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骏:认识老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74 次 更新时间:2016-04-13 10:1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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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骏  
我们的传统的升官发财的观念,封建的思想——就是一方面想作高官,一方面又甘心作奴隶——家庭制度,教育方法,和苟且偷安的习惯,都是民族的遗传病。这些病,在国家太平的时候,会使历史无声无色的,平凡的,象一条老牛似的往前慢慢的蹭;……及至国家遇到危难,这些病就象三期梅毒似的,一下子溃烂到底”[(27)]。这是他在国难当头之际,反省中华民族衰微积弱的主观原因时得出的结论。所以投身全民抗战洪流的同时,他依然高举思想启蒙的旗帜。即使象《骆驼祥子》那样直接抨击社会不公的作品,也没有放松对于祥子身上由小生产方式培育起来的“个人主义”的针砭,与他从“人”到“野兽”的精神堕落的刻划。晚年那些正面歌颂新社会的剧作,在渲染社会主义新人的精神风貌的同时,仍然注意描写旧式北京市民笑着向昨天告别的心灵历程。《正红旗下》那段经常为人们提及的历史感叹:“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生命就这么沉浮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虽然其中叙说的是一个早已过去的故事,但坦露在读者面前的,仍然是启蒙主义特有的沉重胸怀。呼唤人们共同唾弃那种“浮沉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的“生命”!这种被作家称为“惋惜”、“规劝”与“爱”的思想启蒙与人文关怀,作为思想基调,贯串于他的全部创作,构成老舍艺术世界一个鲜明的思想特征。

   在现代中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性质与历史命运;而拉开这场革命序幕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其自身就是一场民主主义的思想启蒙运动。“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28)]可见,思想启蒙与文学革命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五四新文学的根本任务正在于批判旧思想旧道德,鼓吹新思想新道德,肩负起思想启蒙的历史使命;而且是当时与随后实践这一使命的,最为活跃也最有成绩的手段与方式。这些基本事实,在新文学奠基者鲁迅身上,表现得极为突出,而且十分自觉。还在本世纪初,他就作出了“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指“愚弱的国民”)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29)]——已经特别推崇文艺“改造国民性”的社会功能。“五四”前夕,鲁迅又正是出于唤醒在“绝无窗户”的“铁屋子”里“不久都要闷死”的沉睡者,快快奋起“毁坏这铁屋的希望”[(30)],才投身文学革命的。而第一声呐喊“救救孩子”,与最主要的代表作《阿Q正传》,都是启蒙主义文学的典范。这些,既是鲁迅最初的杰出业绩,也成为五四新文学的启蒙主义传统的光辉起点。老舍的情况与鲁迅颇有一些相似之处:鲁迅是在日本留学期间,开始思考“国民性”的课题,并从医学转向文艺的。老舍也是在旅居英国期间,开始文学创作,并关注“民族性”的革新的。他们都是作为爱国青年,切身感受到现代国家的公民与古老中国的臣民间的差异,怀着忧虑与希望,开始探索“国民性”“民族性”的课题,进而萌发促进人——民族的现代化的思想启蒙的使命感,并且把文艺作为自己这种深沉灼热的人文关怀的主要载体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老舍是继鲁迅之后,又一位始终怀着这样的信念,自觉地履行这一历史使命的作家。

   但当老舍开始创作时,中国文坛正酝酿着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换;当他开始成名时,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已经成为汹涌的潮流,迅速在文坛取得主导的位置。革命文学自然是对文学革命的重大发展;而要发展,又必然包含着对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某些批判以至于否定。比如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大步登上文坛时,一位左翼批评家指出:“现代的中国农民第一是不像阿Q时代的幼稚,他们大都有了很严密的组织,而且对于政治也有了相当的认识;第二是中国农民的革命性已经充分的表现了出来,他们反抗地主,参加革命,近且表现了原始的Baudon(即暴动)的形式,自己实行革起命来,决没有像阿Q那样屈服于豪绅的精神;第三是中国的农民智识已不象阿Q时代农民的单弱,他们不是莫明其妙的阿Q式的蠢动,他们是有意义的,有目的的,不是泄愤的,而是一种政治的斗争了。”他并不否认《阿Q正传》表现了“中国人的病态性格的最重要的部分”,“是鲁迅创作中最可纪念的一篇”,但大声宣告“阿Q时代”已经“死去了”[(31)],这位批评家还说“在五四运动的初期,他(指鲁迅)实在是尽了不少的力量的,新文艺的推进他也是很重要的人,不过他的贡献只是小说的技巧,而不是作品的思想”[(32)]。很显然,这不仅仅限于嘲笑鲁迅与《阿Q正传》是“时代的落伍者”,更在广泛意义上完全抹煞了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思想启蒙传统及其积极意义。面对着如这位批评家所形容的已经觉醒了的、站立起来战斗的、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的工农群众,还需要什么思想启蒙呢?随之而来的,三十年代的以“无产阶级的‘五四’”取代“资产阶级的‘五四’的号召,用“大众化”取代“化大众”的主张,四十年代开始的知识分子向工农兵学习、甘当他们的小学生的时尚,无不包含着同样的思想命题与价值判断;思想启蒙的题旨也就越来越遭到冷落,以至于为人们所唾弃了[(33)]。这也就决定了始终忠诚于这一思想传统的老舍命途多舛了。

   当启蒙主义把理性与科学视为人的觉醒、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时,常常会夸大精神因素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有时还会自觉不自觉地离开物质世界,将这些因素与作用孤立化、绝对化,甚至把思想启蒙置于整个社会革命之上,似乎有了它,什么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这在认识上诚然有片面性的弊病[(34)]。包括前期鲁迅的“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35)],“必须先改造了自己,再改造社会,改造世界”[(36)]那样的看法,也带有明显的幻想色彩。这些,都是毋庸讳言的。问题在于:任何一场真正的社会变革,完全意义上的社会革命,除了夺取政权、改变原有的经济制度、生产方式以外,还包括思想革命的任务——彼此之间又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无视思想启蒙的工作,忽略人民群众精神领域的变革,势必陷入另一种偏颇。后期的鲁迅,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学说,克服了上述的唯心主义倾向。在与帝国主义、反动派进行斗争的同时,仍然在社会批判文化批判的杂文中剖析、鞭挞民族的劣根性。他还专门撰文,赞同列宁的“将‘风俗’和‘习惯’,都包括在‘文化’之内的,并且以为这些改革,很是困难”的理论主张,并发挥说“我想,但倘不将这些改革,则这革命即等于无成,如沙上建塔,顷刻倒坏”,进而号召人们“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还要有正视其中的“黑暗面的勇猛和毅力。因为倘不看清,就无从改革。仅大叫未来的光明,其实是欺骗怠慢的自己和怠慢的听众的”[(37)]。这些话,好象是对两年前所谓阿Q时代已经死去的论断的反批评,同时也是在明确地卫护“五四”新文学的思想启蒙的传统。这样的理解才符合社会发展的辩证法,也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可惜在很长的时期里,能够这样清醒地看待问题的,不占多数。以致经历了几十年天翻地复的社会变革,我们国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旧貌换新颜”,而鲁迅、老舍等人描绘过、鞭挞过的那些病态心理、精神痼疾,仍然相当普遍地存在于人们的心灵深处,阻碍着前进的步伐。社会的现代化,离不开人的现代化。旨在唤醒人们摆脱封建宗法观念、小生产意识的羁绊的启蒙教育,反而成了尚未完成的历史任务。“五四”新文学这一传统的可贵之处在于此,老舍创作的思想价值首先也在于此。

   何况,文学作品本来只有深入开掘人物的心灵世界,才能塑造出丰富生动的艺术形象;作品也总是通过思想感情的交流共鸣,才会充分发挥感染、熏陶、教化的作用——无论创作过程还是接受过程,都是在精神领域进行的。把“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确定为文艺的首要任务,自然不会局限于为配合一时一地的某个具体任务,起些政治鼓动的作用,而把帮助人们卸下精神负累的思想启蒙的功能排除在外。即使主要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如果不深入作品人物与读者观众的灵魂,不充分体现作家对于人民群众,国家民族的命运,对于生活真挚的人文关怀,作品也难以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与持久的思想价值的。至于把作家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灵魂重塑的工程不首先就是思想的启蒙与精神的新生吗?所以,把文学作品作为思想启蒙的载体,符合文学创作的艺术特征与艺术规律。从广义上说,文学作品都具有这样的功能;在社会转型期,尤其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更是如此。结合老舍的创作实践来看:如果没有对于祥子这个来自农村的个体劳动者的小生产意义的真实描绘与深入剖析,没有作家对于这些精神弱点充满同情焦虑的批判,他的悲剧不会有如此强烈的力量。如果不是着力写出祁老人一家与大杂院里众多城市贫民那些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与国破家亡的残酷现实的剧烈碰撞,他们的“惶惑”、“偷生”、“饥荒”,也就无法产生这般激动人心的效果。思想启蒙的题旨深化了作品的思想内涵,也强化了作品的艺术力量。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岁月,人们会重新记起:早在二三十年代,老舍已经在《赵子曰》、《猫城记》等作品中,写到过诸如“造反”的学生砸学校、打校长之类的狂暴行径与混乱场景。如果说过去读到这里,会不以为然,至少认为太言过其实了;那么在亲身经历了类似的狂暴混乱之后,不得不承认这是严酷的事实。老舍早已清醒地看到了而且真实地写出了:在权威力量的严格管制下的循规蹈矩的臣民,当这种管制一旦失去了绝对的权威性,就会变得蔑视任何权威与规矩,甚至丧失理智与人性,成为极大的破坏力量。这正是尚未摆脱封建宗法观念与小生产意识的群众相当普遍的精神弱点。鲁迅曾经不无恐怖地叹息过:“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38)]。怀着同样忧虑的老舍,在作品中淋漓尽致地描绘了陷入盲动中的“臣民”的“暴行”。启蒙主义的题旨使这些作品闪耀着发人深思的思想光彩。

   老舍当然不是什么预言家。而是对于民族命运的真切关怀,对于群众病态心理的深入理解,特别是对于文学创作的思想启蒙任务的自觉认同,使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与持久的思想价值。循着这样的思路,进入他创造的艺术世界,就会对其中丰富的含义有更多的认识。

   三

   与思想启蒙的题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并互为因果的,是老舍的兴趣与笔墨几乎都集中于从文化层面上观察与描写人物,揭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探讨民族的命运。他主要是从文化的角度切入社会现实以至于整个人生的。在他看来:“一人群单位,有它的古往今来的精神的与物质的生活方式;假若我们把这方式叫作文化,则教育,伦理,宗教,礼仪,与衣食住行,都在其中,所蕴至广,而且变化万端。”他还把这置于高于一切,具有决定意义的位置:“抗战的目的,在保持我们文化的生存与自由;有文化的自由生存,才有历史的繁荣与延续——人存而文化亡,必系奴隶。”在他的眼中,文化成了一个民族是否独立,以及有无存在价值一个重要的标志与衡量的依据。他还进而认为“一个文化的生存,必赖它有自我的批判,时时矫正自己,充实自己;以老牌号自夸自傲,固执的拒绝更进一步,是自取灭亡。……我们绝对不能讳病忌医!”[(39)]这是一种自成体系的文化观。基于这样的认识,老舍在作品中特别注意挖掘人物与生活的丰富复杂的文化内涵,并且通过文化上的“自我的批判”,寻求民族的新生,履行思想启蒙的职责。

这种侧重,在老舍的作品中随处都可以见到。《骆驼祥子》具体写到军阀逃兵夺去祥子的车,政府侦探讹诈他的积蓄,两者都可以说是政治性的经济行为或者经济性的政治行为,但作家的用意主要并不在于反映它们给祥子带来的经济上的损失,引起的政治上的抗争或者屈从,而是精神上的挫折感。在构成全书主要线索的,也是写得最为精采的,虎妞与祥子的那场情感纠葛中,虽然就社会地位而言,双方分属对立的阵营,但虎妞强加给祥子的“爱情”,以及由此造成的伤害,根本不是什么物质上的剥夺(相反的,她还一度幻想与他共享父亲的财产),而完全是精神上的屈辱感,使祥子逐步丧失了自立自强的生活意志。老舍的这种选择,在处理祥子与车厂主刘四的冲突时,最有代表性。小说丝毫没有触及他们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经济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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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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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京)1996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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