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存光:一个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儒学观与文化主张

——方克立先生学术思想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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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更加具有世界性的眼光",因此并不完全隐晦儒学的缺陷和负面影响,而且主张现代儒家要同西方第一流的思想家交流对话,包括在社会政治经济的层次要同马克思主义展开对话。他们从现代中国思想的实际出发,还提出了一种很有识见的看法,即认为"中国未来的希望乃在于马列、西化和传统儒家人文思想三者健康的互动,三项资源形成良性循环。" 这与方先生本人一贯倡导的"三大思潮对立互动"说可谓不谋而合,以至于他们的这一提法受到了方先生的格外激赏和高度评价。因为在方先生看来,"现代中国的三大思想流派--马列、西化和新儒家,如果说各占有一定的资源优势的话,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就不必一定只有冲突和紧张,而是有可能同时建立一种互补或互动的关系。特别是在不涉及现代化道路选择等政治分歧的文化层面,交流、对话、互动发展的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 。也正是基于三大思潮之间能够健康互动和良性循环的美好愿望,尽管在对儒学的本质和现代命运的认识以及在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是走"儒家资本主义"的道路还在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问题上,方先生与现代新儒家学者之间还存在着原则性的分歧,但是他乐于以一种健康、开放和理性的心态与现代新儒家在思想文化的层面上进行深入的交流和对话,而明确反对采取冲突、对抗或"老死不相往来"的态度 。他在回答个别大陆学者反对与现代新儒家交流、对话与互动,认为这是"对新儒学的腐蚀性警惕不够"的观点时说:"新儒家和西化派都反对马克思主义,有对立和紧张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新儒家强调继承民族文化传统,西化派主张大力吸收西方先进文化,都包含着一些合理的思想因素。马克思主义者应有宽阔的胸襟,凡是合理的思想就肯定、吸纳、借鉴。马克思主义是古今中外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合理继承者,这其中就包括民族文化传统中的精华,也包括西方的先进文化,因此与新儒家、西化派在某些问题、某一点上有可能形成共识,这就是互动发展的基础。肯定'互动'说并不是丧失立场,肯定'互动'说也不是搞什么'统战'把戏,而是发展中国新文化的需要,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或者说是内在要求。" 只有以解放全人类为目标、并不拒绝接收古今中外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马克思主义者才具有这样博大的文化胸怀和开放心态。

  

   贯穿于方先生的"三大思潮对立互动"说之中的,还有一点是颇为耐人寻味的,就是他之所以把现代新儒家看作是现代中国三大思潮中不可或缺的一"元"或一"家",乃是因为在方先生看来,它是"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最具有影响力和生命力的思想派别之一,代表着现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主流派"。近代以来,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挑战,人们在文化上乃至社会政治上所作出的保守回应有着各种各样的面目,即使在"五四"时期的保守主义思潮中,也不止有现代新儒家。然而,"在现代的各种思潮中,多少能够代表传统儒学的价值,使儒家人文主义在唯科学主义、物质主义泛滥,工具理性压倒一切的现代社会里还不至于完全淹没,并且不怕复古、倒退、保守之讥的,毕竟只有现代新儒家" ,或者说,"在现代中国的保守主义思想派别中,能够保持一贯的宗旨,70年传承不绝,始终和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形成鼎足之势的,唯有现代新儒家",因此,现代新儒家"当之无愧地可以被称为中国现代保守主义思潮的主流派" 。

  

   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从罗尔斯对一般多元论和理性多元论所作的区分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这一点。根据我的粗浅理解,理性多元论强调各种理性的哲学学说、道德理论和宗教信仰之间的交流、对话与互动,在共同遵守公共理性的前提下,在它们之间所形成的多样性或"重叠共识",可以被看作是"一持久的自由制度背景内人类理性力量长期作用的结果",而一般多元论却"允许各种不单是非理性的、而且也是疯狂的和侵略性的学说存在" 。具体就近代以来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来说,很显然,那种对外来的思想文化本能地采取深闭固拒态度的极端的顽固守旧派对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来说完全是一种非理性的、阻碍性的文化力量,"五四"时期尊孔复辟的思想诉求和政治主张更是一股与时代逆向而行的复古逆流,正是这股逆流直接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及其"打倒孔家店"的文化激情。毫无疑问,像这样顽固守旧和复古倒退的文化立场和政治主张,是不可能成为现代中国思想格局和多元文化思潮中的健康有益的一"元"的。与之不同,方先生指出,"现代新儒家主张'复兴儒家文化'、'重建儒家的价值系统',呼唤和推进'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其根本精神不在于复古,而是要畅通民族文化生命的本源大流,使之不至于割断和失坠,保存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 他还指出:"对于儒家传统,杜维明等人十分强调'批判的继承'和'创造的转化',强调它今天是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发展,必须同当今世界上各种有生命力的思想学说交流对话,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作出创见性的回应。这不是用'复古倒退'、'对历史的反动'所能简单否定的,而必须承认是富有历史意识的一种探索。" 可以说,方先生对现代新儒家的这一评价,是站在理性多元论而不是一般多元论的立场上来讲的,所谓"现代新儒学是适应时代的需要而产生的,作为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主流派,它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派、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大致同时产生,并在错综复杂的对立统一关系中发展",也都是意在彰显这一理性多元论的立场。不仅如此,也正因为是站在理性多元论的立场上,方先生在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现代新儒学思潮并与之展开交流对话之始,乃至在整个研究的过程中,他实际上一直在强调和凸显马克思主义较之现代新儒家具有更为开放、多元、理性和健全的文化立场与态度。方先生不仅批评现代新儒家"以孔孟程朱陆王为'正统',把墨、道、法、释诸家排除在民族文化传统之外,把儒家中真正富有人文主义精神和唯物主义的思想学说也排除在儒学传统之外"的道统论和思想史观的落后性,认为"'儒学三期论'集中表现了他们的续统意识,也突出地表现了其唯心史观", 而且强调指出,与现代新儒家偏狭的新道统论、中体西用的文化立场和态度不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具有更为开放的文化视野,善于吸取古今中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以海纳百川的气魄,实行开放的文化政策,睁开眼睛看世界,对东方和西方各民族一切优秀的历史文化,对近代先进的科技成就,均采取兼容并包、为我所用的态度"。 很明显,这两派所表现出来的文化胸襟和开放态度应该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比较顽固守旧派有着相对多元开放立场的现代新儒家,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相比显然还是要逊色得多。

  

三、当代大陆新儒学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与回应

  

   余英时先生曾经断言儒学已成为一个无托身之所的"游魂"。他说:"今天我们首先必须认清儒家思想自二十世纪初以来已成为'游魂'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然后才能进一步讨论儒家的价值意识怎样在现代社会中求体现的问题。认清了这一事实,我们便不得不承认:儒家通过建制化而全面支配中国人的生活秩序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有志为儒家'招魂'的人不必再在这一方面枉抛心力。但是由于儒家在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凭藉深厚,取精用宏,它的游魂在短期内是不会散尽的。" 然而,事情的发展总有出乎人的预料之外者,儒家的"游魂"不仅在短期内没有散尽,而且,"作为中国现代思潮的三大主流之一"的现代新儒学,面向21世纪"依然表现出不衰的生命力" 。甚至在80年代末,有的志在为儒家"招魂"的大陆学者也开始明确提出"儒学复兴"的口号,并"认为只有复兴儒学才是解决当前中国大陆种种问题的唯一出路" 。而在进入90年代之后,又有一些大陆学者从研究现代新儒学转而开始"欣赏、认同以至归宗现代新儒学",甚至公开自称"大陆新儒家" 。其基本特点是:"无条件地认同港台新儒家,认为对儒学和新儒学,只能用生命投入的方式去体认和契接,而不能把它作为客观对象来研究,因此也反对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现代新儒学。" 方先生在90年代中期就已经敏感地意识到这只不过是"大陆新儒家"的一派,"因为无条件地认同港台新儒家并不是所有大陆新儒家的共同特点,有人还呼唤在大陆'形成有异于港台地区的新儒家群体'"。虽然"'群体'是否已经形成"在当时"还很难作出明确肯定的判断","但它与前一派大陆新儒家有一个不同的特点已很清楚,即不是全面认同而是要'有异于'港台新儒家" 。由于这派"大陆新儒家"作为"群体"的面目在当时还不是十分清楚,因此,人们一时还很难对它作出更为深入的分析和判断。

  

   方先生始终关注这一思潮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陆的发展态势。他注意到,90年代以来,大陆逐渐兴起了一股新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其主要特点是"放弃激进的社会/政治批判话语,转而采取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话语"。这一"话语转换"意味着什么?在《要注意研究90年代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一文中,方先生将其主要特征或表现概括为如下几方面:

  

   1,反思和批判激进主义。

  

   2,和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一样,当代文化保守主义也表现出一种回归传统的倾向。

  

   3,在反思中国近代思想史时,一方面批判激进主义,另一方面则表现出对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过分偏袒和钟爱。

  

   4,和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一脉相承,宣扬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和世界观。

  

   5,文化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批判现代化的理论,与"后现代主义"有某些表面的契合之处。

  

   6,文化保守主义区别于"社会政治的保守主义",它可以和政治上的保守势力相结合,也可以和其他政治倾向相结合。

  

   7,主张以大众文化来消解主流意识形态。

  

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9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的第一个特点,即"从反思80年代'文化热'中的激进主义到反省'五四'以来以至整个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激进主义,从批判文化激进主义到批判政治激进主义;反省、反思整个中国近代史,否定近代以来的历次中国人民革命,认为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都是政治激进主义的产物,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应该走改良和'君主立宪'的道路。" 显然,这股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文化上批判激进主义主要就是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在政治上批判激进主义主要就是否定近代以来的所有"革命"。然而,吊诡的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于激进主义的反思和批判采取的却是一种否定一切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极端立场,表现出了一种在保守传统名义下的十分"激进"的面目,也可以说是一种"激进主义"的文化保守心态,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相对于第三代现代新儒家人物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看法和评价来讲,9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立场和观点显然是一种倒退。方先生曾如是评述第三代现代新儒家看待传统儒家的态度及其"五四"观:"杜维明、刘述先都不是对传统儒家持一种无批判的认同态度,并不隐晦儒家的缺点和阴暗面……。刘述先认为'五四'只看到传统的缺陷,完全看不到传统的优点,自有其偏颇处,但是'五四'提出德先生、赛先生的口号,要我们向西方学习,'眼光一点也没有错',至少是'大方向并无差错'。杜维明肯定'五四'批儒'有其很健康的意义',把儒家的缺点、弱点充分暴露出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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