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柏:沙特问题的中国解决方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7 次 更新时间:2016-01-21 23: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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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柏  
美国国内石油产量的快速增长极大地降低了美国对外国石油的依赖。2005年,美国石油进口与国内需求之间的比例为60%。到了2011年,这个比例降为45%。据估计,在2013年上半年,美国国内83%的石油需求实现了自给自足,达到了自199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许,2013)。

   2013年5月13日,Alwaleedbin Talal王子在给沙特阿拉伯的石油部长AliAl-Naimi及其他几位部长的公开信中警告称,美国页岩油和页岩气产量的飙升将减少其对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成员国的原油需求,这可能严重威胁到以石油产业为支柱产业的沙特阿拉伯经济。他还指出,沙特阿拉伯92%的财政预算来自石油收入,其出口收入的90%也是石油贡献的。国际能源机构预测,在未来五年内,美国对OPEC成员国的原油需求会减少。2012年美国从OPEC成员国进口的石油量降到了15年来的最低水平(Makan and Allam,2013)。

   沙特阿拉伯前石油部长Mohammed Al-Sabah不同意Alwaleedbin Talal王子的观点。他认为,即使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国,也不会给沙特阿拉伯在国际石油市场的地位造成负面影响。他指出,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日产油量为1000桶,远远超过了当时沙特阿拉伯的产油量,但这并没有对国际石油市场产生重大影响,因为美国国内的产量不能满足其国内的石油需求。即使美国2014年日产石油1100桶,它仍然不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输出国。在2013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沙特阿拉伯出口石油7.6亿桶,而美国只有区区190万桶(Sabah,2013)。

   但是,如果我们用比较美国的产油量与沙特阿拉伯的出口量来衡量美国在国际能源市场角色变化的影响的话,认识就太过片面,原因如下:首先,美国对OPEC成员国石油需求减少已经反映出美国在国际能源市场角色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比如,2013年2月,美国从OPEC成员国进口的石油量降到了自1994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事实上,与美国相比,沙特阿拉伯在国际能源市场上仍然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而且可以经受住市场份额减少的冲击。但是,OPEC其他成员国却没有沙特阿拉伯这样幸运。沙特阿拉伯每天向美国出口的石油达到135万桶,但是相比之下,尼日利亚跟安哥拉两国日出口总量仅达到60万桶,创下了25年来的新低(Makan,2013)。随着美国石油产量的增加,世界上许多石油生产国家受到严重影响,国际能源市场也将随之发生变化。因此,沙特阿拉伯也不得不在一个全新的国际环境中经营其石油产业。

   其次,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甚至是世界上主要的能源输出国家的这一事实必将影响它对中东地区外交政策成本效益的评估。随着美国在能源独立的道路上越走越快,美国对中东的关注自然会变得越来越少。

   第三,美国及里海地区日益增加的能源供应将加剧未来国际能源市场四大能源中心之间的竞争。过去,OPEC及俄国是国际能源市场主要的石油供应商,现在两大新兴产地已经加入了能源市场的竞争。虽然沙特阿拉伯在国际石油市场的主导地位不会受到威胁,但未来它将不得不面对更加激烈的竞争。例如,俄国已经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于2013年与中国签订了为期25年、金额高达2700亿美元的石油供应合同,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交易。俄罗斯总理于2013年10月访问中国时,又与中国签署了另外一份“超级大单”,即在未来十年每年为中国额外供应1000万吨石油。截至目前,中国石油进口量中仅有5%来自俄国,俄国依据中俄签署的两份合同向中国供应石油后其能源份额在中国市场的比重将大幅增加。

   国际能源市场的变化给沙特阿拉伯带来的不断增加的压力,将迫使沙特阿拉伯推动其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减少对石油产业的依赖已经成为沙特阿拉伯的政府政策。根据“沙特阿拉伯:2015年长期发展战略”这一政府计划,沙特将推进重大的经济改革,重视私人投资,发展多元化产品,大力发展服务业。这份文件预测,“到2014年止,油气出口在总出口中所占的比重将从71.7%降至36.7%,到计划时期末,石油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预计只有17.9%”(Lippman,2012:88)。问题在于如何实现目标和沙特是否有足够的动力来推动这些目标的实现。

   沙特阿拉伯正面临着人口增长、高失业率、人民贫困、区域政治不稳定等挑战。沙特阿拉伯面临的第三大挑战是,周边国家的人口快速增长,加之高失业率,尤其是高青年失业率,导致了政治的高度不稳定。中东及北非地区面临着人口快速增长的问题。从1980至2010年,埃及人口从4260万增至8050万,约旦人口从370万增至740万,叙利亚人口从880万增至2220万,伊朗人口从3980万增至7690万,伊拉克人口从1320万增至2970万,阿曼人口从120万增至300万,也门人口从910万增至2350万。沙特阿拉伯人口也从1000万增至2570万(Cordesman2011:8-9)。

   由于过去三十年里人口快速增长,这些国家都出现了青年人口迅速膨胀的问题。这一问题在沙特阿拉伯国土面积较大的邻国尤为突出。其中,2011年14岁及以下年龄人口在也门跟阿曼占总人口中所占比例高达42%-45%,在伊拉克总人口中高达38%,在约旦及叙利亚总人口中高达36%,在埃及总人口中高达33%。而该年龄层人口在沙特阿拉伯总人口中高达38%(Cordesman,2011:10)。中东地区青年失业率高达2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其2011年4月发布的中东及中亚地区前景展望中指出:“这一数据超过了世界任何其他地区的青年失业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称,“失业现象‘在青年人中尤为普遍’,15至24岁的失业青年占该地区失业人数总数的40%,在埃及和叙利亚这一数据高达60%。”(Carey and Salama2011)

   人口众多导致贫困的现象在不生产石油的中东国家尤为突出。正如托马斯•李普曼指出的那样,“沙特阿拉伯的周边环境不好”(Lippman2012230)。沙特阿拉伯的确毗邻许多较富裕的国家,如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巴林和科威特。但是这些富国的国土面积都很小。相比之下,除了阿曼以外,与沙特阿拉伯相邻的国土面积较大的国家都比较贫穷。就世界人均GDP排名而言,沙特阿拉伯排在第55位,而埃及仅位列第137名,约旦为143名,伊拉克为159名,伊朗为104名,也门为172名(Cordesman2011:12)。

   沙特阿拉伯自身也面临着国内就业市场失衡的问题。一方面,沙特阿拉伯平均每年就有40万到50万的失业人口,而且随着人口增长,失业人数每年还在增加。但另一方面,却至少有400万外国人在沙特阿拉伯工作,而且这些外国人每年都会把他们从沙特赚取的约200亿美元寄回他们的祖国(Lippman2012:105)。

   因此,地区经济发展对沙特阿拉伯的国家安全有很大影响。如果沙特阿拉伯那些人口众多的邻国仍然贫穷,政局仍然动荡不安,沙特阿拉伯的国家安全就会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一位分析人员指出:“阿拉伯和波斯的宗教人士,各国政府和各国的政党,只有从这些现实中吸取经验教训,才能为自己国家的人民带来福社或者为政治稳定提供一个基础。当埃及、利比亚或突尼斯的政治变革未能以改进和完善经济基础设施、满足教育及管理的需求为优先目标时,这样的变革注定要失败或把自己国家的未来置于更糟糕的境地。这一点对目前政局较稳定的国家也同样适用。”(Cordesman2011:3)

   三、中国视角下的中东地缘政治地震

   大多数中东事务的观察家都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由美国主导的五常加一集团与伊朗进行的谈判上,却没有对促使美国作出这一决策的原因进行分析。从美国的视角来看,出现这一历史性时刻的原因可能有很多。然而,中国的崛起即使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当前理解美国最近中东政策的改变,需要考虑美国亚太再平衡这一全球战略的背景。从美国角度而言,与伊朗签订协议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实施重返亚洲战略的考量。

   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或者后来所谓的“再平衡战略”,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从现实状况看,如果美国放任中国继续发展,总有一天中国将成为一方霸主。为了制衡中国继续发展,美国与包括日本、菲律宾、越南在内的与中国为敌的盟友们加强部署,形成对中国的包围圈(Mearsheimer2001)。冷战时期,为对抗苏联,中国与美国开展了长达20年的密切合作。到了21世纪初,中美双方则为争夺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展开了激烈的竞争(Friedberg2011)。

   然而,美国政府实行的重返亚洲战略受到两个结构条件的明显制约。第一,如果不在中东及北非地区实行战略收缩,美国便不能做到将其战略重心真正转移至亚洲。然而,美国驻利比亚大使之死引起了美国国内民众对奥巴马政府的强烈谴责,迫使奥巴马不得不更加关注中东地区。第二,美国单纯地从军事上将战略重心转向亚洲对影响该地区的走向而言将起不到任何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中国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大多数盟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为了对冲中国的发展,美国还必须重新提出一个经济战略。

   在这一背景下,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开始被视为美国一项宏大战略的组成部分。对一些人而言,这是美国推动的一个“把中国排除在外”的俱乐部(Pilling2013)。就这一观点而言,中国被排除在外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等于是只付了少量的准入费后便进入了全球市场,其经济却因此有了巨大改观。然而,允许中国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未能阻止中国操控其汇率、操纵招标程序、向其国有企业提供优惠贷款、无视知识产权规则(Pilling,2013)。第二,对一些国家,尤其是日本而言,成立一个“把中国排除在外”的俱乐部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他们认为通过与其他同样信仰“自由、民主、基本人权及法制的国家结盟是制衡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的一个可行方法”(Pilling2013)。在华盛顿的国防圈内有人指出,日本加入TPP具有重大象征意义,为确保日本能顺利加入TPP,美国应该适当放宽TPP条款(Capling and Ravenhill2013)。

   相反,另外一些人怀疑中国能否真正被排除在TPP之外。当然,在过去十年中,把美国排除在外的自由贸易协议激增已经导致美国在亚太主要市场的份额下降,而美国加入TPP则将会扭转这一下滑趋势。但是,当前参与TPP谈判的许多国家与中国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他们不希望与中国的贸易关系被美国外交政策绑架。例如,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已经告诉华盛顿的决策者们“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一旦觉察到对中国采取遏制政策,它们将会马上离开TPP的谈判桌”(Capling and Ravenhill2013:293)。有分析师指出,“目前中国位于全球经济的顶端,在世界各国GDP排名中中国位居第二,且处于全球供应链的中心。试图通过规定或法令颠覆这些基本经济现实的任何贸易协议事实上都是鲁莽之举”(Solis2013)。

有人认为,美国应该利用TPP向中国施压,使其开放服务行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国有企业的改革,而不是试图通过TPP把中国排除在外来实现美国国家安全的目标。毕竟,“美国外交政策的高层次目标是应对正在崛起的国家,合理地构建选择策略,从而促进一体化与同质化的进程,尽可能地规避冲突,避免让过于明确的承诺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这事实上已成为华盛顿的一个口头禅,并且得到了两党的支持。中国问题上的主战派、主和派以及现实派人士之间发生的分歧其实不是关于逻辑本身,而是关于作出何等程度的承诺,达到什么程度就过度了的问题”(Barma,(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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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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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1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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