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存光:一个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儒学观与文化主张

——方克立先生学术思想述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98 次 更新时间:2016-01-18 00: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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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魂、中体、西用"论的思想来源、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已有学者作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和阐述 ,笔者在此不想作过多的赘说,但有一点我认为有必要作进一步的申论和阐扬,这就是方先生对于"中学为体"所作的独具匠心的全新诠解。初涉"马魂、中体、西用"论者往往对其高扬"马学为魂"的旗帜印象深刻,"西学为用"的意义也不难理解,而未见得能够充分注意和深切体认"中学为体"的新义和深义,在我看来后者正是方先生此论的精义和主要理论创获之所在。

  

   在现代新儒学研究中,方先生曾充分肯定现代新儒家在挺立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方面所做出的贡献,认为他们在西风劲吹、中国文化"花果飘零"之时提出"儒学第三期发展"等口号,"其根本精神不在于复古,而是企图以此畅通民族文化生命的本源大流,使之不至于割断和失坠,保存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尽管以儒学来涵盖中国民族文化传统未免偏狭,把儒学传统的内在资源仅仅归结为道德心性之学也有失于片面、武断,但就对民族文化传统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对发扬民族精神、复兴中华文明有高度的责任感,坚决反对宣扬民族虚无主义、文化投降主义的'全盘西化'论这一点来说,现代新儒家的功绩是不可抹煞的" 。在肯定民族文化的主体性这一点上,他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与现代新儒家并没有根本的分歧。有的新儒家学者批评社会主义中国确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是丢掉了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方先生指出"这至少是一种误解"。依方先生之见,"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要在中国生根发展,不能没有中国文化这个接受主体","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不但不是敌视和对立的,而且力求和它相结合,否则它就不能在中国生根","马克思主义只是提供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人类文明发展指出一条通向大同的道路,它并不否定也不能代替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不是中国文化的危机,而是给伟大中华文明的复兴带来了生机" 。换言之,"正是由于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指导,所以才能激活传统文化中的优质资源,充分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使中国文化走上'综合创新'的康庄大道" 。方先生在25年前提出的"接受主体"这个概念,是理解民族文化主体性问题的关键。因为对于作为主体文化的中国文化来说,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外来文化,它必须被主体文化所接受并且与主体文化相结合,在主体文化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成为其发展了的新形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唯有如此它才能在其中起到先进文化的引领、指导和"灵魂"作用。中国人如果不了解或不接受马克思主义,它始终游离或外在于作为主体文化的中国文化,那么再高明、再先进、再有用的外来文化也起不到任何作用,而难免"游魂"的命运。由此可见,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接受主体"这个概念,就表明了其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明确立场。

  

   方先生后来又指出:"中国文化必须是充满活力与自信的、富有包容性的生命主体和创造主体,它才具有接受外来文化的能力。" 18年后,他在提出"马魂、中体、西用"论的时候,已经不是只提"接受主体"一个概念,而是提出"运作主体"、"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四个概念来共同论证和进一步强化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他对"中学为体"做了明确的界定并揭示了其丰富而深刻的内涵:"我说的'中学为体','体'的涵义已不是指精神指导原则,而是指文化的民族主体性,即在一种文化中,它的运作主体、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到底是什么;'中学'已不是清末'中体西用'论者所讲的'中国之伦常名教'或'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也不是现代经济学家所讲的'中国化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指有着数千年历史传承的,经过近现代变革和转型的,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的活的中国文化生命整体。只有中国文化生命整体才能够作为自强不息、变化日新的'创造主体'和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接受主体',某一阶段、某种形态、某个流派的中国文化都不足以担当此任。" 包括现代新儒家在内的"中体西用"论者,都是把"中体"归结为形而上之"道"即某种不变的精神指导原则,如"中国之伦常名教"(冯桂芬)、"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薛福成)、"盖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王韬),而以"西人器数之学"、"诸国富强之术"等等为"辅"、为"末"、为"用"、为"卫道"之具。贺麟先生提出"以儒家精神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的口号,仍然袭取了这种"中体西用"的思路。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开宗明义说:"今日时局,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劝学篇·同心》)毫不掩饰地说出了提倡"中体西用"论的政治目的,充分暴露了这种理论的保守主义实质。而方先生讲的"中学为体","正是在否定了晚清'中体西用'论的保守主义意涵的前提下,而突出地强调了其肯定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意义" 。因为在他看来,作为运作主体、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的"中学"或中国文化,不是指某种万世不变的精神指导原则,也不是指某一阶段、某个流派、某种学说或教义的特定中国文化形态,而是指有着数千年历史传承的,经过近现代变革和转型的,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的自强不息、变化日新、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活的中国文化生命整体。这种视野是持保守主义立场的"中体西用"论者所不可比拟的,他对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论证也比现代新儒家要深刻得多和有现实说服力得多。

  

   方先生认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中体"实居于联结中、西、马三种文化资源、形成综合创新之统一体的关键地位。"因为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都必须为中国文化所接受,成为现代中国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才能在三大思潮对立互动和中国的新文化建设中起作用"。 马克思主义只有被"中体"所接受才能在"新统"中起到先进文化的引领、指导和"灵魂"作用,西方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只有被"中体"所接受才能起到为我所用的"他山之石"的作用。作为主体文化或母体文化的中国文化也只有在"马魂、中体、西用"良性互动、综合创新中才能转换出适合于社会主义时代需要的新形态,这种新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也仍然是中国文化。关于"马魂、中体、西用"之所以能相资为用、有机统一的学理根据,方先生坦言是"受到王船山讲'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统之乎一形'(《周易外传》卷五)的启发"。在他看来,"按照王船山'道器无易体'、'统之乎一形'的理论,统一形上与形下的那个'形'也就是统一道与器的'物之体'",因此可以说"作为主体文化的中国文化,它实际上就是统一'形而上之道'(马克思主义)和'形而下之器'(科技等现代西学)的那个'形'" ,"这样'魂'('道')、'体'('形')、'用'('器')三者就有机地连结、统一起来了" 。这一说明格外值得我们重视,如果说"马魂"和"西用"都必须统之乎"中体"之"形"的话,那么,"中体"在三者之中处于关键的中心地位就是显而易见的了。因此,我认为方先生的基本观点可以说是一种在"以中为体"即充分肯定中国文化主体性前提下而致力于"马魂、中体、西用"良性互动、综合创新的文化主张。这一文化主张既不简单蔑弃自身的文化传统,亦"决不允许用传统来拖住我们的前进步伐" ,既一贯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地位,又充分肯定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既坚持借鉴、吸收一切外来优秀文化为我所用的开放性原则,更注重主体文化不断开拓进取的创新品格和能力,从而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和对外来文化的开放立场综贯、统一、融合为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方先生曾多次指出,中国现当代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选择,"它的实质内容就是要解决中、西、马三种文化传统、三大文化思潮的关系问题,其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 。这与张岱年先生关于"文化综合创新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的综合"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明确了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之后,在这里需要解决的实际上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与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之相容性问题。有的新儒家学者企图把二者对立起来,说什么"中国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派那儿,是没有原则意义、没有体的层位的,其体是马列" 。方先生指出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且有混淆概念之嫌。因为在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都具有"体"的优位性,不过一个是主导性之"体"(也可称之为"魂"),一个是主体性之"体",二者不能混同。方先生还指出,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简单地说成是一种体用关系。"从字面上看,在'古为今用'的意义上可以说当代先进文化马克思主义是'体',中国传统文化是'用';在'洋为中用'的意义上也可以说中国文化是'体',被接受的外来文化马克思主义是'用'。如果这种孤立的、单义的'马体中用'和'中体马用'命题都能成立的话,那么就难免重蹈'道体器用'与'器体道用''相为体用'之覆辙,更加放大了传统体用思维方式灵活多义的负面效应。"因此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之间主要是一种相需关系,而不是体用关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也可以从相需的意义上来理解"。 他还具体考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马魂"与"中体"的相需关系,强调指出"'魂'与'体'谁也离不开谁,二者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并据此提出了"强魂健体、魂体相依方能成大用"的著名命题,深刻阐明了"魂"、"体"、"用"三者统一的辩证法 。

  

   "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今已近百年,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发展道路选择之争始终没有停止过,三大思潮对立互动的基本格局一直延续到今天,不过表现形式更加复杂多样、错综交集而已。相对于"全盘西化"、"复兴儒学"、"中体西用"、"西体中用"等文化主张,"马魂、中体、西用"论不但以其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鲜明立场而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道路、理论体系高度契合,而且更以"中学为体"的高度民族文化自觉而在自强不息、变化日新、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五千年中华文明中扎下了深厚根基,体现了时代先进性与民族主体性的高度统一,成为当今中国得到最广泛认同也是最具有现实性的一种文化选择。有的论者只见其一不见其二,因此对"马魂、中体、西用"论缺乏全面、科学、准确的认识。本文着重从人们相对忽略的后一方面加以补充阐述和发挥,希望此论能够得到更多人的认同和全面理解,让它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实践中发挥更有力的正确舆论导向作用。

  

五、小结

  

   从"三大思潮对立互动"说到"马魂中体西用"论,可以看出方先生近三十年来学术研究和理论思考的重点一直是在中国现当代思想文化领域。他不回避现实的矛盾和思想论争,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一个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儒学观和文化主张,在思想多元、交锋激烈的学术界起到了非常正面的舆论导向作用。我以为,方先生评蒋庆文最后所说的那段话可以作为他一以贯之的儒学观和文化主张的代表:

  

我们认为,作为前现代的意识形态的儒学,决不可能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中国全面复兴,重新取得它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正统或"独尊"地位,但并不说对儒学要全面否定和抛弃,它在21世纪的中国文化格局中没有自己应有的地位。恰恰相反,我们在指出儒学的本质是封建意识形态的同时,又高度评价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着大量的人类智慧成果,并已融入中华民族精神,深刻地影响和塑造着每一个中国人,维系着社会的长期稳定和有序发展的巨大历史功能和精神力量,认为今天中国的一切发展都离不开传统的基础,包括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落户、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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