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希我:中国文学“出埃及”之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28 次 更新时间:2016-05-28 09:5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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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我  
但鲁迅却仍然骂娘,不满,为什么?一个作家固然不能关在象牙塔里,他必然被时代所激荡,但激荡他的是时代的内核。再好的社会也不可能好,社会再好,人生归根结底也是可悲的,所以永远不满。固然这里也有策略性的不满:必须保持不汇入时代“大合唱”,必须坚持流亡立场,坚持当零余人,必须保持愤怒,让自己不至于被表象所麻醉。人是很容易慵懒的,必须警惕平庸,坚守黑暗。《野草》里有一篇叫《立论》的:一个人家里生了一个小孩,抱出来给大家看,大家围过来,有人说这个小孩以后会当官,这家很高兴,表示感谢。又有人说这小孩以后会发财的,又收到了感谢。第三个人不识好歹,说这个小孩以后会死的,遭到了斥骂。鲁迅借助一个先生的嘴议论道:说小孩将来会当官会发财,分明是撒谎,你怎么知道这个小孩以后会当官发财?但是这小孩将来确实是会死的。我刚完成一个小说,名叫《摇篮与坟头》,这个标题是来源于西方的一种说法:“每一个摇篮都是一个坟头。”当我们看到小孩出生,很欢欣,我们觉得他一天天长大,实际上他是一天天走向死亡,每一天都在走近坟墓。当然这是非常黑暗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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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是特别能够感受黑暗的人,最能够感受到的,是那切身的、不能摆脱的黑暗。一个人可以骂完社会,接着哈哈过日子去,“西湖的老虎”即使确实会“吃人”,也不是马上就会吃的。但家庭生活是哈哈不过去的,它无时无刻在胁迫着你。不只是衣食住行,是婚姻,特别是无情的婚姻。作家是特别有感情需求的人,如果爱情消失,身边躺着一个不爱的人,那么至多是得过且过; 但是如果身边这个人是所厌恶的,那么就会做噩梦。这个人就是朱安。社会黑暗远不如家庭黑暗,家庭黑暗中最黑暗的,就是床笫黑暗。

  

   我查了一下,《野草》大致写于二四年到二六年,《题辞》写得迟些,二七年。写《野草》那段时间里,在鲁迅身上,在作为具有肉身和灵魂的作家的鲁迅,而不是革命家文化旗手的鲁迅身上,切身发生了什么?周氏兄弟卖了老家的房子,在北京买了八道湾的宅子。老家房子卖了,老妈得接来,“黄脸婆”朱安也要接来。鲁迅从来没有跟她睡同一张床过。朱安给鲁迅做棉裤,鲁迅不穿。但鲁迅必须“背”着这个人一辈子。鲁迅当然也可以把朱安休掉,但休了朱安,那种年代,朱安只能去死。而且他妈还在,鲁迅还必须扛着孝顺这个牌坊。鲁迅是有着绍兴师爷尖刻又坚硬的性格的,他内心是有很坚定的某些东西的,不容许自己去苟且。他只能撑着,这是一个困境。

  

   第二个困境是来自弟弟周作人,弟弟娶了个日本老婆回来。据说鲁迅当年在东京也谈过恋爱,但没有结果。我听过一种说法,因为鲁迅必须娶朱家小姐。周氏兄弟留学后期,清政府支付的学费告吹,周家已经破落,他们本来只能回国,朱家救了他们,但条件是周家老大娶朱安。这我没有去查文字资料,但文字资料有一个记载,关于周氏兄弟吵架,大哥对二弟说,要没有我当初付出牺牲有你现在?周作人回:那都不算。这对话背后是否有这事的影子?没有去过日本的,不知道娶日本老婆有多好,至少比娶个脸从来没有白过的中国腐女好。老二那种心理上的满足度,和老大心理上的失落甚至失败,形成了多大的落差。在种种苦闷之下,鲁迅写了《野草》,有了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苦闷字句。《野草》题辞虽然写在二七年,但贯穿了《野草》的精神,第一句是:“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这是什么话?这简直不是话,只是传达出了极度苦闷和荒诞感,欲言还休。他不知所以,不知所云,他要痴了,疯了。这时候的鲁迅是最好的作家,也就是说这时候的鲁迅,是抵达黑暗精神层面的鲁迅,他“问苍茫”,叩问存在,没有答案,绝望,但“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写作就是这种绝望而又希望着的行为。没有希望,写作行为也没了。但这是怎样的希望啊!  

  

   可惜鲁迅接下来又走开了,他跟世俗世界较真去了,他跟“国民性”较真去了,跟“有物之阵”战斗了,尽管他自己仍然说是“无物之阵”。最后他还觉得希望在陕北了。也许是他觉得自己耗不下去,是更深的绝望吧,所以文学也不作了。  

  

   当代文学里极少作家作品具有绝望性,除了个别如阎连科。虽然有评论者从意识形态上对他作品提出了指控,殊不知这恰恰是文学性所在,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在此不再赘述。我想再说一个作家,王小波,我说的是他的小说。王小波有一篇小说非常有名:《黄金时代》,主人公叫王二,是个“流氓”。王小波小说男主人公很多叫王二,有人说这就是王小波,因为王小波在家里排老二。王二是“流氓”,另外一个女的叫陈清扬,是“破鞋”。现在年轻朋友对“破鞋”这个词很陌生了。这一对男女实际上是谈恋爱,但那种年代,谈恋爱就被认为是“搞破鞋”、“耍流氓”。运动一来,要开斗争大会,他们就要被拉到台上去,“出斗争差”。同学们可能不太知道,那年代集体劳动,计工分。出差的人,比如干部去开会,没能劳动,就按出差折算工分。他们这两个人被拉去批斗,自然也没办法下地劳动,但运动需要他们撑场面,怎么办?圆妥的办法是按出差计公分,所以有了“出斗争差”这种说法。但我们为什么要去?可以不去吗?不能。去了又给合理折算,也算不亏待你们了。这是怎样的温柔的施虐!王小波的小说好就好在深入到这种温柔的暴虐中。小说中这么写“出斗争差”:“我和陈清扬出斗争差的时候,她把头上的发卡取下来,衔在嘴里,再一个一个的别好,翻起衣领,抽下袖子,背过双手,等待受苦。” 

  

   正常人有这么乖的等待受虐的吗,但是王小波写的是人在极为无望之下的无可选择,只能顺从。这是怎样的黑暗!还有一段:“出斗争差的时候人家总要抓着她的头发让她往四下看,于是她把头发挽成两捋,分别用皮筋把它系住,这样人家一只手抓住她,另一只手揪住她的头发就特别的方便。”这里有个当时被批斗时的标准性姿势:“坐喷气式飞机”,被斗争的人被按下头,押起两个胳膊,翘起来,屁股自然就撅起来了,跟飞机一样。两只胳膊,一边一个人押,够用,但脑袋只有一个,不够用,怎么办?陈清扬就先把头发分成两捋,这样能分给两边的人抓。她真有经验,她想得真周到。于是一切妥了,“她就这样被人驾驶着,在台上扮演了破鞋”。 

  

   每当看到王小波这一类描写,我都有一种无法抓挠的痛。明明是谈恋爱,却被说成是“搞破鞋”。“搞破鞋”就算了,现在不搞了,改邪归正了,但因为政治运动来了,仍然要像骡马一般拉出去遛一遛。还给计工分,好像很讲道理、讲人情。既然人家讲道理讲人情,你就从了老纳吧!你就自觉点吧,于是想施虐者之所想,急施虐者之所急,很配合,后面还写到简直无所谓了,简直欢欣了。这是SM,“虐恋”,我当年写博士论文,用了一个更具有广泛涵盖性的词:享虐。享虐是人类精神的最黑暗,掀翻理性筵席,摒弃价值遮蔽。王小波小说的精神性,即精神黑暗性、精神病性主要就体现在“虐恋”上,我相信王小波对“虐恋”这种精神现象是很有体悟和洞察的,这使得王小波能够深入到精神深处,从内面把握世界。精神性是思想的纵深化,纵深到底,打破底,透出光来。汉民族思想上就缺少纵深,缺乏多层次,直深到反面。 

  

   但老实说,我看王小波的小说,又总有点不满足。什么原因呢?我疑心王小波的杂文思维多少有点制约了他的小说。他的杂文是要讲科学,要讲民主,要讲怎么合理生活,他的小说里,我感觉也总在向读者昭示怎么样生活才是合理的。世俗价值化,是文学的忌讳。世俗要正确,文学要反正确; 世俗要生存,文学要毁灭。我甚至想,王小波这短板是否也跟他所欣赏的那类作家有关?他喜欢的作家基本属于很让人愉悦的、轻的一类,像卡尔维诺、玛格丽特·杜拉斯,他们其实并非“一流作家”。聪明的,机巧的,诗意的,小资的,这些作家也影响了中国当代许多作家,我们的许多作家对“二流作家”如数家珍。具有很大精神担当的王小波,竟然青睐“二流作家”,让我不可理解。但也许可以解释:他是理工科出身,理工科出身的人是受过正确的价值取向教育的,所谓崇拜科学、真理,不然怎么读出来?所以跟读理工科的人谈文学,往往谈不明白,他也不明白你们文科生思维怎么会这样?乱的,疯的,没有条理,没有逻辑,文学有什么用?文学还真是没有用的事业。  

  

   顺便说一下,当今世界文学,基本都在“二流”层面。许多年来诺贝尔文学奖常常爆冷门,这是否也说明这个问题?我在大学里教日本文学,讲到村上春树、吉本芭娜娜,想再延续下来,但很难。很难找到能够跟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比肩的作家。实际上村上春树就已经有问题了。20世纪末至今,西方文学式微,日本文学式微,东欧的、南非的文学并没有式微,同样是东亚,韩国文学我接触得少,但从电影上看并没有式微,非常棒。中国处在动荡裂变的状况,应该出伟大的文学,但我们的写作者竟然跟处在相对安稳环境的西方或日本的写作者比闲适了,这是怯弱和懒惰。必须说明的是,文学式微不是坏事,世俗意义上说,文学式微的地方是幸运的,就像没有苦难的地方不需要司祭。

  

   回到主题:“出埃及”。我为什么要用这个题目?为什么不用“中国文学出路在哪里”?因为我要突显文学精神祭祀的内质,而这正是我们根本缺乏的。犹太人曾经长期处在蒙昧和被奴役的境地,当法老王权衰微,他们抓住机遇,接受了神启,走出了埃及,得到了拯救。但这是世俗现实中的拯救逻辑,文学的逻辑与世俗逻辑不同,它与世俗逻辑相反,是世俗逻辑的反向同构,它以黑暗为光明、以坚忍为逃亡、以苦难为欣悦、以绝望为希望。文学是通过内面即黑暗的精神同道抵达上帝,这就是文学希望之路,也是中国文学获得拯救之路。但要走这条路,我们的传统资源几乎是无。知道问题之所在,未必就想改;但即使想改呢?也未必能改好。我们就在这样的土地上。一起努力吧,“出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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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报·新批评》第125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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