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范今:解读老舍:他的文化启蒙主义的特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8 次 更新时间:2016-04-11 20:5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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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范今  
比如《老张的哲学》,虽然由其生活感受的实际规约,作者一落笔抓住的就先是“钱本位而三位一体”的世俗性文化的特征,但整部作品的非市民性氛围和对传统文化进行整体性、深层性谛视的强烈欲望,还是显而易见的。这在《赵子曰》、《二马》等作品中,也有不同程度的类似表现。至于对社会历史活动的批判性关注,其超验性乃至与前者不同所表现出来的非历史的“历史”批判,则更是明显地影响到了作品的思想艺术成就。如前所述,《赵子曰》中已有表现,到《猫城记》时就尤为突出了。由于对文化批判对象与主潮性文化批判话语的趋同性确认,以及为这种对象的否定性内涵所规约,在作者面对对象的姿态和与之对话的方式选择上,固然一开始也便显露出与众不同的幽默来,但毕竟不能不崭露批判的锋芒,常常要把幽默推向讽刺,以至于在笔调上不够协调,并影响到了对内在悲剧意蕴的更深刻开掘和表现。至于上面言及的另一倾向,即在俗白语言中亦显示其“美文”创造能力的写景,也终因与其语言基质的不协调而损伤到了作品文气的融通与畅达。

   老舍创作对文化的独特关注,即对文化与生活之间意义关联点的个性确认,是与其对对象世界的真正发现和稳定而明晰的确认同时实现的。在早期,老舍在对对象世界的选择上跳跃性比较大,尽管也受着实际生活阅历的制约,但从基本取向上来看,起着支配作用的,还是趋同性的文化批判欲望和历史性思考的思路指向。对对象世界的真正价值性的自我发现和确认,则是始于《离婚》。他在总结了《大明湖》和《猫城记》的“双双失败”后,决定了“还得求救于北平”。他说:“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儿茶的吆喝的声音,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像一张彩色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胆地描画它。它是条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条活泼泼的鱼儿来。”〔31〕老舍在这儿所记起和发现的,是一个有声有色、有生气有味道的北平市民社会的“故都景象”,这才是真正属于他的对象世界。这时,他创作的制动性趋势发生了变化,已不再偏重于由文化和历史思考的价值取向去选取生活和规约人物,而是转向了看重生活本身所给予的鲜活而生动的启示。而且,有这样一段话是应该为我们所重视的,他说:“啊!我看见了北平,马上就有了个‘人’。我不认识他,可是在我二十岁至二十五岁之间我几乎天天看见他。他永远使我羡慕他的气度与服装,而且时时发现他的小小变化:这一天他提着条很讲究的手杖,那一天他骑上自行车——稳稳地溜着马路边儿,永远碰不了行人,也好似永远走不到目的地,太稳,稳得几乎像凡事在他身上都是一种生活趣味的展示。我不放手他了。这个便是‘张大哥’。”〔32〕这无异于告诉我们,老舍所惊喜于自己的,是他一旦明确了属于自己的对象世界时,同果也就发现了“人”,一种不同于表征性符号的具有真正可知可感的生命样态的人。从《老张的哲学》中“老张”,到《离婚》中的“张大哥”,显然标志着老舍创作的实质性进展,即自主性眼光和创作个性的明晰性确立,以及艺术创造的臻于成熟。

   而至此时,老舍已于自觉不自觉之间渐次疏离了主潮性文化启蒙主义的批判话语和一统性的价值尺度,而趋向和自得于对独特对象世界中诸多生命及其关联的特有内涵和方式的理解和表现。当然,所谓“疏离”不等于背离,在启蒙主义文化批判深在精神的规约和基本历史指向上,只能说老舍找到了自主理解的契合,而不是根本性的背弃。因为实在说来,那种未免失之于笼统的文化批判既不能与所表现的对象实现契合性的对话,又不能在文学的意义上完成富有生力的创造。这时的老舍所实现的实际上是一个深刻而全面的调整,第一,对文化生存状态的多重性和复杂性有了更为自觉而清醒的认识,意识到在其经验世界中生活着的那些故都的市民们,实则是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化生存群体。他们作为群体性生存的文化内涵与其生命过程有着比精英文化层更难以分解的超验性和非自主性特征,有着更难以作明晰判断的生活意蕴和作人文关照的悲剧意味。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老舍把它确认为自己艺术表现的对象世界的。第二,他已把捉准了文学与历史的独特衔接点,即对生命和心灵深处各具特色的社会历史内容作深入开掘并作出符合个体生存原生状态的更富丰富生命意味的鲜活的表现。文化中的历史感和文学对历史的责任承当,应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存在和发展中被感觉和体认出来,而不是把一个对历史认识的价值框架生硬地置放在人物设置和表现之中就能奏效的。他曾明确地说过:“创作!不要肤浅,不要投机,不计利害。活的文学,以生命为根,真实作干,开着爱美之花。”只有“看生命,领略生命,解释生命,你的作品才有生命”〔33〕。而且他以为只有“明白了肉体与灵魂的关系”,才能懂得什么是“文艺的真正深度”〔34〕。从老舍成熟期的小说创作来看,尽管似乎他并不具备思想家的基本品格,但无疑却是一位在文学表现中富有生命深度的作家。他笔下所创造的故都北平的大杂院、小胡同、街头闹市抑或看似僻静的各种场景,在在皆是充满着渴望和失望、急迫和从容、自得和窘迫、宽容与尖刻、讲情意和小心眼、喜乐和忧愁,而这些又难解难分地混作一团构成为一个生息不已的生命场。而张大哥、老李、骆驼祥子、虎妞、祁老太爷、钱默吟等各色人等,又无不是有血有肉,各具性情并被作出深度表现的生命存在。第三,与此同时,老舍也势在必然地调整了作为创作主体与对象世界进行沟通对话的态势,由较为简捷明了的文化批判转向了更具深厚人道主义内涵的同情和愤懑、理解和批评,使作品批判的力度和震撼人心的力量都包容在生命悲剧对人们心灵的更浑厚沉重的撞击之中。也正是在这种理解和表现中,作者水到渠成地找到了文化批判与社会批判有机沟通的结合点。试看,从《离婚》到《骆驼祥子》到《四世同堂》,与前此的作品中那种文化批判与社会政治批判的难以和谐相容比较,在这些作品中就显得互容互包,十分有机地渗透、结合在一起了。在以上调整基础上,作为调整的结果,是老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意义理解,并以此走进了现代经典作家的行列。

   为老舍所确认并营造的,是为故都北平市民社会所固有的那种庸常、敷衍的、心理的、民俗的独特文化氛围。最能代表这种文化的,当为“张大哥”。这位张大哥,虽然见识窄浅,但却有着生长在故都的骄傲,“据张大哥看,除了北平人都是乡下佬。”他重实际而又讲“趣味”,认为“‘趣味’是比‘必要’更文明的”。他靠“常识”和“经验”活着,他热心帮助人,但事情又常有正负两面。因为他那种“敷衍目下”的办法虽是善意的,可又“似乎只能继续保持社会的黑暗,而使人乐意生活在黑暗里。”张大哥是作为一个典型的市民性文化生存个体剖示给大家看的,具有为特殊对象世界生命文化定位的意义。然而在老舍的作品里,更为作者所关注并给予侧重表现的,却是这种生命文化构成的生存环境和氛围,对个体生命的有形和无形的、近乎无处不在又难以改变的制约和影响。这种具有明显心态和民俗特征的市民文化,有如一个作用恒远的陈年酵母,不断地酿制着生活的五味和温馨,也不断地酿制着生命的悲剧。而老舍所着意表现的,就正是在个体生命发展中这种文化的生成过程。比如《离婚》中的老李,本来出身于“乡下人”,但他受过一定的教育,出于对生存现状的不满,就开始想追求一点“诗意”。他向张大哥辩白:“我并不想尝尝恋爱的滋味,我要追求的是点——诗意。家庭、社会、国家、世界,都是脚踏实地的,都没有诗意。大多数的妇女——已婚的未婚的都算在内——是平凡的,或者比男人们更平凡一些;我要——哪怕是看看呢,一个还未被实际给教坏了的女子,热情像一首诗,愉快像一些乐音,贞洁像个天使。老李真地发现了他所期待的“诗意”,即遇上了房东太太的儿媳——一个贤淑可人的女子。但是,置身于市民生活圈子的他,终没有逃得出老张式的预设的轨道,结果依然是沉没在了无诗意的灰色生活之中。环境在左右着他和她,他们自己也不能真正地左右自己,从现实“诗意”的虚幻性到“诗意”追求的幻灭,内蕴着生命的悲剧过程。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深刻和突出的当推对祥子命运的撼人心魄的描绘。年轻的祥子,像是一棵茁壮的树被刮到了城里,他足壮而诚实,“仿佛在地狱里也能作个好鬼似的。”可是命运的三起三落使他拉自己车的希望彻底破灭,而更为可悲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人生观念的彻底改变:“他已经渐渐入了车夫的‘辙’:一般车夫所认为对的,他现在也看着对”,“与众不同的是行不开的”。待到心灵中最后一点火花熄灭,他则进而变成了“个人主义的末路鬼”。祥子的一生,展示的是一个人的生命活力和善良人性如何走向沦丧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恰恰正是市民文化在个体生命中的生成过程,尤其是向恶的方面衍化生成的可怕后果。

   在认识调整和自我价值定位中,随着对对象世界和主客体对话的关系的独特确认,老舍对幽默的把握和运用也就更自觉、自信和自如了。经历《大明湖》和《猫城记》的“双双失败”后,在写作《离婚》时,他先决定了“这次要‘返归幽默’”。〔35〕事实上自《离婚》起,他对幽默的理解和运用,确实是十分地深刻和和谐了。同时,作为同一个过程,他对以“俗”、“白”为特征的文学语言的创造和运用,也进入了炉火纯青、浑然一体的阶段。他曾以写景为例,专门谈过这样的认识:“《红楼梦》的言语是多么地漂亮,可是一提到风景便立刻改腔换调而有诗为证了;我试试看:一个洋车夫用自己的言语能否形容一个晚晴或雪景呢?假如他不能的话,让我代他来试试。什么‘潺’咧,‘凄凉’咧,‘幽径’咧,‘萧条’咧……我都不用,而用顶俗浅的字另想主意。设若我能这样形容得出呢,那就是本事,反之则宁可不去描写。”所以,他决计“把白话的真正香味烧出来”〔36〕!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无须多言。

   老舍创作的发展,另一个耐人寻味的动势,是看似愈来愈走近生活而实则是与眼前的生活具象拉开了距离,坚持着距离性写作。在他的一生中,进行着两种文学操作,一是有切近功利目的的,如抗战时期为服务于民族救亡的神圣目的所进行的大量的戏剧和曲艺等通俗文艺的创作,再如建国后为服务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进行的大量话剧创作,都属于此类;另一类则是无这种切近功利目的的创作,其体裁多为小说。在他看来,两种创作是不同的,前者可以作近距离写作,而后者则必须拉开一定的距离,进行充分地咀嚼消化才能保证艺术的质量,因为小说创作对题材的把握重在内在文化气韵上的融通与体悟,非如此则难言成功。他曾经坦诚地说过抗战前期他所面临的选择:“有三条路摆在我的面前:第一条是不管抗战,我还写我的那一套。……可是我不肯走这条路。文艺不能,绝对不能装聋卖傻!设若我教文艺装聋卖傻,文艺也会教我堕入魔道。……第二条是不管我懂不懂,只管写下去:写战事,写机关枪拼命哒哒;写建设,则马达突突;只有骨骼,而无神髓。这办法,热情有余,而毫无实力;……只剩下了第三条路,就是暂守沉默,我放弃了小说。自然,这只是暂时的。等我对于某个地方,某些人物,某些事情,熟悉了以后,我必再拿起笔来。在小说创作上,老舍是严守这一规则的,即使中短篇的写作,亦是如此。他认为:“有长时间的培养,把一件复杂的事翻过来掉过去的调动,人也熟了,事也熟了,而后抽出一节来写个短篇,就必定成功,因为一下笔就是地方,准确产出调匀之美。”〔37〕如果说,在老舍早期小说创作中,还多少存在着或者距离较近(如《老张的哲学》,人们还可以指认出生活中具体人物的身影),或者还不太熟悉(如《赵子曰》、《猫城记》等)这些方面的不足;那么,从《离婚》开始,则大多无可挑剔了。除《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外,还必须提到的是老舍在其晚年,积毕生的阅历和悟解,所撰写的精品之作《正红旗下》。无奈遭际不幸,天不假年,整部构思未能完稿,给文学史留下了令人扼腕的遗憾!

   终结此文时,心情竟难以平息。如老舍这样具有极为丰富的个性内涵和创作实绩的作家,我们对他的认识和研究实际上还是远远不够的。如果能够跳脱出历史形成的这种或那种思维定势,重新调整对话关系,进行认真地解读,那就会发现,他对于我们具有多么难得的价值和启发意义。而这样做,不仅对于深化老舍研究,而且对于文学史的重新认识和建构,都将是十分必要的。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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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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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京)1998年02期第65~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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