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持这一观点的代表性学者有杨峰、黄学贤、张武杨、黄文艺、范振国、胡鸿高、胡锦光、王锴、门中敬等。参见杨峰：《财产征收中“公共利益”如何界定》，《法学》2005年第10期；倪斐：《公共利益的法律类型化研究》，《法商研究》2010年第3期；黄学贤：《公共利益界定的基本要素与应用》，《法学》2004年第10期；张武杨：《公共利益界定的实践性思考》，《法学》2004年第10期；黄文艺、范振国：《公共利益内涵的法哲学界定》，《南京社会科学》2010年第9期；胡鸿高：《论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从要素解释的路径》，《中国法学》2008年第4期；胡锦光、王锴：《论公共利益概念的界定》，《法学论坛》2005年第1期；门中敬：《含义与意义：公共利益的宪法解释》，《政法论坛》2012年第4期。

　　 [14]持这一观点的代表性学者有张千帆、范进学、唐忠民、温泽彬等。参见张千帆：《“公共利益”的困境与出路——美国公用征收条款的宪法解释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中国法学》2005年第5期；张千帆：《“公共利益”是什么？——社会功利主义的定义及其宪法上的局限性》，《法学论坛》2005年第1期；范进学：《定义“公共利益”的方法论及概念诠释》，《法学论坛》2005年第1期；唐忠民、温泽彬：《关于“公共利益”是什么的界定模式》，《现代法学》2009年第5期。

　　 [15]房绍坤：《公共利益的界定法律界定》，《法学家》2010年第6期。

　　 [16][英]H·科殷：《法哲学》，林荣远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247页。

　　 [17][英]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0页、第31页。

　　 [18]笔者于本文中采用的论证路径和方法，重点参考了余军教授的论述思路。参见余军：《“公共利益”的论证方法探析》，《当代法学》2012年第4期。

　　 [19]同上注，余军文。

　　 [20]某一种类型具有不同的特征而成为“混合类型”，如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的行为，同时也违反宪法确定的民族平等的基本原则。但这不同的类型划分并不冲突，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

　　 [2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2014修正）〉释义》，http://www.pkulaw.cn/CLink_form.aspx?Gid=239820&Tiao=12&km=siy&subkm=0&db=siy。2016年2月29日最后访问。

　　 [22]王鹏翔：《论基本权的规范结构》，载《台湾大学法学评论》34卷第2期，台湾大学法律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

　　 [23]当然，我国《宪法》序言是否具有效力，是一个目前尚存在争议的问题。笔者采纳具有效力说，因为宪法序言表明了宪法制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的环境，同宪法正文一起具有规范效力。持该观点的论文参见黄惟勤：《论我国宪法序言的法律效力》，《法学杂志》2010年第2期；葛先园：《我国八二宪法序言中历史叙事的法理与功能》，《海南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

　　 [24]然而这些“歪曲党史国史的文章”是否属于公民表达自由的范围呢？笔者认为，我国《宪法》对于权利的“克减”采纳了“外在限制说”，因此通过这些公众号发布那类文章依然属于表达自由和权利的范围。

　　 [25]参见前注[22]，王鹏翔文。

　　 [26]参见马聪：《霍姆斯大法官的言论自由观——“明显且现实的危险”原则的发展》，《时代法学》2007年第5期；李昌道：《美国言论自由的法律尺度》，《政治与法律》2001年第2期。

　　 [27]转引自前注[22]，王鹏翔文。佘净植将其翻译为：“某一原则不被实现或被侵害的程度越高，实现另一原则的重要程度必须随之增强。”（英文原文为：The greater the degree of non-satisfaction of ,or detriment to, one principle ,the greater must be the importance of satisfying other）参见佘净植：《宪法审查的方法——以法益衡量为中心》，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75页。

　　 [28]当然，这里所谈的“表达自由”包括发表那些“歪曲党史国史”的文章，理由同前注[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