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巍:人民币崛起的国际制度基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6 次 更新时间:2016-03-12 00:3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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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巍  
通过互换,国家将得到的对方货币注入本国金融体系,使得本国商业机构可以借到对方货币,用于支付从对方进口的商品,借以减轻因美元流动性缺乏所带来的贸易融资萎缩,并以此来稳定金融市场。货币互换的目的在于降低筹资成本及防止汇率变动风险造成的损失。

   目前在上合组织中,俄罗斯卢布和哈萨克斯坦坚戈之间已按相关协定稳步推进本币自由结算,开创了欧亚经济联盟各国间货币结算的先河。而中国现也已与其他五个成员国中的三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分别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然而,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这种本币互换的规模和程度还需进一步强化,因为除了中俄本币结算从边境贸易扩大到一般贸易,并扩大了地域范围以外,(79)与另外两国的本币互换规模都相对较小,如中乌本币互换规模仅为7亿人民币。(80)

   中国应加快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实现货币互换的步伐,这意味着要推动中国与其他成员国之间双边货币互换的多边化,保证在各国之间顺利实现贸易的结算和金融风险的援助,借此逐步提高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结算功能,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提供一定的制度基础。(81)

   第二,建立区域性贸易和投资的结算支付体系。这既是货币合作的重要内容,又是加强经济合作的基础,因为现代化的支付结算体系能为扩大区域贸易和投资规模提供便捷的服务。(82)近年来,中国积极扩大与上合组织成员国的本币贸易结算规模,不仅如此,中国还是上合组织银联体框架下提供贷款最多的国家,而且人民币的贷款规模越来越大,这意味着,上合组织需要建立一个多边框架下的结算和支付体系。(83)而在充足的外汇储备、庞大的外贸规模、相对完善的金融机制的支持下,人民币有能力主导建立区域性贸易结算支付体系。(84)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尝试构建上合组织区域债券市场,推动各成员国之间债券投融资方面的合作。(85)

   第三,尽快建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2010年,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杜尚别上合组织成员国总理会议上,建议研究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以支持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多边经贸合作。在其100亿美元的资本金中,中国拟出资80亿美元,其他上合组织成员国分担其余20亿美元,但这一建议因未能得到俄罗斯的赞成而被暂时搁置。

   然而,当前中亚能源及经贸合作的发展态势使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建立需求愈发迫切。李克强总理在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总理第十二次会议时也强调,要建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以为成员国互联互通与产业合作提供融资支撑。(86)由于中国的经济和金融实力在上合组织中处于相对强势地位,因此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应主要使用人民币。此外,中国还可以通过加大对成员国的人民币贷款力度,来加强人民币在组织内部的流通。(87)

   总之,金砖机制、东亚“10+3”机制和上合组织共同构成了支持人民币崛起的三大区域性制度平台,中国在这三大平台下进行了一系列货币相关的制度建设努力,从而发挥国际制度对于国际货币的合法效应和锁定效应。

   四、货币崛起与制度竞争

   尽管中国政府选择了一条审慎的人民币国际化道路,即中国至今并未实现完全的货币可自由兑换(这是人民币成为一种被广泛使用的国际货币的重要条件),但中国已经在采取各种有力的货币外交手段,来为正在出现的人民币快速崛起奠定国际制度基础,这将在不远的将来拉开新一轮国际制度竞争的序幕。(88)

   中国在过去五年里围绕货币问题所展开的国际制度外交,既为正在进行中的人民币崛起提供了合法效应,也将为今后人民币地位的护持提供锁定效应。

   首先,在合法性问题上,东亚外汇储备库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金砖应急储备机制和金砖开发银行,外加三大制度框架下正在快速发展的本币结算,是在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在全球层面既有机构和机制改革步伐缓慢的背景下成立的,它们共同宣告了美元作为主导国际货币和美国领导的既有机构和机制出现重大了合法性危机。因此,它们将在今后充分发挥“去美元化”的作用,进而对美元主导下的国际货币体系构成重大冲击。

   中国所参与并领导的三大区域制度体系共有21个成员国,(89)其中包括世界上经济规模第二(中国)和第三(日本)的国家,包括世界上人口规模第一(中国)和第二(印度)的国家,包括世界上领土面积第一(俄罗斯)、第三(中国)和第五(巴西)的国家,包括最成功的新兴经济体(韩国和新加坡),也包括非洲和拉美最主要的国家(南非和巴西),它们在反对美元霸权和美国主导的机构和机制这一问题上汇集到一起,因此具有广泛的合法性。

   不仅如此,这些机构和机制还将为人民币增加国际使用提供技术上的便利。人民币要走出国门,除了贸易手段之外,还需要有金融手段。借助贸易手段需要中国保持一定的贸易逆差,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只能更加借助金融手段助推人民币走出去,即向其他国家提供人民币贷款,以促进人民币的国际使用。

   上述机构和机制由于不受西方发达国家的控制,它们在币种选择上有更大的自主权。而中国在其中具有重要发言权,因此人民币将有可能更多地被用作这些机构的国际币种,从而成为服务于人民币崛起的重要制度平台。(90)

   首先,对于东亚外汇储备库和金砖应急储备机制而言,二者旨在建立区域性的金融安全网,通过内部互助来防范金融风险,如果今后人民币在这两个机制中被广泛使用,人民币在区域货币危机中被用来发挥救援作用,这将意味着人民币在官方层面上发挥干预货币的国际职能,从而大大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91)当年德国马克在崛起进程中,首先就是通过在欧洲货币体系中有效发挥了干预货币的职能而得到了欧洲国家的普遍认可。

   其次,对于金砖开发银行、亚投行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而言,它们旨在为本地区提供开发性援助资金,如果今后人民币在这三个机构中被广泛用作信贷币种,三大机构的人民币贷款将使得受援国在国际贸易活动中更多使用人民币,从而有利于人民币在贸易中发挥结算货币的国际职能;同时还因为今后这三大机构有可能在国际市场上以发行债券的形式进行人民币资金的募集,因而有利于人民币计价的国际债券市场的发展。正因为如此,有评论认为,这三大开发银行将共同构成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92)而当年的马歇尔计划除了实现了美国的对外援助目标之外,另一个主要功能就是推动美元进入欧洲,成为欧洲国家最主要的贸易结算货币。所以有学者认为,对外援助也是一国货币国际化的重要推动力量。(93)

   一旦这些机制和机构接受和适应了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发挥职能,又将会对人民币的国际使用产生锁定效应,从而对人民币地位的维持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国际制度外交另外一个深具国际后果的方面体现在,中国分别在全球和区域层面所展开的“改制”和“建制”努力,为未来国际体系展示了一个国际制度竞争的新格局,即以美国领导的既有制度体系不断遭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集体质疑和挑战,中国领导的新兴制度体系因此必然会遭到来自美国施加的诸多压力,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正在和日本联手不断游说韩国、澳大利亚以及部分东南亚国家拒绝参加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94)这与1997年美国阻碍日本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如出一辙。

   美国通过捍卫既有的制度体系来护持美元的霸权地位,而中国通过“改制”和“建制”来支持人民币的崛起。货币的竞争牵发了两大国际制度体系的竞争,这将构成未来国际货币格局演进的基本特征。

   自二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处于美国权力和价值主导的制度体系之中,尽管苏联作为权力的另一极对美国在多个方面发起了挑战,但它们之间的竞争主要是盟友竞争、军备竞争和意识形态竞争,美苏竞争并未明显地体现为国际制度的竞争,这是因为苏联缺乏进行制度建设的能力。而日本和西欧都是在美国既有制度体系下实现的崛起,也未能对美国领导的制度体系构成挑战。因此,上一轮的国际制度竞争只能追溯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在货币领域则是英镑区、美元区和法郎区三大区域货币制度体系的竞争。

   事隔60多年以后,人民币的崛起引发了新一轮的国际制度竞争。这种制度竞争既是对制度本身的运行效率和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的竞争,也是对制度领导者政治动员能力的竞争。三大开发银行在职能上对应世界银行,而东亚外汇储备库和金砖应急储备机制在职能上则对应IMF。前者致力于提供长期的开发性贷款,以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后者则致力于提供短期的金融援助,以防范各种金融风险。这些新机构和新机制的出现所产生的国际制度竞争压力,将迫使IMF和世界银行等既有机构完善自身结构、提高运行效率,否则它们就将被成员国不断抛弃。(95)作为新制度,它们也蕴含了中国的“改制”决心:如果既有的制度改革依旧停滞不前,中国就要另辟蹊径、联手其他利益相关方进行新的制度建设,通过由此产生的制度竞争,来倒逼国际社会接受人民币的崛起。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尽管中国在区域层面的“建制”努力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并非坦途望尽,而是遭遇了各种挑战,这主要是源于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崛起国在国际政治领导能力方面还比较有限,在进行制度建设的过程中还难以完全贯彻自身的意志和实现自身的目标;相比之下,美国在二战结束后进行大规模“建制”的努力之时,其正“挟大战胜利之威”而处于全球政治领导能力的巅峰时期。

   首先,由于金砖国家内部面临着复杂的矛盾,中国没有能力单方面主导金砖机制的货币合作。虽然应急储备机制的份额构成较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的权力地位,但是金砖开发银行成立的缓慢过程,体现了成员国之间复杂而艰难的博弈。金砖开发银行的设想在2012年的新德里峰会上就已经提出,但直到两年之后,各种细节才正式确定。而关于开发银行平等出资以及组织结构的设计,都体现了成员国之间“权力平摊”、“利益均沾”式的妥协,这并非制度设计的最优结果,也不利于该机构运行效率的提高。直到最后,印度还在与中国争夺开发银行的总部地点。如何弥合金砖国家的内部分歧,不断升级金砖国家货币合作的水平和效率,考验着中国的政治领导能力。(96)

   其次,从2005年开始,东亚复杂的地缘政治矛盾不断凸显,包含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印度和新西兰等域外大国的东亚峰会开始对“10+3”机制形成挤压效应,甚至在政治和贸易等议题上有取代之势。东亚正呈现出一种“制度过剩”的局面。(97)尽管日本本身也有强大的“去美元化”动力,但美国不断利用安全诱饵拉拢日本偏离“10+3”合作轨道,加入美国领导的制度体系,这对“10+3”机制构成了重大考验。中国是“10+3”机制的积极捍卫者,如何继续确保“10+3”合作的主渠道不被动摇,不断深化以东亚外汇储备库为核心的货币合作,也是中国东亚多边外交非常严峻的课题。(98)

   最后,推动上合组织框架下的货币合作,目前还面临着不小的困难。最重要的障碍来自俄罗斯对于中国经济势力在中亚扩张的警惕。客观上,中俄之间存在货币竞争。卢布在俄罗斯与中亚各国贸易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2009年,俄罗斯与中亚各国贸易约一半的份额是使用卢布进行支付结算的,美元在贸易结算币种中已退居第二位,俄罗斯希望卢布来充当中亚统一货币。(99)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当前在乌克兰事件不断升级的背景下,以及俄罗斯在美国金融制裁的压力下,有着强烈的“去美元化”的动力,(10)但是俄罗斯也谨防人民币在中亚的扩张,进而影响到卢布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因为人民币以强大的中国经济为后盾,将自然拥有比卢布更强的市场吸引力。

   一言以蔽之,在国际货币领域,中国如何通过权力分享和利益让步,团结“去美元化”的国际力量,成为新的制度体系的领导者,以助推人民币国际地位的全面崛起,还需要漫长的学习借鉴和经验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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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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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亚太》(京)2014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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