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鸣啸:《失落的一代》第六章 末日的必然来临(1977—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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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鸣啸  
1978年2月21日,刊于SWB,1978年2月25日;江西电台广播,1978年3月17日,湖北电台广播,1978年7月27日,辽宁电台广播,1978年9月10日,福建电台广播,1978年9月21日,以及吉林电台广播,1978年10月26日,刊于FBIS,1978年3月24日、1978年8月11日、1978年9月15日、1978年9月29日及1978年10月31日。]。与上一年比较,这些会议上宣布的下乡青年数量目标是降低了,不过降幅并不惊人[湖北省估计有5万人下乡,而上一年有“6万多”;见湖北电台广播,1978年7月27日,刊于FBIS,1978年8月11日,以及《人民日报》,1977年11月8日,第四版。]。3月份,华国锋在第五届人大期间反复强调政府要把下乡运动继续进行下去的决心[ 见华国锋的报告,载于《人民日报》1978年3月7日。]。

   5月知青办公室要求各省市按照四个现代化的原则来准备安置毕业生,增加留城的名额。因此大部分省市都添补了可免下乡的青年类别,但并不是统一的。从全国来看,当年究竟有多少知青下了乡?只有一个官方数字,是陈永贵1978年底在全国会议上做的报告中提及的:到那个时期为止,一共有1700万知青下了乡。而1977年底宣布的数字是“1600多万”,那么这就意味着1978年下乡的人数稍微低于100万。1700万这个数字后来在中国或外国被反复引用,其实那不过是一个泛泛的估计,而且陈永贵也没有说清楚这个数字是不是包括文化革命前下乡的。根据后来的资料显示,1978年仅有48万零9百名知青下乡,只相当上一年下乡总人数的28%[ 见国家统计局统计司,前引,页110。],而知青办本来预计的是减少一半。全国各地计划下乡的人数比这个预计要低:60万[ 刘小萌,前引,页719。]。实际上,最后的下乡人数还要低,这就说明抵制的力量相当强。

   在1978年间,下乡政策开始出现其他的变化。报刊上介绍的知青典型与过去不一样了,现在是自学出来的“专家”,他们通过实验和研读“中外”科学文献来推动农村的现代化建设[ 《人民日报》1978年1月6日第三版、1978年1月18日第二版及1978年5月16日第三版。]。再也不提思想上接受再教育了。人们主要关心的是:如何解决1973年以来在继续改善知青工作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其实,负责人都知道,要解决问题,第一次全国会议采取的措施是远不足够的。1977年12月21日,在座谈会上派发的一份内部简报上,知青办公室透露,根据一项全国范围的调查,许许多多的知青生活仍然达不到自给自足。在13个省市自治区下乡青年生活不自给的比例超过50%,而在云南、贵州、四川、福建及甘肃等地则高达70-80%。知青办也承认,到1976年底,大约100万知青还没有像样的住房,结婚知青的住房问题尤其严重。时间一年年过去,年青人的婚姻问题就越来越迫切需要解决,但财政预算上的投资少得完全不值一提。黑龙江的一个农场预计,如果那儿的知青都结婚的话,那得需要28年才能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 刘小萌,前引,页668-672。]。知青中众多大龄未婚者,尤其是大龄未婚女青年,他们的问题在全国都变得很尖锐(至于原因何在,请看第九章)。

   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那就是知青办公室和教育部联合发出的通知的主要内容:保证想参加高考的知青有足够的时间复习。许多知青抱怨没有时间准备1977年的高考入学试,所以后来就规定报考知青每天都有一点儿工余时间复习功课。但是,不可以耽误生产,为了准备考试而擅自返城的青年都被召回原工作单位[ 1978年5月6日通知(新华社讯,1978年5月11日,刊于SWB,1978年5月19日)。亦见湖南电台为落实通知精神的广播,1978年5月16日,刊于SWB,1978年5月27日。]。此外,还禁止地方干部阻挠知青报名,当时,新政策使这些干部丧失了过去的特权,他们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就拒绝开具必要的批准证明信。6月底《人民日报》曾刊登一封读者来信,反映出在某些地方“土政策”依然罔顾所有上面下来的通知,继续把知青的命运操纵在手[ 《人民日报》1978年6月26日第三版。]。

   在中央对知青的具体问题表示关注的同时,各市镇政府也越来越积极地在他们管辖的地区内开辟尽可能多的职位,以发展集体事业及服务行业[ 《人民日报》1978年6月26日第三版。]。另有一件更加令人深思的事:正在动员1978年毕业生下乡运动达到高潮的同时,北京和广州教育部门的负责人对一个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代表团说,上山下乡政策在不久的将来就会结束[ 《大公报》,1978年7月21日。刊于FBIS,1978年7月27日。]。从华国锋在1976年12月农业学大寨会议[ 见本书,页146。]上将有关放弃运动的流言归罪于“阶级敌人”的阴谋到这个半官方的消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段时间内中国走过很长的道路。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1978年10月31日开幕,至12月10日闭幕。正是在这次会议的前夕及会议期间,有关从根本上质疑这场运动的意义及其前途的消息,才在报章上有所披露。这些质疑是立足于对四人帮在这方面的政策所作的批判,这就说明作为过去极左下乡运动铁矛的辽宁省,现在是处于修正主义的最前列。毛远新事实上已经被摒除出政治舞台,张铁生被送去了劳改营,而朝阳农学院则从此关门大吉[ 见《明报》1978年10月30日及《人民日报》1978年2月21日第四版。]。

   四人帮自认最忠于毛的思想理念,为了捍卫它而展开批邓运动,几个月之后倒台了,对方在批判初期又用同样的手法,指责这个帮派背叛毛的思想路线,他们才是毛的忠实信徒。这就给中国的政治运动涂上“超现实惯例”的色彩,令观察家们目瞪口呆,但很难令广大群众心服口服[ 有关揭发“四人帮”的第一次运动,见W. Zafanolli,前引。]。1978年底的批判不同于前期,触及到了根本问题。《辽宁日报》当年在一篇“评论”中透露,以前有些寻找“总体解决办法”(株洲模式之类)的负责人曾经被指责“跟再教育政策唱反调”。又说:

   “结果是不合理的城乡劳动力交流。在某些地方,知识青年和当地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日益突出,农民的负担愈来愈沉重。许多下乡青年谋生有困难,这就加重了他们单位和家庭经济与精神上的负担。”[ 《辽宁日报》1978年10月27日,刊于FBIS,1978年10月31日。]

   辽宁广播电台在一篇报导中反驳1976年7月14日《人民日报》登载的一封由19名知青模范签署的联名信:

   “四人帮及其党羽歪曲毛主席有关知识青年跟工农相结合的指示。他们把青年下乡绝对化,荒谬地强调只有城镇青年下乡插队才可以被看作是干革命。”[ 辽宁电台广播,1978年11月19日,刊于FBIS,1978年11月27日。]

   很长时间没有发表有关下乡运动总体性的文章以后,《中国青年报》终于刊登了一篇有关该题材的文章,内容也包含对运动的这类批判[ 《中国青年报》1978年11月23日第一版。]。该报“评论员”对运动的历史作了一番梳理,将1950年代以来开展运动的必要性仅仅归结为城镇就业形势所迫。根据他的分析,文化革命前的下乡运动并“没有产生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如何对后期作出评价,就比较困难了。一方面,必须承认知青作出的牺牲与贡献的正面价值,“他们分担了林彪、“四人帮”给我们国家造成的很大一部分困难”。另一方面,不得隐瞒由运动引起的“严重问题”:“大多数知青”无法生活自给,在婚姻、住房、医疗以及学习上遇到的种种困难,这种情况使那些年轻人变得消极,甚至失望,也导致群众极度不满。此外,少数干部腐败堕落,利用运动“大发知青财”,侵吞知青安置费,仗着手中有权可以决定调动就强制要求红包及其它好处,助长了“走后门”的恶劣习气,败坏了社会风气,腐蚀了一部分青年。“总之,林彪、“四人帮”对经济、教育、作风等方面的破坏及其恶果,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问题上得到了集中的反映。”为了提出另一项下乡政策,“评论员”竭力数说强迫全体知青下乡插队一辈子是违反马克思主义,也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对一个青年来说,重要的是为工人农民的根本利益工作,就是说献身于四个现代化。在这样的情形下,一个知青无论调到工厂、学校还是部队,他也不是四人帮说的“半截子革命”。甚至都没有必要让城镇青年都到农村去作短期锻炼[ “评论员”作出这样的肯定,是引用了毛本人在1957年的一篇讲话中的一句:“又比如城市青年,或者进学校,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或者到边疆去,总要有个安排。”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340。]。既然“与工农相结合”不是绝对需要下乡,那么為縮小“三大差別”,四人帮所搞的城乡劳动力大调换也未必像他们所说的那样不可或缺。马克思解决不平等问题的方法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提高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把农民招进城当工人,再加上把大批城市青年送到乡下去,事实证明那不是个解决办法,因为“他们干扰下的上山下乡搞了那么多年,三大差别不是一点也没有缩小吗?”。

   有了这样的对四人帮式的下乡运动的批判,就可以提出新的政策:教育及经济制度施行改革以后,“上山下乡的人数就必将愈来愈少,以至最后不搞现在这样的上山下乡”。不过,作者强调:“这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很快就做到”。一部分知青还应该继续下乡,但是他们的条件会有所改善。同时也会更加扩大升学和留城就业的可能性。

   这篇文章是11月23日正好在已经开了3周多的全国会议期间发表的,中央电台在当天就对外广播了其中几段很长的段落[ 见北京电台广播,1978年11月23日,刊于FBIS,1978年11月28日。],即刻在知青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们觉得是报章第一次说出他们的“心里话”,在上海一些回城要求分配工作的知青还张贴大字报表达同样的意见[ 顾洪章等,《始末》,页163。]。同样的,云南一个农场的上海知青致电上海市委,要求火速派调查组去处理问题,为他们“平反昭雪”。他们认为自己是受害者。林彪、“四人帮”把他们骗了,给“弄”到云南,到了农场几年以来,“四人帮”的“地方代理人”又欺负他们并进行政治的迫害[ 同上,页164。]。

   那篇文章反复强调知青遭受的苦难,又把上山下乡运动和“四人帮”的阴谋联系在一起,这无疑是在多处地方开始蔓延的知青造反之火上加油。其实,对中央级领导与知青办公室的负责人来说,这篇文章像是晴天霹雳,始料不及[ 是共青团老书记胡耀邦负责去跟《中国青年报》的负责人谈话,提醒他们不是所有的真相都可以说出来的,要求他们不要再帮倒忙;见顾洪章等,《始末》,页165。]。作为会议初期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可以代表官方意见的,然而,它却与最高负责人从年初起就审慎制定的战略方案大唱反调[ 关于领导人之间的内部争论,在中央档案解密之前,我们只能相信那些能够接触到内部资料的人士;尤见顾洪章等,《始末》,页153-162。]。

到1978年,所有的领导人都意识到下乡运动的政策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它引起了太多的不满情緒,而从1973年起在財政上的竭力支持也无助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时政府机关里相传一句新流行语:“国家花了七十亿,买了四个不满意”[ 李先念承认是他先讲出“四不满意”的(青年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顾洪章等,《始末》,页158。]。早在1978年3月,邓小平就说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增加城市就业机会,后来他又在10月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该次会议是专为讨论呈交给全国知青会议的汇报提纲而召开的。似乎从那年夏季以后,连华国锋都同意这个观点了[ 同上,页151-152。]。这种变化也在行政安排上反映出来:从4月30日起,知青办公室不再由农林部代管,改由国家劳动总局领导。知青办主任为许世平,他后来被任命为国家劳动总局副总局长。8月5日,国务院重新调整知青上山下乡领导小组:陈永贵仍然是组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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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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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潘鸣啸著,欧阳因译,《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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