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彦波:明代的舆图世界:“天下体系”与“华夷秩序”的承转渐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97 次 更新时间:2016-05-06 13:5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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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彦波  
同时以小插图的形式在图之边角附载了九重天图、天地仪图、赤道北地半球之图、赤道南地半球之图、日月食图等天文地理方面的知识。图的海洋部分绘有各种帆船9艘,鲨、鲸、海狮等海洋动物15头。南极大陆上绘有犀牛、象、狮子等陆上动物8头。(24)图之“中国”部分,则是广泛地参考了《大明一统志》所附各图、罗洪先的《广舆图》、喻时的《古今形胜之图》以及《中国三大干龙总览之图》、《杨子器跋舆地图》等当时明代比较有影响的舆地图。

   利玛窦在中国期间基于“地圆说”所绘制的中文世界地图,上面绘有赤道、两极、南北半球、五带以及五大洲的名称,传递的是西方全新的世界地理观念,它首先触动的是中国传统的固有观念。虽然在中国古代对地球天体的认识中,早在秦汉时期就有“地动”、“地游”、“浑天”等零星的认识,甚至在蒙古至元四年(1267),还有一位名叫札马鲁丁的学者,在中国制作了刻画着经纬度的木制地球仪,而且地球仪上已采用绿色和白色分别表示水域与陆地的面积,但这些思想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25)在中国传统观念中,一直是“天圆地方”的观念统治着人们的思想。基于这种观念,人们大都相信天是圆的,地是方的,中国居于大地之中,为“天下”,“天下”之外的“四海”岛屿,为夷狄所居之地。这种中心与边缘的方形或同心圆结构模式,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古人对世界认知的模式。正因为如此,对于长期固守“天圆地方”的地理观念,并以“中国”为中心来构建“天下”体系和“华夷秩序”的大多数明朝人而言,要完全接受利玛窦的中文世界地图,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在一些明朝士大夫看来,利玛窦所传播的是“奇技邪说”,一时间,怀疑之声、抨击之词、嘲笑之言,甚嚣尘上。

   事实上,从最初受王泮之请绘制《山海舆地图》到最后受李之藻之邀编绘《坤舆万国全图》的过程中,利玛窦已经深刻地意识到,两种世界观念、两种知识体系的冲突是避免不了的。为了缓解这种冲突给他带来的影响,也为了使尽可能多的明朝人接受他的学说,他采纳了明朝官员的建议,对中国在世界地图上的位置作了相应的变通处理——他把子午线从世界地图的中间向西移动170度,使中国的位置正好处在《坤舆万国全图》的中央,以迎合中国人传统的“中央之国”的视觉欣赏习惯。同时,在绘制中国部分时,他不仅广泛参阅了明朝比较有影响的舆地图,而且还亲自翻阅了大量的地理学资料,力求做到尽量准确。利玛窦的努力是成功的,他所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可以说在当时的世界地图中,是较为全面的,尤其是东亚部分。利玛窦刻意凸显“中国中心”的变通处理,也帮助他避免了不少麻烦,并最终获圣旨进京定居,方便了其传教活动和文化交流的展开。  

  

   由于利玛窦的中文世界地图从根本上触及了中国数千年建立起来的历史传统和意识形态体系,挑战了“天朝上国”、“天朝中土”的权威,对顽强地固守“天下”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大多数明朝士大夫而言,是很难接受的。但我们必须看到,利玛窦向当时的中国人传递了“五大洲”、“万国”概念及“地圆说”,让中国直观地意识到,在广阔的世界中尚有许多以前不知晓的国家存在,中国只不过是“万国”之中的一国。这种全新的地理知识,对当时中国的地理学界、思想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一些开明的士大夫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重新寻找天下体系的合理性依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世界观,使中国人从天下观向世界观迈出了可喜的一步。(26)同时,我们还必须指出的是,正因为利玛窦带来了西法绘制的中文世界地图,使得中西地图学知识有了交流、互动和历史性的对话,尽管由于传统的力量太过强大,这种反馈互动的机制并未建立起来,但是在同时代一些中国学者的地理学著作和知识体系中,不仅注重收录、参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27)而且已经有了粗略的世界地理的观念,对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意大利、法国等西方各国的地理位置有了大致的认识,如明代佚名氏的《地舆总志》,作为当时受西方地理学思想影响而编撰的一部简明世界地理,其内分亚、欧、美、非四洲,(28)有了一种世界性的意识。

   如果说利玛窦的中文世界地图,只是简略地介绍了西方世界的地理知识,那么艾儒略《职方外纪》则可以说是第一部系统阐释西方地理学、地图学知识的重要著作。

   1610年,也就是在利玛窦于北京逝世的年底,他的同胞艾儒略在澳门登陆,后来一路北上,踏访了广东、福建、江苏、浙江、北京、山西、陕西等许多地方,结识了不少地方士大夫和官员。艾儒略在中国生活期间,他一边传教,一边译介西方书籍,共出版了《万国全图》、(29)《职方外纪》、《西学凡》等二十余种中文著作,其中尤以《职方外纪》影响最大。

   《职方外纪》刊于明天启三年(1623),它是在西人庞迪我、熊三拔所著的西班牙底本上扩增编译而成的。全书共分五卷,有总说、有各论,从第一到第五卷分别为“亚细亚总说”(包括亚洲、南洋和地中海各岛)、“欧罗巴总说”(欧洲)、“利未亚总说”(北非洲)、“阿墨利加总说”(美洲)、“四海总说”,书中附有《万国全图》、《北舆全图》、《南舆全图》、《亚细亚图》、《欧罗巴图》、《利未亚图》、《南北阿墨利加图》七幅地图。较之利玛窦的中文世界地图,《职方外纪》有关天体原理、地圆说、五大洲观念、地球纬度、世界海洋航线、经纬度制图、投影法、太阳回归形成四季和五带的原理等西方地理学、地图学知识的介绍和阐释更为全面系统,所记载域外国家的人文地理大势更为翔实。据“亚细亚总说”所言:“今欲揄扬万一,则《一统志》诸书旧已详尽,至中华朝贡属国,如鞑靼……之类具悉《一统志》中,亦不复赘,故略,撮职方之所未载者于左。”在全书中,除了明代《一统志》等方志中已列入的国家略而不述,总共简要介绍了全球鲜为中国所知的大陆国家42个、岛国(屿)21个及海洋名称27个。(30)

   虽然说《职方外纪》依旧带有明显的“欧洲中心观”的痕迹,然而有“西来孔子”之称的艾儒略,他不仅深谙儒家变通之道,而且多年与明代的地方官员、士大夫相处的中国生活经验告诉他,他必须找到一条适合中国人阅读、欣赏和接受的路径,来传播西方的地理学知识。于是乎我们看到,在《职方外纪》中,艾儒略精心编织绘制了一幅全新的图像——“世界万国图像”,并抓住人们猎奇求异的阅读心理,以大量“闻所未闻”的奇事、奇人、奇物、奇器、奇兽、奇观为写作元素,把西方世界的图像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这种精心的安排和新奇的描述,开阔了中国人的地理视野,“形象化地为国人展示了世界的自然图景和海外的人文奇观,帮助了国人在猎奇意识的支援下能够初步认识和理解一种异域的文化,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天朝中心主义的陈旧观念,建立起最初的世界意识”。(31)

   尽管自张骞通西域以来,汉唐时期中国人已经远航到印度东南海岸、波斯湾,元代蒙元帝国陆海扩张、汪大渊等人的航海旅行已经获取了亚、非、澳各洲数百个国家和地区的丰富地理知识,然而中国古代的天下体系,它是以凸显中国对天下的所有为前提的,即凡天下的土地都是“王土”,“世界”若独立于“中国”之外则没有意义,天下只不过是一种想象的存在。这种缺乏世界意识的“天下”、“王土”观念,作为统治中国数千年的政治地理观念,它有非常顽强的历史韧性,任何来自内外的力量均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之。然而,入明以后,承继蒙元帝国东西扩张的世界经验,有了郑和下西洋和西方传教士所带来的新鲜域外地理知识的持续发酵,以“中国”为中心天下观念也在被消解、重构的过程中有了太多的变化,许多睁眼看世界的开明士大夫,他们在重新寻找解释天下体系的合理依据的同时,也有了明显的“世界性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中国只是天下万国中的一个国家。正是在这种天下观向世界观逐渐转变的过程中,传统的“天朝上国”的帝国观念,实际上已悄然在发生变化。

   此外,古代中国人以“天下”为最大的空间单位所构建的“华夷秩序”,实际上是以承认中国封建国君天然的君主地位为核心,通过“册封”与“朝贡”来维系的。天下认知体系中的“华”和“夷”,无论是表现在民族、政权,还是在地域与文化上,并不是完全对等的,存在着内外、主从、上下,乃至“文明”与“野蛮”之别,而且这种秩序本身的建立和推展是一个由紧密到松弛的不断演变的过程。在这个演变过程中,入明以后,随着东、西两个世界的接触,前朝太多未曾考虑的海外诸国,均被纳入明代的“华夷秩序”中,使明朝的华夷秩序增添了更加多元的“世界图像”,具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明代地图上这些看似不太明显的变化,事实上昭示着古老的中国向近代国家的转变已微露端倪。

  

   注释:

   ①何芳川:《“华夷秩序”论》,《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

   ②参见万明:《明代外交观念的演进:明太祖诏令文书所见之天下国家观》,《古代文明》2010年第2期。

   ③王庸在《中国地理图籍丛考》甲编《明代总舆图汇考》(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中认为,李默的《天下舆地图》和桂萼的《皇明舆地图》,实际上同为一图。

   ④为方孔炤所著《全边略记》一书附图的汇集,分上、中、下三卷,上卷为政区图,中卷为边镇图,下卷为海图及域外地图,内容较《广舆图》更加丰富,是一部以边防为主的大型综合性地图集。

   ⑤江苏巡抚采进、不著撰人名氏的《今古舆地图》,一共收有58幅图,其中首幅即为《明一统图》。

   ⑥明王光鲁编辑,崇祯年间刻朱墨套印本,由地图和文字两部分构成,地图部分包含从上古至元朝的古地图35幅,有舆地图、割据图、分界图、山川图等类别。

   ⑦参见朱炳贵:《陈组绶及其〈皇明职方地图〉》,《地图》2002年第4期。

   ⑧《大明一统志》,三秦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卷首语。

   ⑨关于明王朝的疆域,《明史•地理志序》载称:“东起朝鲜,西接吐蕃,南包安南,北据大碛,东西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万零九百四里。”

   ⑩参见潘晟:《从宋代诗文看幽思与胜览思想对宋代地图学发展的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第2期。

   (11)大约在11世纪70年代,今新疆喀什人马合木德•喀什葛里在其编撰的《突厥语字典》卷首,附有一张阿拉伯风格的圆形世界地图,圆图的周边描绘了大宋、印度、埃及、埃塞俄比亚、西班牙等国,但这还不算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地图”。

   (12)参见姚大力:《“混一图”与元代域外地理知识》,《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60-498页。

   (13)参见梁二平:《谁在世界的中央:古代中国的天下观》,广东省出版集团、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第221-223页。

   (14)孙果清:《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地图》2005年第4期。

   (15)《明成祖实录》卷23,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

   (16)(明)巩珍、向达校注:《西洋番国志》,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5页。

   (17)(明)马欢著、冯承钧校注:《瀛涯胜览》,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页。

   (18)(明)费信著、冯承钧校注:《星槎胜览校注》,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9页。

   (19)(明)马欢著、冯承钧校注:《瀛涯胜览》,第2页。

(20)在郑和远航的过程中,随行人员撰写的有关域外地理的著作共有《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和《华夷胜览》四部。其中,马欢的《瀛涯胜览》成书于1416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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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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