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章润:中国正在走向大国:一个法学省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14 次 更新时间:2006-05-26 22:0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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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章润 (进入专栏)  

  

  主持人:同学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我们“民商法前沿”论坛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我国著名法学家、清华大学法学院许章润教授。首先,非常感谢德恒律师事务所作为协办方,长期以来对于“民商法前沿”论坛的工作所给予的支持。

  许教授曾先后求学于西南政法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他研究的领域非常宽泛,早年研究刑法学,近年来专注于抽象的法学理论,并且比较喜欢具体的实证研究。许教授不仅是一位法学教授,也可以说是一位文学家,因为他非常强调文字的雅致与精确。去年,许教授当选我国第四届“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2004年许教授出版了一本专著,叫做《法学家的智慧》,我相信通过这次讲座许教授会展示给大家什么是法学家的智慧,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许教授开始他今天的讲演!(掌声)

  

  主讲人:很荣幸,能够来到人民大学法学院给大家做这样一个讲座,刚才我到你们的新法学楼如伦讲堂里面走了一圈,感觉到北师大的建筑比不上你们人大的建筑。(笑)我今天给同学们讲这样一个题目,有点非理非法,叫做《中国正在走向大国:一个法学省思》,主要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来谈这个题目,二十八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成为世界经济总量第七的国家;二十八年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以更加开放的态度面对世界政治事务;二十八年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在区域内互动与多边及其国家关系的互动里面,正在扮演着愈来愈强烈的并且具有自我意志的扮演着一个政治大国的角色。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世界放宽,将历史的视角引入到我们此刻的论题里面来,我们会发现这是1840年以来,中国从传统的农业地质社会,从传统的地质的立法结构向现代的法律文明秩序正在转型、正在过渡的这样一个竭力长征的又一环节。如果我们再把眼光放远,这实际上是黄仁宇先生所说的,宋明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要求体制的变革,经济总量以及生产方式的改进,需要突破政治体制的安排,这样一个持久的中国内在的历史紧张,从1840到1995年,这样一个外患平忍的内外刺激的情形下,终于在晚近的半个世纪逐步获得缓解而渐入佳境,这样一个情形的宁静。所以,在此时此刻中国的发展已然不仅是中国的事情,正像中国法律的发展,依然不仅是一个内政问题,而牵涉到中国与东亚经济一体化而来法律一体化的问题,牵涉到中国与中国法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法律屋顶来组织民族国家,参与到世界法的建设过程中间,从而为国际宪政、国际秩序的重新缔造作为大国来参与。所以,在在此时此刻中国的法学家、中国的法律从业人员,应当反省、深思、明辨,而采取补助的这样一个时刻。所以我今天晚上和大家谈论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从法律角度来看,什么是大国;第二个问题,从法律角度来说,中国要真正走向大国还欠缺什么样的条件,遇到什么样的主要问题;第三个问题,是我个人对解决这些问题从法学角度的一些设想。

  

  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大国

  

  关于什么是大国以及成为大国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我在参考了国际关系的一些论著,请教了这方面的专家以后,我个人也做了一些反省,我想总括各家的论述是不是有这样三个条件是必不可少的:

  第一个条件,基础条件。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幅源的大小、人口的多寡具有国际政治意义。一句话,国家规模具有国际政治意义。怎么讲?如果一个国家要成为大国的话,也就是说,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对于全球性事务具有深刻的、全面的影响这样一个国家的话,这个国家应当在幅员上具有相当大的面积。大家知道,以色列是一个科技、经济、军事上非常强大的一个国家,但是以色列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大国,为什么?因为他的幅员太小没有纵深感。另一方面,人口同样制约着一个国家能不能成为大国。大家知道,澳大利亚有着七百七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如果澳大利亚周围的海域要是算上的话,他可能是世界上面积前三位的国家,但是我想澳大利亚在未来的二十年,乃至于更长的时间恐怕不能成为大家,为什么?因为他只有两千万人口,这两千万人口除了一千万女的,再除掉二百万小孩子,再除掉二百万老人,再除掉五十万残疾人,(笑)再除掉一些刚加入的移民,等等,他具有经济和军事意义上的有效人口也就是五百万左右,同学们可能会问,哪一千万的女子难道不是有效人口吗?不是说不是有效人口,而是说较为不有效人口。(笑)所以,我想人口这样一个因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人口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决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我们知道,光有人口不行,比如说印度有十亿人口,可是印度十亿人口号称有三亿五千万的中产阶级,但是问题在于,他还有三亿贫困人口。印度这个国家由于他的历史传承和哲学的特点,使得这个国家并非是一个尚伍的国家。大家想一想,十亿人口只在奥运会上拿一块铜牌,还举国欢庆,你说这个国家要成为世界性大国的话,他所面临的挑战我想比中国更多。这是我讲的第一个大家的基础条件,就是国家规模他的国际政治意义。

  第二个条件,硬件。也就是我们国际关系上常常讲的硬实力,这种硬实力我归纳了一下,大概有这样几条:经济、军事、科技及高水准的生活方式。

  (1)从经济上来说,大国一定是在经济总量上占有全球举足轻重地位的这样一个国家。去年为止,中国的GDP生产总值是一万三千亿美金,也就是说,人均一千美金,这是美国上个世纪初的水平,是韩国七十年代末的水平,是日本六十年代的水平。我们知道,日本一亿多的人口他的GDP的份额是四点多个亿,欧盟整个GDP的份额加起来大概是八万多个亿,美国两亿八千万人口,他占GDP的份额是十一万多亿,也就是说美国的GDP产值差不多是世界的三分之一,所以美国的经济是世界经济的晴雨表,作为华尔街的股票连着全世界股民的心啊!中国经过二十八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终于达到了世界经济总量第七这样一个地位。这些为中国可能成为大国奠定了基础,但是如果以人均一千美金的水平来算的话,中国在世界的排名非常靠后。总而言之,如果要想成为一个国家,他的经济总量一定是对世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足以主导世界经济的发展这样一个国家。

  (2)从军事上来说,根据美国有名的国际关系学家,也是一个有名的战略学家约翰密尔斯海谟的说法,这个国家如果是一个大国的话,他的军事要能够具备有两条:第一,具有跨洲、跨洋投送武装力量的能力;第二,要具有第二次核子打击能力。大家知道,在现时代的条件下,核威慑一般是存而不用,常规的军事力量如果在双边的冲突中间,一般来说,可以及时集结和调动。但是,作为大国他所关注的和要解决的是世界性事务,因此,他一定要具备跨洲、跨洋迅速集结武装力量这样一种能力。比如,美国在打伊拉克的时候,他能够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将三十万的大军迅速的通过海陆空三条道路集结在波斯湾。诸位同学应该知道,在现代科技的条件下,运输三十万人并不是大不了的事情,我们每年的春节的春运有上亿人口在流动,跨洲、跨洋武装力量的集结仅仅运输三十万人不是大不了的事情,我相信我们也有这个能力。关键的问题是,要能够形成有效的战斗力,因此他牵涉到部队前方与后方的关系及自重、补给与战斗力的关系,通讯协调的关系、政府、军方与民间、商界协调的关系问题,国际传媒与政府、军方的配合协调问题,海陆空三军以及海陆空自己的部门与友军的配合问题。总而言之,他的这种管理调动的军事能力超过了运输能力。所以说,一个大国能够在跨洲、跨洋的情形下,迅速的集结这种战斗力,全世界迄今为止只有美国达到这种水平。

  第二种能力是核打击能力,现在根据有关的统计,中国大概有五百枚左右的核子弹头,美国大概有一万枚到一万五千枚左右的核子弹头,法国和英国大概是五千枚左右的核子弹头,俄国大概是一千五百枚左右的核子弹头。在中国的周边地区像日本、印度、巴基斯坦都是具备实际的核子能力或者潜在的核子能力,我相信日本肯定也具有这种制造核子能力的。从目前的分布力量来说,如果这个国家是一流国家,是真正的世界大国的话,他能够形成第二次核子打击能力。也就是说,我第一次被对方摧毁了以后,我还能还击。还击大家知道,它所牵涉到的不仅仅是你的核子技术,包括你的通讯和外太空的技术在内,我们中国现在的阻击核子打击能力我相信美国人一清二楚,但是我们中国也有一样东西很厉害,也就是从去年开始我们有深水潜艇,并且是核子潜艇。在中国的东海、南海整个的海域的地形是比较复杂的,所以核子潜艇是游离大洋之上的核子打击能力,既便美国万炮齐发,把中国陆区的布置的打击能力全部摧毁,我有一艘核子潜艇在东海里面藏着,这个时候我只要还有两枚远程导弹能够还击,这对对方也是摧毁性的打击。所以,中国的远程打击能力去年被曝光以后,美国人是非常不安的。大家还应该知道,根据《海洋法》的规定,外国的船只有权到你的经济专属区来从事地形勘探。所以,今年五月份国家海洋局海洋研究所的专家和清华的国际法研究中心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就分析这种情况,美国现在有若干所以科学探索的名义在中国的海域进行海底地形航道勘测的这种船只,其实是军事目的,因为他把你海域地形什么地方有暗礁、什么地方有深沟这种地形了解了以后,你的核子潜艇再要隐藏在什么地方就会很困难。总之,这样一种二次打击能力和跨洋、跨洲的有效投送军事力量的能力是一个大国的必要条件。现在跨洋、跨洲的有效投送军事力量我相信只有美国具备这样的能力,但具备第二次核子打击的能力我相信世界五大核子国家,甚至将来的印度都具有这样的还击能力。中国具备第二次核子打击的能力,所以中国是一个准大国,但不是完全的大国。

  (3)科技的力量。如果是一个大国的话,他一定是在基础的科学研究和尖端的技术开发两个方面同时领先的国家,基础的科学研究它所从事的课题和结果一定是对于人类未知领域的探索,而不仅仅是重复性的课题。它所从事的工作一定是以对人类知识边界的拓展为它的特征,而不是在已有的拓展的领域里面做一些局部的细化的研究。从尖端技术的开放来说,它的这种转化能力、开放能力、运用能力足以引导世界技术的潮流。各位同学想一想,美国现在是典型的这种国家,我们到今年为止,美国有二百七十八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我们中国是“鸭蛋”,这样的比例你说我们怎么能寝食难安啊!

  中国长期以来,包括从国民政府时代以来,迫于内外交困、振兴中华这样一个眼前的火烧眉毛的事情,一直采取的是重经济、重科学,轻社科、人文,这样一种思路,所以导致中国在总体的这样一个关于国家布局、民族走向、精神气质、审美情操各方面远远不如西方。现在中国有所谓的“两院”院士,我们要问,我们作为所谓文科的研究者,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间,全球的视野里面,整体文化、文艺的发展,这样一个宏大的视野里面,“两院”院士您们那一位敢拍着胸脯说,我是世界级的科学家,我们一个都没有!我们中国科技的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了。这里有一个材料我给大家读一下,1995年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一份调查报告,中国有五千家科研院所、组织以及研究机构,其中有两千五百家没有发表任何研究报告,这五千家科研院所、组织以及研究机构平均每个机构有一百二十五名科学家,因此也就是说,1995年两千五百个研究机构它的三十一万名科学家没有一篇研究报告,另外一半研究机构拿出来的科研成果,只有百分之五达到国家水平,百分之十五达到部级水平。1995年五千家科研机构所申请的创新专利平均只有零点零九个。我相信这十年有很大的改进,但是从百分之零点零九提高到百分之九,我相信这不可能在短期内进行解决。

  (4)大国一定是具有高水准的宜居生活和惬意的具有吸引力的生活方式,国民之所以对这个国家有认同,国民之所以对民族国家表示效忠,我相信与他所享有的宜居生活和惬意的生活方式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宜居生活和惬意的生活方式也就没有对民族国家的效忠,对民族国家的忠诚以及基于忠诚而来的为国家效力这样一种热情。惬意的生活方式是非常重要的,不仅仅指的是物质条件,同时指的是一种精神环境。同学们知道,过去在中国男女之间如果发生什么事情的话,一辈子就可能抬不起头啊!79年上大学,临走的时候我父亲对我说:有三件事情你千万不能做啊,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反党!第二件事情就是经济上不要贪污!第三件事情我不说你也知道啊!(笑)我说:“不就是生活作风问题嘛!现在看来生活作风问题有条件搞的时候,外部条件不允许,现在自己没有条件的时候,外部条件已经允许了,所以就已经不再想这件事情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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