵讨伐。”[31]于是,就发生了诉诸武力的战争。

  

   莫尔对战争暴力方式的使用,有着非常正确的理解和苛刻严厉的界限。乌托邦人痛恨战争,他们决不轻易地诉诸武力。乌托邦人诉诸武力、发动战争的情况大抵有四种:一是自己的国家受到侵略,进行保卫本国领土的战争。平日里乌托邦人振军习武,“男女在固定的日子里刻苦地参加军训,锻炼自己,唯恐一旦有需要而他们不能作战。”[32]乌托邦岛始终保持着强盛的军队和国防设施,“到处天然的或工程的防御极佳,少数守兵可以阻遏强敌近岸。”[33]如果有人“起兵攻击乌托邦人,准备进犯领土,乌托邦人立即调动大批军队出国境迎击。”[34]二是自己的友邦国家受到侵略,进行支援友邦国家的战争。莫尔举了一个例子,乌托邦人为尼法罗哲德人抵抗亚拉奥柏利坦人而开战,就是因为乌托邦人感到尼法罗哲德人受到亚拉奥柏利坦人在法律借口下的欺负,他们要为伸张正义而战。三是进行“出于怜悯某个受专制压迫的民族而用武力把他们从暴君的桎梏奴役下解放出来”[35]的战争,这样的战争更是正义之战。四是为了建立新制度、新社会的战争。莫尔论述道,“如果某个民族听任自己的土地荒废,不去利用,又不让按照自然规律应当依靠这片土地为生的其他民族使用,那么,乌托邦人认为这是作战的绝好理由。”[36]虽然莫尔主张可以诉诸武力、发动战争,但他坚决要求应坚持如下原则:凡是开战后能收买敌人甚至于高价收买的都是好办法,这样可以做到兵不血刃;在战争中尽量减少杀戮;绝不杀投降的俘虏;不伤害非战斗人员;和平居民一概不加以伤害。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莫尔对如何走向社会主义、建立新国家和新社会,实际上提出了两种方式,即既有和平的方式也有暴力的方式。对于这两种方式,莫尔作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之一,自然更倾向于采取和平改良、教育示范的方法手段。但是,这丝毫不意味着,莫尔没有动用暴力、进行革命的策略思想。

  

   在我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史的研究中,学界历来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莫尔是“以社会改良代替社会革命”,“通过示范,派出优秀官员去治理别的国家就可以把理想社会建立起来,而无需通过革命的手段。”[37]从而把莫尔作为空想社会主义和平改良派的代表,并与以闵采尔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暴力革命派相对立。笔者以为,这不符于事实,是对莫尔思想观点丰富性的忽视和简单化处理。

  

还有的学者认为,莫尔“不能指出理想社会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任何现实途径。莫尔在自己的著作中始终避而不谈怎样才能消灭旧制度和建立新制度的问题。”[38]这样的观点完全否认和抛弃了莫尔具有的关于如何走向社会主义、建立新国家和新社会的策略思想。笔者认为,这显然也是一种误读错解。坦率地说,在《乌托邦》中,莫尔确实是以尚未进入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和社会,例如像乌托邦岛这样荒凉的地方作为依据,提出了可以分别采取和平或暴力的方式进入社会主义,而没有考虑到当时的欧洲各国,特别是像英国这样的正在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开始形成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但实际上,莫尔并不是始终避而不谈这个问题,他不过是采取了间接的、隐喻的方法来回答这个问题。莫尔对欧洲各国的统治者指出,你们“应该力戒惰与傲。这两个弊病一般使他无从得到人民的爱戴。他必须依靠自己为生而无损于人。他必须量入为出。他应制止危害及罪行”[39]。莫尔这样说,很容易使人从乌托邦的理想社会是依靠乌托普的贤明领导,通过制定良好的制度建立起来而得到联想和启发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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