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tv.cn/2012/08/17/ARTI1345186274750550.shtml；http://finance.chinanews.com/cj/2013/01-18/4500242.shtml；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120/c70731—26417968.html；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401/20/t20140120_2161403.shtml.

　　 ⑧参见http://51fayan.people.com.cn/n/2015/0522/c383185—27041246.html。

　　 ⑨何增科：《中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总论》，载何增科主编《中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路线图》，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

　　 ⑩位于北京昌平区的天通苑社区和回龙观社区，人口分别超过了50万和60万，且户籍人口、常住人口与外来流动人口构成比例差距很大，据昌平区政府统计，其本地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的“倒挂”在1∶5甚至1∶10。参见http://m.baidu.com/from=884b/bd_page_type=1.

　　 (11)据国家信访局统计，2003年信访数量估计在800万件以上，增速迅猛。1994_2003年，全国群体性事件从大约1万起递增到6万起，参与人数由73万多人增加到307万多人，平均每年增长12%。2004年和2005年，群体事件分别为7万多起和8.7万起。国家信访局局长周占顺承认，“2003年以来，群众信访总量仍呈现上升趋势，群众集体访、重复访和群众赴京访上升幅度大，人数多、规模大、持续时间长、行为激烈，在一些地方和行业引起连锁反应，严重影响首都和局部地区社会稳定”。参见薛澜、张扬《构建和谐社会机制治理群体性事件》，《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12)钟•皮埃尔、B.盖伊•彼得斯：《治理、政治与国家》(第1版)，谢宗学等译，孙本初审订，台北：智胜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79—80页。

　　 (13)孙立平、李强、沈原：《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潜在危机》，中国社会学网，http://www.sociology.cass.net.cn/pws/sunliping/grwj_sunliping/t20031008_1193.htm.

　　 (14)康晓光、韩恒、卢宪英：《行政吸纳社会：当代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15)朱健刚：《城市街区的权力变迁：强国家与强社会模式——对一个街区权力结构的分析》，《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4期。

　　 (16)乔尔•S.米格代尔：《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张长东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9页；乔尔•S.米格代尔：《社会中的国家：国家与大社会如何相互改变和相互构成？》，李扬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6页。

　　 (17)孔繁斌：《公共性的再生产：多中心治理的合作机制建构》，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6页。

　　 (18)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燕继荣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96页。

　　 (19)陈家刚主编：《基层治理》，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导论第3页。

　　 (20)孙柏瑛：《我国基层政府社会管理的适应性变革》，《中国行政管理》2012年第5期、《新华文摘》2012年第13期。

　　 (21)时和兴：《关系、限度、制度：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3页。

　　 (22)张成福：《开放政府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