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鸣啸:《失落的一代》第六章 末日的必然来临(1977—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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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鸣啸  
A. McLaren, 前引,页10; W. Zafanolli, ?Shanghai, Place du Peuple?,页23。]。

   当时的政治形势,参加游行罢工者人数众多,加上他们得到社会舆论的同情,这种种因素都不准许大规模施行镇压,但负责人们仍然谴责动乱,声言他们不会屈服于压力,并威胁说要采取镇压手段,而后来他们真的那么做了。

   局当也花了许多精力去跟整个社会主体,尤其是知青的消极抵制作斗争。这种抵制行动规模很大,表现在两个方面:非法返城及拒绝回农村。从2月初开始,节庆假期过去了,大量知青滞留城市,这给社会秩序造成危险,负责人就开始给这些知青施加压力,要他们“回到工作岗位上去”。2月9日上海《解放日报》在头版刊登了一些知青和家长的来信,号召回到农村去[ 《解放日报》1979年2月9日第一版。]。24日在《吉林日报》也刊登了同类的信件[ 《吉林日报》1979年2月24日,刊于FBIS,1979年3月1日。]。后来就提出农场因缺乏劳动力而无法完成春耕一事,用以说明所有“闲散”知青即刻回乡的必要性[ 《解放日报》1979年3月2日。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3月12日,刊于FBIS,1979年3月15日。吉林电台广播,1979年4月26日,刊于FBIS,1979年5月1日。]。各城区组织召集知青参加“圆桌会议”,并派负责人上门劝说他们必须回到乡下去。最死硬的那些就得经常向干部“交心”。而那些干部并不仅仅限于作思想工作,有的情况下,他们还跟地方政府联系,试图解决知青的问题(比如住房),借此令这些青年再没有理由拒绝回乡[ 《文汇报》1979年3月4日第2版,上海电台广播,1979年3月20日及1979年3月25日,刊于FBIS,1979年3月27日。]。在城里或者在农村,都组织了群众大会表扬听话顺从的知青[ 《黑龙江日报》1979年2月28日,刊于FBIS,1979年3月7日。上海电台广播,1979年6月15日,刊于FBIS,1979年6月219日。]。在辽宁,开了一次省级会议,学习鞍山经验,这个模范城市在6月底成功地将86%非法返城的知青遣返回农村,还将65%的1978年毕业的定为需要下乡的学生送走[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7月9日,刊于FBIS,1979年7月12日。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7月10日,刊于SWB,1979年7月19日。]。1979年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这就使动员工作更显急迫。当局为了配合思想工作,还公开采取经济制裁措施。辽宁省党委就决定那些态度强硬的青年不得在学校求职,也分配不到工作,哪怕是临时工[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7月9日,刊于FBIS,1979年7月12日。]。沈阳市政府宣布,在下放工作完成之前所有已经得到的职位均属无效,禁止任何招工。1979年毕业生必须在9月底前走,而前几届的则在7月底前走[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7月18日,刊于SWB,1979年7月31日。]。尽管如此,到10月底,当局还在被迫采取措施加强动员[辽宁电台广播,1979年10月27日,刊于SWB,1979年11月10日。]。政府当局在整个1979年期间还得跟家长,特别是跟干部的抵制行动抗争。报刊经常揭露一些官员(包括那些刚被平反的)把自己的子女“一个一个全都弄回大城市,弄回自己身边”[ 《人民日报》1979年4月22日第3版。《文汇报》1979年3月14日。《人民日报》1979年6月8日第一版。《广东青年》1979年第9期,页11-12。]。《文汇报》登载了一小段连环图,嘲笑那些总是为自己当年上山打游击、下乡搞土改而自豪的干部,他们今天却不愿意自己的子女上山下乡[ 《文汇报》1979年6月7日第4版。]。一位模范干部(甚少代表性)这样说:“如果我利用职权把女儿调回城市,又怎样能够动员别人把儿女送到农村呢?”[ 《人民日报》1979年9月10日第4版。] 当时,大部分的干部不愿意触及这个敏感的问题。

   政府当局还得面对乡下及农场的农村干部的抵制。《人民日报》一篇题为“不要“挤”知识青年”的文章揭露一些地方干部利用“知青点”的青年回家探亲的时机,将他们的住房、工作、甚至储备下的粮食及生产工具都分给了当地的农民青年,因为他们是“永久牌”,不是“飞鸽牌”[ 《人民日报》1979年4月24日第4版。关于这种说法,见本章注94。]。同样的,一些从西双版纳农场自行退职,后来又被政府劝说返回岗位的知青,一回来就发现自己的职位已经被人霸占了。这种情况当然不利于鼓励知青回乡[ 《人民日报》1979年8月22日第3版。]。农场干部倾向于用较顺从的农民来替代知青,这些农民也不大可能在职位调动晋升上跟他们竞争[ 采访C. W. H. ,1978年7月25日。采访 X. X.,1978年7月5日。 ]。然而,政府依旧施加压力,颁布指示,试图阻止干部们的这种抵制破坏他们的政策[ 《人民日报》1979年4月24日第4版及1979年8月22日第3版。]。

   重新启动宣传机器鼓励上山下乡(1)

   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当局竭力重新树立农村劳动光荣的正面形象。以此来应付社会对下乡运动的抵制[ 把下乡运动重新提到官方任务的首要地位还反映在《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大量有关文章上。从1978年的11篇,增加到1979年的64篇;见T. Scharping,前引,页181。]。

   湖北省党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在年底的时候对知青模范一再表示:“有人说知青是白老鼠、文革牺牲品和四个现代化废品的三合一产品,这种想法不值一驳”[ 湖北电台广播,1979年11月12日,刊于FBIS,1979年11月16日。]。然而,各级负责人(包括他本人)在整个1979年期间都花了大量时间去一一驳斥这种“错误思想”。有些年青人斩钉截铁地说下乡运动是“四人帮”极左路线的产物,是必须纠正的“错误”,政府则不断地向他们解释,说那是毛主席早在文化革命前就提出来的正确政策[ 《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5日第一版。吉林电台广播,1979年7月5日,刊于SWB,1979年7月12日。《红旗》1979年8月号,页58-62。]。另有一些青年更加上纲,说下乡运动违反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他们返城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当局则反驳说那是适合中国发展条件的一项政策,知青留在农村有助于实现农业现代化[ 见《红旗》1979年8月号,页58-62。《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2日第4版。湖北电台广播,1979年11月12日,刊于FBIS,1979年11月16日。]。这最后一说该是为继续实行那项政策而作的主要正面辩辞。

   在此同时,政府当局也尝试再次弘扬曾经激励过文革前运动先驱者及后继者们的理想主义牺牲精神。有了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就真的能为农村的发展“大有作为”,这种论调成了1979年发表的众多文章的主旋律,介绍不同类型的知青模范。通常是想法让那些死硬分子“感到羞耻”。《浙江日报》刊登过一篇题为“需要几万个像他那样的好青年”的文章,文中写道:

   “他的高贵的思想觉悟与心无四个现代化亦无国家人民利益的某些人的表现相比较,反差多大呀!那些人不遗余力想方设法离开农村和边境地区,当他们达不到自私自利的目的时,就聚众捣乱。史明军(译音)的先进事迹就像一块明镜。照照这块镜子,那些人应该感到羞愧万分!”[ 浙江电台广播,1979年3月21日,刊于FBIS,1979年3月26日。]

   为了令这种“羞耻感”更加突出,当局毫不吝啬地大肆表扬模范知青。我们已经谈过省一级与全国都召开了“先进知青”大会,在此之际,报刊给某些知青送上一大堆赞美颂扬之词,有的照片还登上了报纸头版[ 见本书,页174-175。]。毋庸置疑,得到最大荣誉的是杨永青。她是1979年以政治连载故事的形式出现在舞台前方的。上海当局正在与知青有组织的暴力抵制对抗[ 《人民日报》1979年2月14日第4版及1979年2月16日第4版。]的关键时刻,报刊挖掘出了这个1964年志愿到新疆去的上海女青年。她1972年没有跟随丈夫与孩子返回城市,而选择留在当地。杨的例子之所以更理想,是因为1977年她还成功地说服了丈夫回到新疆。不过,文章倒也没有隐瞒,杨已经不在石河子农场工作了,已经上调到乌鲁木齐市,当上了新疆共青团的副书记。但,到了3月,正当遣返知青回乡的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而王任重号召青年奔赴边区参加发展建设[ 《动向》1979年4月号,页22。1979年3月9日王任重替代了陈永贵任“领导小组”组长;顾洪章等,《始末》,页248。]之时,报刊发表了杨永青致王任重的一封公开信,请求回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及参加戈壁沙漠的绿化工作。想到“身教重于言教”,她愿继续发扬当年激励她的精神,让那“一小部分”吵着要回上海的新疆知青好好反思一番。“组织”接受了她的请求[ 《人民日报》1979年3月7日第一版及《文汇报》1979年3月7日第一版。]。在此一震撼信件之后,连载故事照旧,3月30日刊登了杨收到的来信片断,是各个地区的青年写来的,他们决心要学习她的榜样,后来又刊登了乌鲁木齐市共青团为她召开的欢送大会的报道[ 《人民日报》1979年3月30日第一版及1979年4月11日第3版。]。5月8日她的照片上了报[ 《人民日报》1979年5月8日第2版。],第二天报章报道了上海市为知青顾生发召开的欢送大会,顾为杨的事迹深受感动,虽然他已经合法地在城里找到了一份工作,但他还是同意回到新疆去[ 《人民日报》1979年5月9日第4版。另一个类似的大会在6月14日召开;见上海电台广播,1979年6月15日,刊于FBIS,1979年6月19日。]。14日,登载了回到“农业生产第一线”的杨永青写给她的“青年朋友”的一封信,是作为对收到的众多支持鼓励来信的回复。她在信中重复雷锋的老话,表示,“四化建设 [ ]需要我们战斗在各条战线上的青年,像一颗颗螺丝钉,牢固地钉在自己的岗位上”[ 《人民日报》1979年5月14日第4版。]。她的态度值得《红旗》杂志大书一笔,1979年8月号发表了长文树她为榜样,据我们所知,这是最后一次。但中央政府不想令大众厌倦或令其他的模范嫉妒,就没有邀请她参加8月底的大会。34名被邀模范的挑选反映出当局想要在文革前后的知青之间保持平衡,在不同“专业”之间也同样(如边境地区与内地之间,科学试验工作与管理工作之间等)。但重点放在边境地区工作的重要性上,甚至还重新评估了历史上昭君出塞的意义,正巧曹禺根据这一英雄人物所编写的话剧上演。王昭君一般都是被描写成一个可怜的哭哭啼啼的后妃,作为牺牲品被汉帝送去与匈奴和亲。但曹禺听从了周恩来1960年提出的建议,在1978年完成了新剧本,“还王昭君笑盈盈的真面目”。根据曹再创造的形象,昭君是自愿为汉朝与少数民族的友谊献身的[ 《人民日报》1979年8月27日第4版。]。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建当年也是知青模范,也被邀参加6月的大会,她在当时发表的一篇谈话就显示出这种重新评估并不是偶尔产生的:

“记得在牧区插队时,伯伯曾对我讲过王昭君的事,并对我说:你能不能在当地找一个蒙古族青年,在内蒙古安家?我那时候年纪轻,没有考虑这事。今年,我已经27岁了,将按照伯伯的话去做。我决心为巩固蒙汉族人民的团结和建设边疆,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人民日报》1979年8月30日第4版。1979年10月1日周秉健真的跟一位著名的蒙古歌唱家结了婚,他们曾经参加同一个代表团访问北朝鲜,因此而结识。她在1978年就已经受到表扬,作为周恩来支持下乡运动的例证。她受到这位无子无女的伯父鼓励,1968年8月只有16岁的她就插队到锡林格勒牧区接受“贫下中牧民”的再教育。由于身为总理的侄女,所以不久就被挑选参了军。1970年12月周恩来得知这个消息时,就对她说:“我们不能搞这个特殊”,并要求她退出军队回到生产队去。在伯父伯母充满爱心的压力下,周秉建在1971年4月离开部队返回草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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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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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潘鸣啸著,欧阳因译,《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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