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凤云:观念与热点的转换:清前期政治史研究的道路与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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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凤云  
他在研究的后期关照历史的解释,如作《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鸦片战争前清代社会的自然经济》、《清代的幕府》,尤其是著《清史简述》,只有几万字的书,却涵盖量较大,且有通贯的观点,指出清代史的六个特点。”(13)

   郑天挺在研究中仍然沿袭了中国史学重考证的传统,十分重视档案等新资料的发掘。在研究方法与选题上又多遵循孟森的治学路径。但他却是一个从旧史学中最早走出来的学者。在唯物史观的影响下,郑天挺将研究的视野拓展到社会演进与变革,并对满族的族源及满汉民族关系投入了精力与笔力。

   此外,历数清史研究的前辈,还有邓之诚在《中华二千年史》中曾给予清史大量篇幅,并著有以诗证史的《清诗纪事初编》。罗尔纲以研究太平天国史著名,其《太平天国史纲》、《太平天国考证集》及《绿营兵志》等也有开山之功。

   历史研究离不开对新史料的发掘,这一时期正是抢救清朝档案并开始整理出版的关键时期,首功应归罗振玉、傅斯年等。在他们的努力下,清朝的千万件档案免遭灭顶之灾。而《明清史料》、《清三藩史料》、《清代文字狱档》和故宫《文献丛编》、《史料旬刊》等自30年代得以陆续出版,《清实录》也于此时印行。《满文老档》的发现,更丰富了满族入关前史的文献史料。与此同时,谢国桢则侧重于对明末清初历史和文献的研究,他以个人之力自30年代初陆续出版了系列明清史料与专著,如《清开国史料考》、《晚明史籍考》、《清初史料四种》等,(14)其中,对清朝入关前史料的考录和对中外清史研究论著的评介,已具有了研究指南的性质。

   学界认为,建国前夕,即1937-1949年是清史研究的初步发展阶段。这个阶段为时较短,且国家动荡,学术环境不佳,加上清史资料浩如烟海,缺乏必要的整理和爬梳。而“清史在史学界被视为不古不今之学,不像先秦汉唐能发思古之幽情,又不像辛亥革命前后有现实的需要,清史的重要性没有被认识。它在断代史中的特殊地位没有得到承认,加上清史资料浩如烟海,令人生畏。”(15)因此治清史者寥寥。但是,其奠基作用却是不容置疑的。此后的清史研究的发展,与这一时期的学术积累是分不开的。

   二、唯物史观指导下的政治叙史体系的建立

   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的史学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中国开创的“新史学”,五四以后,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郭沫若、侯外庐、胡绳、吴玉章、刘大年、尹达等为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将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历史研究中,开启了崭新的史学研究范式。例如,范文澜的“历史的发展不是由英雄豪杰,而是由于生产力的增长发展”(16)的论点,鲜明地表达了他对英雄史观的否定,以及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解释模式的认同。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里一切生产力,一方面既还保有发展的余地,另一方面自然不会有新的生产关系出现,那么,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封建农业经济将遵循着老公式缓慢地进行。”(17)其论点在当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建国以后,唯物史观更是被全面地应用到史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侯外庐在《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自序中明确指出:“中国丰富的哲学遗产必须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作出科学的总结。”(18)

   任何学术研究都摆脱不了政治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影响,清史研究的道路亦然。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胜利的新中国,是以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劳苦大众的政权,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阶级分析方法,以及毛泽东关于中国历史和中国近代社会的矛盾学说,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巩固新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话语权,在建国初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而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农民战争史,近代史上的反压迫、反侵略的革命斗争研究也在不断升温。(19)五六十年代的清史研究正是在这一环境下展开的。

   正是在这种政治需求中,建国初期10余年间的历史学,经历了对中国古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历史人物评价等诸多理论问题的学术争鸣。也正是在人民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一历史观的指导下,1951年1月11日,《人民日报》刊发社论——《纪念太平天国革命百周年》,提出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旧式农民革命战争的“最高峰”。(20)由此掀起史学界对历史上农民战争的研究热潮,清朝历史上的白莲教起义、捻军及回民起义、义和团运动等都受到格外重视,得到不同程度的深度“挖掘”。而发生在晚清史上的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也由于反压迫、反侵略的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需要,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线。当时,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大都将学术研究的重点放到了晚清,如范文澜,其主要精力集中于对中国近代史上的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研究,他于1945年在延安时完成了《中国近代史》的写作,阐述了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至1901年义和团爆发这61年间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书中诸多论断及观点奠定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格局。又如刘大年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稿》一、二、三册,着重于中国近代史和历史学理论问题的研究,他强调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意义在于认识历史如何规定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前途。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更是清代政治史中的亮点之作。

   随着近代史研究备受重视,研究细化,成果不断增多,以鸦片战争为界将清史前后分割的历史断限也更加固定成型。

   当然,这一时期的清朝政治史研究并未完全停止,形成了一种重史实考据的潜流。诸如,郑天挺对于清入关前满族社会性质的分析,(21)王钟翰对清朝重大史事的考证,(22)以及商鸿逵的“康熙平定三藩”、“明清山海关战役的真相考察”等诸文,(23)都以微弱的声音强调着这一领域的存在。但这些研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大环境中不过是大海中的小小浪花而已,其涟漪也自然汇入到“起义”与“革命”的大潮中。清前期的政治史研究还是属于一个亟待开垦的蛮荒领域。

   80年代文革结束后,政治史方迎来了研究者的春天。清史学进入蓬勃发展阶段,表现在机构设置、人才培养、论著激增诸方面,专门的学术刊物《清史研究》、《清史论丛》问世,一大批前辈学者与新人耕耘于此。

   值得提出的是,这一时期陆续出版了一系列有影响力度的清史之作。1980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发行《清史简编》为肇端之作,此后有戴逸主编的《简明清史》第一、二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1984年),以及自80年代开始撰写、至90年代陆续出版的,王戎笙主编的《清代全史》十卷本和林铁军等主编的《清史编年》多卷本。此外,还有几乎囊括清代重要历史人物的《清代人物传稿》,上下编各十卷等。这些成果皆系众人研究的精华荟萃,传统史学的纪传、编年、通纪等史学编纂体例被应用其中,代表了当时清史学界的最高研究水平。而李洵的《明清史》,王钟翰的《清史杂考》,谢国桢的《南明史略》,莫东寅的《满族史论丛》,邓之诚的《清诗纪事初编》,郑天挺的《探微集》、《清史简述》,周远廉的《清朝开国史研究》,张晋藩、郭成康《清代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等,(24)则以争鸣的形式成为个人的代表作。这一时期所发表的学术论文,更是难以数计。

   在上述研究中,有三项研究值得一书。一是清前史有关社会性质、主要社会矛盾,以及民族起源等方面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二是对清朝历史地位的充分肯定。三是对明清之际历史人物评价标准认识的深入。而这些研究的理论聚焦又主要体现在唯物史观对社会演进与历史变革、忠君与爱国等宏观问题的论述上,并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第一,清入关前史研究。

   清前史的研究热潮在这一时期仍以极强的势头保持着持续发展的阵容,其中,清入关前的社会性质的研究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话题。王钟翰在1957年出版的《清史杂考》中,以《满族在努尔哈赤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与《皇太极时代满族向封建制的过渡》作为开篇,阐明满族在占据辽沈地区之前已经进入奴隶社会,之后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文中体现的从社会经济、阶级结构入手分析的方法,李鸿彬称之“是我国老一代学者运用历史唯物论新方法研究清史的具有开拓性的代表作。”60年代初,郑天挺在《清入关前满洲族社会性质》一文中指出,“满洲社会确曾经历过奴隶制,不是从氏族社会飞跃到封建社会的”,“1616年努尔哈赤所建立的政权是封建政权,满洲族已进入封建社会。”(25)1979年,他又发表了《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续探》,以大量资料重申此前的观点。(26)而他的立论依据,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的论断。周远廉的《从“诸申”身份的变化看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和《关于满族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问题》等文,从“诸申”身份与地位的变化阐明满族社会性质的变化。主张满族在入关前即经历了原始公社制末期、奴隶占有制与封建制等各个阶段,进入辽沈后,“诸申”成为“计丁授田”的农民,满族方进入了封建社会。(27)李鸿彬在《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中,对于以满族进入辽沈地区作为奴隶与封建两种社会形态的划界没有不同意见,但他对满族奴隶制的性质与特点作了分析,认为属于家内种族奴隶制。(28)

   可见,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主导下,有关社会历史演进阶段的讨论在相当程度上引导着学界治史的价值取向。而与社会形态有密切关联并同样被关注的还有对满族的由来及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

   学术界一致的意见是,明代建州女真为满族形成的本体,在统一战争中女真人形成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50年代,有王钟翰发表的《明代女真人的分布》、(29)莫东寅发表的《明末建州女真的发展与建国》,(30)70年代有薛虹的《明代初期建州女真的迁徙》、(31)滕绍箴《明代建州女真人》等,(32)这些文章大都是从整体上探讨满洲国家的社会发展水平、封建化的程度等,并说明满洲出于建州卫,为女真支裔,即唐之靺鞨,周之肃慎,系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至90年代初期,相关研究仍有未艾之势,虽在理论上没有新的突破,但在对满洲崛起的历程,入关前的政治准备,以及具体到八旗制度的性质与作用等基本史事的考订上,都不同程度地拓宽了研究视野与内容。

   第二,清朝历史地位的评价问题。

   出于对宏观问题考察需要的认知,学者们对明清鼎革、康乾盛世,以及清代国家统一等重大历史课题始终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而这些问题都需要直接面对清朝历史地位的评价问题。

   一直以来,如何认识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都存在不同的声音。民国初年,以章太炎为代表的民族革命志士站在排满兴汉的立场上,对清朝历史的否定不遗余力。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有多处直接表达了他的排满思想。有曰:“清以夷酋入主,威行专制,明世遗民,不惟抱亡国破家之痛,更具有光复中兴之心。盖以种族不同之故。”(33)这种建立在华夷之辨基础上的认知,被学界称之为民族革命的解释模式,也即民族革命史观。其对清王朝的否定,等于强调清王朝的建立是中国历史的断裂。对此,孟森则直言不可“承革命时期之态度,对清或作仇敌之词。”明确指出,“清一代武功文治,幅员人材,皆有可观”,“自当占中国累朝史中较盛之一朝”。(34)但是,民族革命的史观,一度仍为主流声音。

   建国后,在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学说的影响下,对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的认同,仍成为对清朝历史地位重新评价的最大障碍。

如谢国桢说:“在十六七世纪(明朝),我国科学技术本不让与欧洲,但到清朝却停滞不前。”明朝在边疆开拓、巩固国防,以及社会经济、学术思想上,也都有卓越的成就,只是到清朝才落后了。(35)郑昌淦亦认为:清前期近200年的历史,使中国大大落后于西方,清后期70年处于挨打的状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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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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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史研究》(京)2015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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