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杰:网络化时代的社会治理创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81 次 更新时间:2016-03-17 22: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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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网格编织得再精细也无法囊括的脱域空间。

   网格化管理之所以能够得到北京、上海、浙江等地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的积极推广和努力实践,表明它有一定程度的存在基础,不过,这个基础首先是对社会生活网络化缺乏明确认识的心理基础。如前所述,网络化在很短时间内大规模扩展,不仅广大社会成员对网络社会新形态缺乏明确认识,而且从事社会管理的官员甚至学者也未必清楚了解网络社会的本质特点和它对传统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因此,以工业社会甚至以农业社会为基础的传统社会观念和管理理念,仍然是从事网格化社会管理研究与管理实践的心理基础,也就合乎情理了。

   然而,网格化管理的这种心理基础是未能及时反映网络化快速发展的思想观念,无论这种思想观念还在多少人的头脑中存在,它都不是网格化管理运行的稳定的心理基础,因为网络化快速发展引起的社会生活深刻变迁,迟早要引起人们在思想观念方面的转变,人们终究要认识到这种与当代社会发展趋势相悖的管理方式的落后性与无效性。

   同时还应看到,网格化管理还存在不可否认的现实基础。首先,承担社会管理主要任务的民政系统和公安系统,对社会的管理都是一种垂直性管理,网格化管理实质上是这种垂直性管理的延伸和扩展。其次,政府其他方面的行政体系也都是以垂直性管理方式运行,庞大的政府行政体系需要更加细化的管理模式,这些都构成了网格化管理的行政基础。再次,关于社区中的离退休人员和社会闲散人员,他们的活动范围较小,大量时间在社区有限空间内开展各种日常活动,网格化的社区管理对这些人具有比较有效的作用。

   应当指出,无论现有的行政体系多么庞大、多么发达,其管理效力都必须以适应当代社会的网络化变迁为前提,如果政府行政管理不顾网络社会的深刻变迁,因循守旧地坚持纵向垂直管理,即便细化出再多的网格,也难以对大规模扁平化的社会生活实现有效管理。至于社区中的离退休和闲散人员,虽然应得到必要的社区服务,这也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但如果城市社会治理仅仅面对这些人员,那就意味着城市社会治理无论开展到何种程度,都不过是一种边缘化行为。

  

三、从网格化管理转向网络化治理

   所谓社会治理边缘化,首先是相对于社会治理的战略任务而言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创新社会治理的重大战略任务是“: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根据中央明确提出的创新社会治理的战略任务,城市社会治理的工作范围不应当局限于离退休人员和社会闲散人员。因为增进社会和谐和增强社会发展活力的主要因素都不在离退休人员和社会闲散人员身上,而在那些从事不同职业的职业群体之中。

   职业群体是社会生活的主体群体①。首先从数量上看,职业群体是社会成员的主体构成。以北京市人口构成情况为例,根据北京市统计年鉴发表的数据可知,截至2013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为2114.8万人,其中职业群体1514.6万(三次产业从业人数1141.0万,各类在校学生373.6万),职业群体占北京市常住人口的总人口71.6%。如果考虑非常住流动人口,北京市职业群体的数量就更大。根据瞬间人口调查数据,2013年北京瞬间流动人口保守估计可达1600万。短期在北京流动的人口,除了数量有限的老年人和学龄前儿童以外,大部分是职业群体,职业群体在流动人口中的比例不低于70%。因此,无论是从北京市的常住人口还是流动人口看,职业群体都是北京市的主体群体。

   从社会活动能量和社会空间的展开上看,更应当承认职业群体作为社会主体群体的地位。一般情况下,论及职业群体时,人们主要关注他们在任职单位中的职业活动,而很少谈及他们在职场之外的社会活动。实际上,职业群体在职场之外的社会活动能量和社会活动空间,要远远大于非职业群体。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职业群体的业余活动无论从活动内容和展开形式上,还是从活动频率和扩展空间上,都已经呈现出难以计算的增长态势。

   作为社会主体群体的职业群体,他们的社会活动不仅为社会增添了无限丰富的色彩和朝气蓬勃的活力,而且也会因为其活动范围的广大无边和进入层面的复杂无限,产生各种难以预见的社会问题或社会矛盾。特别是在社会贫富分化、社会不公问题突出和大量不确定性因素不断涌现的条件下,职业群体的社会活动越活跃,发生社会问题、形成社会矛盾甚至爆发社会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大。近些年爆发的许多群体事件,都是职业群体在职场之外的社会活动所致,而那些离退休人员则很少去参与这些对社会秩序有重要影响的群体事件。从这一点上看,以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为主要任务的社会治理,就更应当把职业群体及其社会活动置于工作范围之内,否则所做的工作都将是舍本求末的边缘化行为。

   把注意力限制在社区之中的网格化管理,还存在另一个严重问题,即无法应对城市中日益扩展的“社区脱域”问题。吉登斯面对20世纪80年代人类社会的发展状态,论述了城市社会的脱域问题,他指出“:所谓脱域(disembeding),我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6]时至今日,吉登斯当年所论述的社会脱域问题不知扩大了多少倍。在移动通信和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快速发展的强力支持下,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能够便捷地脱离社区实体空间而进入网络“虚拟”空间,不仅开展转瞬即至的“光速交流”,而且还结成了各种形式的网络共同体或网络社区。进一步说,经由新媒体推动的社区脱域,已经在社区的物理场域之上又形成了一种信息网络之域。

   信息网络之域是网格化管理使尽全身招数也接触不上的新社会空间,并且,目光向下的网格化管理越精细,它的视野距离网络化的信息之域就越远,由此产生一种相背而去的效应与趋势。这种“相背而去”是致命的错误,就像当年以机器为基础的工业化进程不可阻挡一样,今天以新媒体技术为基础的网络化发展同样不可逆转。凡是把移动通信和互联网仅仅当作技术手段,同时把这种当代最先进生产工具所引起的社会现象仅仅当作控制对象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社会管理方式,都是在逆历史趋势而动,其后果不论而知。

   摆脱该困境的途径只有一条,即顺应网络信息化发展的时代潮流,从网格化的社会管理向网络化的社会治理转变。而要实现这种转变,须要做的事情固然很多,但首要的还应当是形成对社会生活网络化的正确认识。简单说,不应当把网络化发展看成只是一种新技术的应用,而应当明确承认网络媒体新技术已经推动一种新社会形态诞生,并且,这种新社会形态不是依附于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而是在同这二者的并存中占据了不可替代的主导地位。解决矛盾要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当今工业社会、农业社会和网络社会并存同时滋生了大量矛盾的新形势下,必须首先关注网络社会的崭新变化及其引发的各种新社会矛盾。

   其次,改变把社会成员仅仅当作管控对象的社会管理模式。网络化即信息化,网络社会的核心是信息的创造与交流。因此,网络化时代的社会治理,不仅要注意社会成员物质生活的需求和问题,更要注意社会成员在思想观念和价值信念方面存在的矛盾与问题,通过灵活的方式实现社会心理或精神价值上的启发与疏导,在人们的网络信息交流与实地社会交往的联系中及时发现和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在这个意义上,网络对话和网络交流应当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形式。只有在广泛的网络对话沟通中,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和广大社会成员之间才能形成共治、互治的社会治理新局面。

   再次,网络化的社会治理将是社会动员最广泛、最有效的社会治理。与网格化社会管理不同,网络化社会治理一定会有效地把职业群体纳入其中。作为网民主体的职业群体,不仅以其活跃的网络社会行为成为网络化治理的对象,更重要的是他们一定会名副其实地成为网络社会的治理主体。他们将积极利用微信、微博等各种网络渠道开展触及社会生活每一个角落的网络沟通、网络评价和网络推动。不仅各种在传统社会中难以暴露和抵制的污泥浊水,都将在数以亿计的广大网民的网络狂欢中被展示于光天化日之下,而且凡是顺应历史潮流、符合群众根本利益的公平正义之举,也将在迅捷传递的网络交流中受到欢迎与传颂。

  

   【注释】

   ①   本文所谓职业群体,不仅包括在各种岗位上的从业人员,也包括在中小学和高等院校中学习的学生。

   [参考文献]

   [1]刘少杰.中国网络社会研究报告2014年[R].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导论.

   [2][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曹荣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1],1-2[-2].

   [3]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2.

   [4]刘安.网格化社会管理及其非预期后果[J].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14,(3).

   [5]王颖.扁平化社会治理:社区自治组织与社会协同服务[J].石家庄:河北学刊,2014,(3).

   [6][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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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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