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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参见http://51fayan.people.com.cn/n/2015/0522/c383185—27041246.html。
⑨何增科:《中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总论》,载何增科主编《中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路线图》,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
⑩位于北京昌平区的天通苑社区和回龙观社区,人口分别超过了50万和60万,且户籍人口、常住人口与外来流动人口构成比例差距很大,据昌平区政府统计,其本地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的“倒挂”在1∶5甚至1∶10。参见http://m.baidu.com/from=884b/bd_page_type=1.
(11)据国家信访局统计,2003年信访数量估计在800万件以上,增速迅猛。1994_2003年,全国群体性事件从大约1万起递增到6万起,参与人数由73万多人增加到307万多人,平均每年增长12%。2004年和2005年,群体事件分别为7万多起和8.7万起。国家信访局局长周占顺承认,“2003年以来,群众信访总量仍呈现上升趋势,群众集体访、重复访和群众赴京访上升幅度大,人数多、规模大、持续时间长、行为激烈,在一些地方和行业引起连锁反应,严重影响首都和局部地区社会稳定”。参见薛澜、张扬《构建和谐社会机制治理群体性事件》,《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12)钟•皮埃尔、B.盖伊•彼得斯:《治理、政治与国家》(第1版),谢宗学等译,孙本初审订,台北:智胜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79—80页。
(13)孙立平、李强、沈原:《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潜在危机》,中国社会学网,http://www.sociology.cass.net.cn/pws/sunliping/grwj_sunliping/t20031008_1193.htm.
(14)康晓光、韩恒、卢宪英:《行政吸纳社会:当代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15)朱健刚:《城市街区的权力变迁:强国家与强社会模式——对一个街区权力结构的分析》,《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4期。
(16)乔尔•S.米格代尔:《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张长东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9页;乔尔•S.米格代尔:《社会中的国家:国家与大社会如何相互改变和相互构成?》,李扬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6页。
(17)孔繁斌:《公共性的再生产:多中心治理的合作机制建构》,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6页。
(18)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燕继荣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96页。
(19)陈家刚主编:《基层治理》,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导论第3页。
(20)孙柏瑛:《我国基层政府社会管理的适应性变革》,《中国行政管理》2012年第5期、《新华文摘》2012年第13期。
(21)时和兴:《关系、限度、制度: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3页。
(22)张成福:《开放政府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中国政治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99676.html 文章来源:国家治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