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存光:一个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儒学观与文化主张

——方克立先生学术思想述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23 次 更新时间:2016-01-18 00: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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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提到'中国现代三大思潮'之一的地位更是它从没有受过的荣誉",乃至于"儒学和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前景问题已成为海内外学人最感兴趣的课题之一"  。这就是两大思潮交流、对话、互动所产生的现实效应的一个方面的真实表现。

  

   2、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论与阶级-意识形态分析方法。

  

   方先生在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现代新儒学思潮并与之展开交流和对话时,主要采取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理论立场和阶级-意识形态分析方法。

  

   现代中国三个派别或三大思潮所共同关切的古今中西文化之争的问题,说到底也就是时代变革的问题,是"传统和现代化的关系问题",这是三大思潮之间展开文化讨论的主题和思想斗争的实质所在。他们"都主张中国要现代化",只是"各自选择的道路不同"。在方先生看来,作为现代中国的儒家,现代新儒家之所以是现代新儒家,他们除了"具有尊孔崇儒、以儒家学说为中国文化的正统和主干,以继承儒家道统、弘扬儒家学术为己任等儒家的一般基本特征"之外,在时代特征上更区别于先秦儒家和宋明新儒家,因为他们"生活在20世纪的中国,深切地感受到西方文化的挑战和中国面临着迫切的现代化问题,其对应现实的方法是力图以儒家思想为主体为本位,来吸收、融合、改造西方近现代的思想和文化,力图找到一条使传统中国通向现代化的较平稳的道路"。 尽管他们的努力是"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激烈反传统的一种保守的回应",但他们"为解决传统和现代化关系问题所作的探索和贡献"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作为一种"返本开新"的学术思潮和文化运动,其所谓的"开新"就是"要适应现代化社会需要,开出科学和民主",因此,我们不应"怀疑他们要求科学、民主之真诚,不能否认他们提倡的是富有现代意识、具有'现代'性格的儒学,或现代化之儒学"。 可见,不是就思想来论思想,而是从时代发展和中国现代化的实际需要出发来审视和评价现代新儒家及其所代表的文化思潮的价值与意义,可以说正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理论立场的具体运用。当然,从这一理论立场出发,我们也不难发现,现代新儒家"返本开新"的重心"无疑是在'返本',即回到儒家精神的本根处,确认儒家道统在中国文化中的'一本性'";从思维方式的角度讲,这样一种确认显然是"非历史的",因为脱离了它所处的时代生存环境与社会现实,是根本无从谈儒学的基本精神的,"那个作为儒家之'常道'的抽象精神实体是不存在的"。因此,总的来讲,现代新儒家"返本开新"的思维理路和论证方法,"不是从现代化的需要出发去衡定传统儒学的价值,而是在肯定儒学永恒价值的基础上给它装进现代化的内容。正因为传统儒学的价值和现代化的内容(科学、民主)都是具体的,它们又属于不同的价值系统,所以现代新儒家根本无法克服'返本'和'开新'之间的矛盾"。

  

   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角度来看,任何思想都必然会被打上时代和阶级的烙印,传统儒学和现代新儒学都不例外,因此,就有必要对他们进行一种阶级-意识形态的分析。依方先生之见,只有这样,我们也才能真正地认清并客观地评断儒学的现代命运这一令整个20世纪的中国思想界最感困扰的问题之一,而不是简单地认同现代新儒家全面"复兴儒学"的口号。与"五四""打倒孔家店"和"文革""批林批孔"从总体上否定儒学的口号相反 ,"'复兴儒学'则是一个从总体上肯定儒学的口号",甚至"认为只有复兴儒学才是解决当前中国大陆种种问题的唯一出路",也是"人类走向未来所能依赖的唯一的定盘针"。尽管"从总体上肯定或否定儒学并不等于对其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但这是"对于儒学的现代命运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其根本分歧"并不在于对儒学的当前处境的不同现象描述和经验概括,也不完全在于思想方法上的形而上学片面性,而是在于对儒学的本质认识不同,对'什么是儒学'、'什么是儒学的真精神'、'什么是儒学的本质'这些最基本的问题看法未能取得一致"。

  

   那么,究竟什么是儒学、什么是儒学的本质、什么是儒学的真精神呢?现代新儒家学者"把儒学和新儒学看成是一种抽象的人的学说,或谓'哲学的人学',认为它是神圣天道和永恒人性的体现,因此具有神圣性、普遍性和永恒性",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极力否认儒学在本质上是'封建意识形态',同时也否认现代新儒学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现代新儒家第三代代表人物杜维明先生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论点,即区分"儒家传统"和"儒教中国",认为前者代表了"儒学精神的基本方向",它是"以人为主的",是"一种涵盖性很强的人文主义",而后者则是指"'以政治化的儒家伦理为主导思想的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及其在现代文化中各种曲折的表现',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封建遗毒'" 。方先生指出,这样一种截然二分的看法并不能帮助我们真正认清儒学的本质和真精神,据此片面观点也不可能对儒学的现代命运或"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未来前景问题作出一种科学的论断。在方先生看来,

  

   为了回答儒学的本质问题,首先必须弄清楚儒学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学问。作为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它无疑是一个复杂的思想体系。……在阶级社会里,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它的本质特征就是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特点,体现一定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保持或改变现存的社会制度服务。儒学的本质也不例外。因为在封建社会里,儒学提供了一整套维护封建经济政治制度的思想观点和理论学说,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以至于它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影响到社会的风俗习惯,然而其不变的核心却始终是纲常名教。儒学的本质正是由其自身这一相对稳定的具有根本意义的内容所决定的。

  

   ……

  

   把儒学定性为封建意识形态(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并不是全盘否定它的历史价值和现代意义。封建意识形态和"封建遗毒"、"封建糟粕"不能划等号。社会意识的发展具有历史的继承性,每一历史时代的意识形态都包含了对以往的意识形态成果的继承。因此历史上的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特别是那些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意识形态,都不可能完全被历史所遗弃,都有可供后来者选择、继承的文化成果和思想资料,也就是说有"精华"。……这一份宝贵的遗产,我们当然应该十分珍视,把它批判地继承下来,作为铸造新的意识形态和精神文明的重要传统资源。这方面的内容或许可以用"人文关切"或"儒家人文主义"来概括,但儒学中的资源并不止这些,例如悠久深厚的朴素辩证法思维传统就不一定能概括得进去。只要对儒学在两千年发展中的多方面内容进行认真地具体地辨析和研究,就不至于出现杜维明担心的"糟粕何其多、精华何其少"的情况。

  

   我认为,方先生从阶级-意识形态的角度对历史上儒学的本质所作的上述分析和论述,是更为全面而客观的,也是更加符合历史真相的,比新儒家学者抓住儒学的某些非本质的现象特征而把这种已经失去社会存在基础的意识形态抽象化、神圣化、永恒化要正确得多。方先生也从文明的连续性、继承性的角度充分肯定了"儒家人文主义"的价值,充分肯定了作为中华文化重要载体的儒学为传承民族文化精华所作出的贡献,这就为正确认识儒学的现代价值、充分发挥它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提供了学理根据。他不是将儒学的传统割裂二分后采取否定其一认同其二的态度,而是历史地看待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或统治思想的地位和作用,力主对历经两千年发展而积累下来的儒学传统的丰富内容作"认真地具体地辨析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扬精弃糟,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从这样一种理论立场和研究态度来认识儒学的现代价值,自然会得出客观、公允的结论:"在预计它的未来前景时,我们不认为它有重新成为中国的主导思想,以至成为人类走向未来的'唯一的定盘针'的可能,但却认为它的一些思想富有积极合理的价值,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宝贵财富,对今后中国和世界文明的发展仍将有重要的影响。借用杜维明教授的话来说,我们认为儒学在未来文明格局中只能扮演'词汇'的角色,而不可能成为'文法'。这个结论同他的看法正好相反,关键在于对儒学的本质认识不同。"方先生认为,上述认识上的分歧最终要归结到历史观,即"是思想决定历史的进程还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种思想学说的本质是从思想自身去找,还是要用它所反映的社会存在的内容来说明?" 而且,上述对历史上儒学的本质及其现代价值的分析和认识也同样可以运用到现代新儒学研究中来,具体来说,现代新儒家"高举'儒家人文主义'旗帜、主张走'儒家资本主义'道路",因此,现代新儒学思潮"在本质上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尽管"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决定了现代新儒学在今天还有一定的生命力",它还会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的西化派这两个派别"并存发展,不断斗争较量,直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之日",但总的来说,"现代新儒家所提倡的'儒家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在中国没有现实的可能性" 。

  

   总之,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理论立场和阶级-意识形态的分析方法可以使我们能够更加全面、深刻地认清历史上儒学的本质及其现代命运,认清现代新儒学思潮的本质及其所主张的"儒家资本主义"道路有无现实的可能性,乃至于对"儒学复兴"的文化主张以及"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未来前景问题保持一种客观清醒的认识和判断,而避免像有的学者那样在学术立场上"东倒西歪"。为了避免学术立场上的"东倒西歪",方先生在与现代新儒学思潮交流和交锋的过程中反复申明和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新儒学作为"在当代中国有重要影响的两种意识形态",两派文化争论和思想分歧的焦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哲学世界观上的唯物与唯心之争","文化观上的'综合创新'与'中体西用'之争","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问题上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 。这些都是事关"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根本思想理论分歧,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派学者不得不与之辨析清楚的几个关键问题。

  

   3、发展、多元、开放的理论视角和文化心态。

  

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在研究现代新儒学思潮的整个过程中,方先生不仅始终坚持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现代新儒学思潮的产生、发展及其演变过程,而且在对三大思潮对立互动关系的论述中尤其彰显了一种多元、开放、健全、理性的理论视角和文化心态。根据方先生的观察和研究,作为一个活的、至今仍在发展中的思想派别和文化思潮,产生于上个世纪20年代的现代新儒学思潮至80年代已有三代人薪火相传,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他注意到现代新儒学思潮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或倾向,即三代现代新儒家人物皆致力于"援西学入儒",他们"无一不是中西融合论者,而且后来者在吸纳西学方面表现出越来越开放的态度" 。他们融合、会通中西哲学的努力"确实体现了儒家学说不断吸收外来营养、自求完善、更新发展的开放性的一面" 。对此,方先生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现代新儒家继承了中国儒家'和而不同',善于吸纳、融摄外来思想学说以丰富发展自己的开放传统,在中西文化冲突中,能够以比较健康的心态,主张在肯定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尽量吸收西方文化之优长,以补中国文化之不足。" 尤其是以杜维明、刘述先等人为代表的第三代现代新儒家,他们不仅"在接受西学方面表现出越来越开放的态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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