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立诚:“蛇口风波”始末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844 次 更新时间:2016-02-02 15:2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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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立诚 (进入专栏)  
辛勤地研讨?他们打破了一度笼罩在这个领域的权力崇拜意识和缺乏主体精神的弊端,从当代政治发展和社会体制改革的高度,深入追究着思想工作领域中一系列病态逻辑由以形成的历史及其与当代现实错位的种种表现,并且进而发出了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转型,必须进行深层次变革,必须适应新体制需要的呼吁。

   然而,这些同志过去散落峰头,缺乏显露智慧的机会,加之这个敏感领域过去一向很少在大范围内展开“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开讨论,这就使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一次又一次丧失了开拓、进取、变革的机会,渐渐陷入越来越被动的境地。

   今天,具有极大传播力的人民日报在改革精神的鼓舞下,向这些同志敞开了阳光喷涌的大门,怎不令人振奋?

   这里要补叙的是,报社有关领导和评论部对这次讨论的想法是不纠缠琐细的枝节,把重点放在探讨如何加强和改造思想政治工作的普遍问题上来。

   鉴于这是一个新的复杂的任务,报社决定在讨论中不定调子,不做结论,鼓励各抒己见。对李燕杰等同志,既肯定他们的贡献,也指出他们面临新的挑战,需要改进提高;对蛇口青年,在鼓励他们实事求是敢想敢说的同时,对某些不妥当的想法做适当批评。报社认为,这样做,对沟通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对加强和改造思想政治工作会有好处。

   本着这个指导思想,人民日报8月8日在第三版右上角刊出了《关于“蛇口风波”的讨论》这个专栏。首期两篇文章别开生面,以《人民日报内部评报两种意见》为题,把8月6日《“蛇口风波”答问录》发表当天报社内部评报栏上两篇针锋相对的评报搬到了报纸上。一篇蹙眉叫苦,认为“李燕杰等同志碰了那样的大钉子,简直不好理解,思想工作总不能一味地‘哄你上天’吧?”另一篇则欢呼不迭,预言这篇文章“反映了全国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不可避免的大争论,这场争论迟早要发生,藏也藏不住”。

   这可是件新鲜事。评报栏家家报纸都有。每天报纸一出,编辑们免不了七嘴八舌说长道短。热心者便拿起笔来,三言两语仓促成篇贴在栏内,自然成为热点,吸引人流,也就促进了思考。评报栏上的话,都是即兴率真之作,不像报纸上的许多文章,讲究面面俱到,四平八稳,许多话说了等于没说。离新闻界远的读者,以为编辑们也是死板模样,其实不尽然。评报栏上的长短文,常常火爆十足地打起笔仗来,读了让人心跳。可大约也正由于此,没见过哪家报纸把评报栏上的话登出去的。文法还在其次,报纸的“形象”岂不要受损?

   人民日报破了这个例。一来是想让编者和读者沟通沟通,彼此干的、看的是一个事物,可隔着一张报纸老死不相往来岂不遗憾?二是6日的编者按中说了要讨论,这轰轰烈烈的起兴容不得凉了,是以先拿它来打头炮抛砖引玉。三是这个领域素来敏感,怕有作者摸不着头脑先要看看“背景”。这两篇文章一出,比什么样的动员都管用。

   果然,从8月8日起到9月14日该专栏结束,短短1个月零6天,1531件信稿从全国各地涌到人民日报。

   来信来稿的几个数字颇值得玩味。

   一是信稿的80%是各地及部队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写来的,可见大家憋了一肚子的话要说。

   二是1531件信稿中,有266件倾向或赞同李燕杰、曲啸、彭清一同志的观点,占全部信稿的17.4%。

   这1531件来信来稿有以下三个特点:

   首先,全部信稿,不管各自持什么观点,都赞成人民日报开展这场讨论。

   中共广东惠州市委宣传部曾华流在来信中说:“人民日报关于蛇口风波的讨论,可以说是看准了思想政治工作的行情。”

   什么行情呢?常州市四建公司干部苏志德说:“新时期在纠正了思想政治工作只讲‘义’不讲‘利’,只讲‘天理’无视‘人欲’,要人人都做圣人的‘左’的倾向之后,整个思想政治工作跟不上改革的步伐,一时间瞻前顾后无所措手足,现在正处于老的一套不行,新的一套不会的时期……”

   许多同志在来信来稿中指出:类似蛇口的争论早就在各地、各单位以及家庭、朋友间进行了,而且远远尖锐得多。这不用大惊小怪,在历史大转变时期,如果没有这样的争论,那倒是很不正常、不可思议的了。报纸把这场争论刊登出来,是件好事。

   中共山东荣城拖拉机厂党务办公室姜泽强来信指出:新矛盾新问题就是在这样的撞击下逐步发现的,新方法新思路也是在这样的撞击中逐步形成的。

   倾向或赞同李燕杰同志观点的来信来稿也赞成开展这场讨论。唐山市政工程公司粟显士来稿说:“感谢人民日报提出了蛇口风波,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想赚钱能赚钱的就被认为是有才能的观点……不仅蛇口的有,内地也有……这些观点究竟对不对,产生的问题应如何解决……应该认真加以讨论。”

   第二,参加讨论的绝大多数作者都把精力放在了如何加强与改造思想政治工作的探讨上。很多文章提出了发人深思的见解。如收复老山主攻团前政委、现在国防大学政工研究室工作的黄宏同志在来稿中分析说,三位老师在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蛇口受到发难,尽管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思想政治工作的改进不可或缓,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历史并不承认感情,对于思想政治工作者来说,重要的不是愤懑和不平,裁定谁是谁非;而在于冷静地内省和反思。三中全会以来,思想政治工作每前进一步,无一不伴随着思想政治工作对传统思维方式、工作方式的批判和再认识,这是一个痛苦的跨越。

   商品经济带来什么变化呢?黄宏同志说,其一是商品经济的自主带来青年利益观念的强化。他从老山前线干部战士74%的人在调查问卷中肯定“军人应该无私奉献但也要讲物质利益”等事实中分析说,当代青年打破了自然经济条件下对经济关系的冷漠,而把对社会作贡献与自己必须获得一定利益联系起来,从中获取贡献的动力。其二,商品经济的契约性带来青年权利意识的强化。权利是利益的法律契约形式。蛇口青年有较强的权利意识,显然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过去很少讲人们应有的社会权利,这是有片面性的。其三,商品经济的平等性带来青年民主意识的强化。民主是人民群众的利益在政治形式上的表现。有了民主就必然要说出自己的主张,并且通过民主的形式保证这种权利和利益的实现。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切切实实把民主作为自己工作的准则……应该把展开不同意见的争论,包括在某些非行政的场合允许得出不一致的结论,也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种形式。

   四川省人事局干部洪方明、柳州铁路局党校朱宁等同志着重从理论上分析了思想政治工作在革命战争中诞生,在产品经济条件厂发展,在商品经济崛起的今天不适应形势要求的几个阶段的具体情况。

   洪方明说: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失去了过去的感召力……李燕杰等同志所做的探索还不是对失去感召力的深层历史反省基础上的努力,没有深刻触及现行思想教育过时的一些基本内容和形式,他们所尝试的不过是浅层的东西。根本问题是什么呢?过去的思想教育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与革命战争时期,与“队伍”生活这些特定历史条件相适应的。而现在,商品经济发展了,历史条件不同了,思想教育旧的形式、内容失去了适应性和合理性。以过去战争中教育行军“队伍”的那一套来教育今天社会的各色人等,以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中的东西要求今天商品经济中的人们,必然导致历史性的思想与现实的错位。对于这一点,我们近年来在推进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的同时没能充分认识。李燕杰等同志虽然语言优美,善于演讲,但其内容在本质上仍然深深地带有过去时期的烙印,这就难怪商品经济发展比较快的蛇口人有“隔世之感”。

   朱宁在一篇《严峻的反思》的长文中说:“这次风波实质上是商品经济意识对日趋衰落的自然经济、小农经济意识的挑战,是开放意识和封闭意识的交锋。”

   各地及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者来信来稿中,绝大部分赞同上述同志的看法。远在美国、法国、挪威、澳大利亚的留学生们,从人民日报海外版看到关于“蛇口风波”的讨论,也纷纷寄来了参加讨论的稿件。他们的文笔夹带着开放的气息,语言爽快明朗。

   曾在国内插队的挪威工学院工程博士留学生陈听来稿说:

   “我在国内上大学听了4年政治课,假话多于真话,政治老师也只是例行公事罢了,大家都可以理解。人最可贵的品质是真诚,但过去经常的政治运动的迫害,使人们不得不用虚假的外壳将真诚封锁起来……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今天,这套‘一言堂’的方式越来越没有市场了。‘蛇口风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从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博士生王武来信说:

   “‘蛇口风波’这样的报道能够刊登出来,是过去没有过的。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报道及讨论牵动了这里所有关心祖国政治的人。看到人民日报新闻改革迈出大步,我们深表赞赏,并增加了对改革的信心和早日报效祖国的决心。”

   赞同李燕杰等同志观点的张家口地区经贸局汽车队贾学华则认为,蛇口风波冲突的实质是:

   “现在人们只认钱,不管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只要能捞到钱就好。特区有这种思想倾向,内地同样有。根本不讲‘主人翁’、‘责任感’,也不讲‘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管你什么为人民服务的伟大宗旨及远大共产主义理想,只要能捞到钱,什么都干,把荣与辱颠倒过来了。”

   第三,此次讨论的另一成果,是众多读者在来信来稿中对思想政治工作如何加强与改进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

   兰州军区政治部刘成栋和蔡建华、北京人民警察学院理论教研室魏磊、大庆油田党委宣传部王迎春等一批同志提出:思想政治工作者的观念更新是重要的一条。

   刘成栋、蔡建华说:“现在突出的问题是:一些青年教育工作者受‘左’的思想、传统观念、固定模式影响较深,用老眼光看待新事物,用老观念评估新思想,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这是造成扭着劲的重要原因。”

   什么是“老眼光”、“老办法”?魏磊指出:

   其一,在思维方式上,从抽象的原则和规范出发,用一系列理想化的‘应该’去要求错综复杂的社会和千姿百态的个体,导致永远还原不到现实的理想主义。如果辅之以意识形态赏罚机制,便导致:1.盲从和膜拜。2.泛社会的虚假,人们不堪忍受道德的苛苦而又不能不戴上假面具,某些狡诈之徒便趁机图谋己欲,形成双重道德。

   其二,在价值取向上重整体轻个人,重集体利益,压抑个人利益,片面强调集体利益的先天合理性,贬低个体欲望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集体永远是目的,个人永远是手段。这就导致了独立人格的丧失,自尊的丧失和社会的一片死相。在现存社会中,并非所有的集体都有其合理性,一些以集体利益所行的邪恶不乏耳闻。在这种情况下片面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不以公正为原则,将助长和强化社会邪恶。

   其三,在教育方式上取居高临下姿态,缺乏平等。

   魏磊提出的方法是:思想政治工作者要深入研究商品经济形势下平等意识和利益观念崛起的现实,研究人们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逐步觉醒的现实,并使思想政治工作逐步适应这个现实,从观念到行为来一个蜕变。王迎春同志认为,除了要反对僵化以外,思想政治工作者还应该更新陈旧的知识结构,掌握当代新兴的各门科学知识。

四川大学团委书记、中共长沙市南区区委宣传部提出了思想政治工作要多元化、多层次的建议。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的多元性,决定了上层建筑领域中社会观念、道德准则、心理状态以及思维方式的多元格局。思想政治工作要适应多元化格局,要具有时间上的动态性和空间上的区位性的区别,并且一定要摒弃空话套话漂亮话……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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