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力:大国及其疆域的政制构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0 次 更新时间:2016-05-20 11:0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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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力  

   摘要:至少自西周开始,历史中国就已疆域辽阔,也因此逐步演化出维系和拓展大国治理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分封诸侯的西周封建制,可谓构建大国最早的制度努力,也为秦汉以后历代王朝的郡县制变革设定了基本原则并奠定了基础。为防止国家分裂,加强中央集权,历史中国长期坚持的另一基本制度,是在行政区划上高度关注各地的自然地理。这一制度有着浓厚的地缘政治考量。在中原农耕区域与周边游牧民族既冲突又融合的历史进程中,历代王朝还采取了各种措施,并逐渐形成和建立了一些促成民族融合的重要制度。从大历史的视角来看,这构成了另一种形式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关键词:古代中国;大国宪制;中央与地方关系;地缘政治;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传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通常很难形成统一的大国。“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1]这首诗就反映了农民没有这种制度(帝制)需求。而且,要想形成这种制度需求也很难,因为不仅(相比于商业社会)很难征收为支持有效政治治理所必需的税赋,而且天高皇帝远,治理如何深入,天下何以归心?

   黄河治理要求大区域的统一协调,以及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的冲突,这两大因素令这片土地上的农耕社区有了建立并维系统一大国的制度需求。[2]而这两个区域几乎重叠。治水主要是在黄河中下游;同游牧民族的竞争,则继续向西,经渭河平原,直抵今日宁夏和甘肃中南部。这是长时段的制度需求。尽管王朝更迭,也有长期的分裂和割据,也有从分封到郡县的变革,但统一的大国治理是自西周之后这一广阔农耕地区的总趋势。

   大国的治理,注定和小国的治理很不相同。首先是最基本的制度,即宪制/构成(constitution)不同。例如,小国就不大会有什么地方割据或分裂的风险,也很难说什么中央与地方关系。而中国至少从西周分封诸侯开始,就一直有一个大致可谓“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问题。[3]表面看来,这只是一个国家的疆域构成和行政区划问题。但是,为什么这片疆域会构成一个国家,而不是几个国家?为什么有的江河山脉构成政治疆界,而有的则不构成?这其中至少部分是制度构成的。而且,大国并非天生,也不可能只靠军事征服,它还有如何维系的问题。亚历山大就曾缔造了横跨亚欧大陆和北非的马其顿帝国,但他一死,马其顿帝国就分割为几大部分。这与一个多世纪后二世而亡的秦王朝很相似。但问题是,不久之后,汉承秦制,重构了比秦朝疆域更为辽阔且持续了四百多年的两汉,并在一次次“复盘”后有了后来的中国,而马其顿帝国则从此进入了历史。

   任何国家的构成,都一定是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基本制度的产物。本文旨在探讨促成、维系和拓展历史中国全国性治理的政治制度架构,集中关注广义理解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第一节讨论西周的分封制,不是说分封制之下天子与诸侯国的关系就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但我有理由将之纳入一种广义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理论框架中予以分析,将之视为构建大国宪制的最早努力,并且为向郡县制的转型创造了条件。甚至在秦汉,分封制也都曾进入过高层的视野,被作为大国宪制的选项之一,只是在成本—收益分析后遭到放弃或是最终为政治实践否弃了。第二节转向讨论郡县制对于古代中国之政治构成的意义和功能。第三节讨论历史中国的行政区划中的地缘政治考量。这是中央政权鉴于大国的各地自然地理状况,为防止国家分裂割据、加强中央集权而采取的重要宪制措施;但在西方宪制实践和学术传统中,一直缺乏这种考量与实践。第四节关注历史中国宪制传统中的另一基本问题——自西周以来除治理中原农耕区域(“治国”)外的“平天下”,亦即必须为农耕中国与周边民族的冲突和秩序提供一个基本的制度架构。这个问题虽不直接等于,但在历史上至少有时还是构成了另一种形式的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

  

一、西周的分封制

   后世中国人通常视郡县制为历史中国提供了最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大国宪制。但这一宪制架构的最早努力,还应追溯至西周的分封制。理由有三:首先,此前传说中的五帝统治的地盘都还较小,夏、商两朝还是部落国家或部落联盟国家,而西周则是(或更像)一个有政治层级的大国。其次,即便以平王东迁(公元前771年)为标志,周天子王权衰落,各诸侯国之间争夺激烈,但这之前的分封制还是为西周提供了长达约270年的稳定政治秩序。再次,人类创造的所有制度都不可能终结历史,长短也是相对的,重要的是,对于大国的构成,分封有多少以及在当时而言是否有无可替代的制度贡献。

   就此而言,西周封建制对于历史中国构成的贡献不可低估。尽管夏、商两朝也已控制了足够广阔的疆域,但夏商时授予各部落封号(“封”),更多是对部落联盟的政治现实的认可。相比之下,有历史记载的西周初年,在国家制度构造中增加了一系列新的因素。周天子除了将渭水下游和黄河中游确定为由自己直接统治的中央特别行政区——“王畿”——外,还把全国其他土地划分为大小不等的无数块,连同土地上的人民,分封给亲族、功臣和一些未能征服的部落,建立了众多同姓诸侯国和异姓诸侯国。除了“分”和“建”外,西周的“封”还将各诸侯国层级化、序列化和体系化了。

   西周封建制的上述做法,至少有如下五方面的含义:第一,周天子是在积极行使一种独占的政治权力,而不是消极承认原有部落或诸侯的现有实力。“分”和“建”表明,西周最高统治层不仅有了(也许夏商统治者也曾有过的)用政治塑造国家的自觉,最重要的是开始了这种系统的努力。第二,除了没有“主权”外,由于有了土地、人民和政事,诸侯国很像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了,但在这一体制下,各诸侯国原初的土地和人民都来自周天子,诸侯王治理的权力,尽管不可撤回,却也源自周天子。第三,“建”诸侯国,既是创造一系列新的下一层级的政治单位或实体,也是在建立一个以周天子为中心的天下治理体系。故而一旦建立了大量的同姓诸侯国以及由功臣统领的诸侯国,就会加强周天子与各诸侯国——广义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第四,有等级的“封”,也是制度的理性化。周天子因而成了诸侯之君,而不像夏商时代的国王那样仅为诸侯之长。第五,由于与周边地区(部落或方国)的互动,包括军事冲突,也令中原地区之外的所谓戎、狄、蛮、夷等族群进入了周的“天下”。[4]

   因此,上述这一切反映了西周初年政治统治高层的政治自觉、对西周政治秩序的新理解以及关于如何治理天下的新的想象。而这种想象还表明:周天子有了足够强大的经济政治实力,可以贯彻落实自己对于这个国家的规划和想象。“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不仅表明了西周的宪制自觉和愿景,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主动、自觉、清醒的政治和宪制实践,这是有记录的最早的大国政治构建。

   应当承认,西周初年的各诸侯国还不是疆界明确的国。在周王直接的统治地区和各诸侯国都有明确的国、野之分,王或诸侯所居的都城及其近郊称为“国”,郊外称为“野”,居住在国中的是“国人”,居住在国外的则是“野人”。国、野之分表明,在其初期,西周还不是彻底的领土国家,其政治治理的核心架构和力量更多是基于各种血缘关系,周王和各诸侯对本国的统治都更多局限于国/野层面的国。[5]

   即便如此,对土地及其人民的“分”,仍然表明当时的政治治理已开始转向更多基于地域的对人管辖,不像夏商的“封”隐含的那样纯粹是对部落成员的管辖了。西周创立的这一制度的架构,已为其转型成领土国家创造了条件。至少到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国、野之分已逐渐消失,“(国之)礼失而求诸野”,[6]间接表明“国”之文化对野已有了强大的影响。中原各诸侯国对疆域的竞争,也令其边界犬牙交错,意味着各自对其疆域的理解和统治力度都强化了。这标志着宗法中国已经完成向领土国家的转型。[7]

   西周自觉挪用了宗法和血缘关系来建构大国体制,但不可忽视的是,西周分封了一部分功臣,建立了一些异姓诸侯国。这其实是对精英的能力和忠诚的奖励,[8]因此也是向精英政治(meritocracy)发展的重要一步。从当时看,这不过是突破了宗法原则,是例外,甚至可以说破坏了当时的“法治”(礼制);但后来的历史表明,就因为突破了宗法关系的礼制原则,这其实是伟大的先例。

   但西周的政治家们看到的还不仅仅只是眼前,他们要考虑的和做的也必须更多。在如此辽阔、交流通讯不便的疆域内,各诸侯国各自世代统治,相互间缺乏足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缺乏重大且足够的利益依赖和勾连,甚至终身也不得见一面,这个制度能持久吗?时光会逐渐并最终彻底淡化这个起初血缘关系紧密的群体,令理论上的宗法亲缘关系完全让位于地缘关系——事实上是利益关系。诸侯国间的利益冲突,必然导致对土地、人民、财富、地位和权力的争夺,因此这个借助血缘关系的宪制架构迟早会崩溃。清醒理解了这一长远的潜在危险,有远见的伟大政治家如周公,以封建宗法制为基础,创造了作为当时宪制之辅助的国家正统政法意识形态——“周礼”,试图通过定期祭祀共同的远祖,重新唤起进而强化周王室血缘群体的内部认同、团结。[9]即便不相信永恒有效,至少也可以应对现实和近期的问题,因为“长远看来,我们都死了”(借用凯恩斯的那句名言)。就此而言,周礼几乎就是当时为统治阶级普遍分享和接受的宪法规范和宪法理论。这不光是个人“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想想诸侯王仅仅在娱乐规模上违反了周礼——“八佾舞于庭”,孔子就“是可忍孰不可忍”(《论语•八佾》),更重要的是异姓诸侯国同样必须遵循周礼。这意味着周礼只是看起来像宗法,但其实已超越了宗法。

   这一切发生在公元前11世纪、疆域大约有150万平方公里的西周,因此有理由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尝试并实践的大国之内必须有的纵向政治分权,是人类创造的最早的一种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制度。鉴于这种制度从西周直到春秋初年一直坚持,且大致保持了稳定,或可断定这就是当时可行的“宪制”。

   但真的“没有一种制度可能建立在爱之上”。[10]即便是血缘亲属之爱,也难以维持周礼的实践。周公的天才制度设计和政法意识形态规划,最终都难抵抗利益对血缘的侵蚀。不仅宗法名义上的兄弟、叔侄之间相互竞争和争斗,从不和、内斗直至战争、谋杀、篡权,而且还引发了其他人凭自己的政治实力夺权。春秋战国时期,乱臣贼子比比皆是。[11]“礼崩乐坏”意味着当时的中国已无法按照宗法分封制继续治理了,整个国家的宪制架构(其中最显著和最关键的是中央与地方关系),必须改变了。这或许是中国历史上有关大国治理的一次最重要的变革。

当时的诸多思想家于是提出了宪制变革的建议。儒家的基本做法是“不愆不忘,率由旧章”(《诗经•大雅•假乐》),大致也就是今天法律人所谓的“遵循先例”,试图以此来遏制过于泛滥的政治现实主义(realpolitik),他们借想象中的美好西周,提出了自己理想国家的核心宪制原则:“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12]其中最关键的两点是:全国的政令法制不仅必须统一,而且只能源于天子,源于中央政府。更加务实(pragmatic)的法家,一方面提出与儒家很相似的全国法治统一的原则,但最重要的是,从总结西周分封诸侯的合理性和失败的政治经验,他们精要地指出了大国政治治理中必然要面对的中央与地方分权的问题,提出了“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的分权。[13]而这其中还隐含了古代中国宪制的另一重要原则——全国性的精英政治,尽管直到数百年后,由于其他配套的宪制,这一理念才得以开始付诸实践。[14]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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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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