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作为文化的反犹主义与纳粹大屠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1 次 更新时间:2015-12-24 09:3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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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从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角度,你觉得应当如何看待纳粹德国的民族主义?

   单世联: 纳粹民族主义与战争,特别是与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直接相关。纳粹暴政的特殊性,就在于它的大屠杀。纳粹大屠杀的对象并不限于犹太人,还有吉普赛人、波兰人、斯拉夫人等等,还有同性恋者、精神病患者、苏军政治委员等等。但最集中的群体显然是犹太人。犹太人的具体死亡数很难精确。纽伦堡法庭估计为585万,包括战前波兰的300万,苏联的200万,以及其他国家的100万。对犹太人的屠杀由来已久,一部欧洲史几乎可以说就是一部排犹史,但只有在纳粹体制下,对犹太人的屠杀才成为“种族灭绝”。这一行为似乎具有偶然性。比如有学者认为:“毫无疑问的是:在通往‘最终解决方案’的道路上,希特勒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和不可缺少的。如果他没有在1933年上台,也可能会出现一个保守党政府,或另一个军事独裁政府,歧视犹太人的法律很有可能也还会在德国出现。但没有希特勒和以他为首的独一无二的纳粹政权,制定并实施一个从肉体上灭绝欧洲犹太人的计划是不可想象的。”但更多的研究都关注纳粹大屠杀与传统反犹主义的关联。研究大屠杀的权威史家保罗·希尔伯格(Raul Hilberg)就不但把希特勒的战争称之为“针对犹太人的战争”,而且明确认为大屠杀认为是欧洲排犹思想的极端体现。

   说得这里,有必要提到一本书。这就哈佛大学历史学家戈德哈根(Daniel Jonah Goldhagen)据其博士论文写成的《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一书。此书于1996年出版后,不但风行美国,排榜为十大畅销书,被英美学界认为是“称得上里程碑的畅销不衰的著作”,而且德国的《时代》和《明镜》等著名媒体也很快推介此书,德语版销量达十多万册,成为当时销量最大的畅销书,并引发了“历史学家争论”。次年,德国历史学家沃尔夫冈·维帕曼(Wolfeang Wippermann)还专门推出分析戈德哈根论争的综述性著作《谁之罪》(Wessen Schuld,Berlin:Elefanten Presss.1997)。戈德哈根的主题是“普通的德国人是如何陷入种族的排犹主义而变成心甘情愿的大屠杀刽子手的”。他紧紧抓住大屠杀执行者的“志愿”特征来反思纳粹大屠杀,确认反犹主义是德国文化传统的核心,纳粹反犹主义是普通德国人信仰的主要部分。当纳粹实施大屠杀政策时,普通德国人充当了心甘情愿的刽子手。这就是说,大屠杀不是一种偶然的集体犯罪,而是一种国家计划、一种文化的结果。

   戈德哈根的文化解释有三个层次:

   首先,灭绝种族的意识形态是德国对犹太人的认识模式。

   其次,排犹主义是纳粹持之以恒的目标,并得到德国人的认同。

   最后,也就是本书的核心观点,大屠杀的行刑者是自愿的凶手,他们都是普通的德国人,不是受过意识形态灌输、受着组织约束的纳粹恶魔。毒气室和焚尸炉,希特勒、希姆莱、海德里希和艾希曼固是杀人魔王,但还有更多的机构和人员参与了大屠杀,这些人加上军队的共谋者,计有几百万之众。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在纳粹建立的一万多个集中营中,大量普通德国人为集中营体系提供了人力资源,他们同纳粹党、党卫军等纳粹机构并无特殊的联系。他们同党卫军和纳粹党中的其他普通德国人一起,折磨着、屠杀着集中营的犯人。

   所有这些观点都可以得到经验材料甚至数据的证实,中国读者对此也不陌生。戈德哈根选择了第101“刑警营”(Orpo)作为分析的对象。该营最初有500名刑警,进攻苏联后增加到点5500名,其中大部分是年龄较大、不能再进入武装部队的男性。之所以选择“刑警营”,不只是因为刑警营直接参加了大屠杀,而且也因为刑警营的德国人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并非由于他们在军事上或意识形态的合格,而是被偶然选中的;他们在军事技术、思想灌输甚至武器、后勤和程序方面的训练是微乎其微的;他们不是纳粹机构,其人员并没有纳粹化,有些人被认为是不适于服兵役的,有的人是为了逃避兵役才当警察的。他们只接受了两个月的特殊培训,就被派到苏联,居然很快就适应了凶残的杀人者的角色。在详细评论了刑警营配合党卫队的“特遣队”大规模屠杀犹太人之后,作者根据1945年后一次德国起诉调查所获得的完整记录,以第101刑警营为中心,集中分析这些由“普通德国人”组成的行刑者的志愿特征。

   从其人员构成上说,他们来自德国社会的各个等级、各种行业。他们不是狂热的纳粹分子,也不是职业军人,更不是杀人狂,而只是“普通德国人”,因此他们广泛地代表了德国社会。

   从其行为方式上看,他们决不是被迫完成任务的违心的杀人者。根据有关证词,希姆莱曾下令,警察和安全部队的成员可以自行选择是否参与对犹太人的屠杀。1942年6月,101营被第三次派往波兰实施大屠杀,当他们明白自己要扮演的角色时,没有人表示出不理解和惊讶,没有人想要了解一下为什么要这样做。

   从其屠杀对象来说,他们的行为有选择性,即优先杀害犹太人。戈德哈根发现,德国人热衷于消灭犹太人,竟然达到这样的程度:他们宁可推迟对付给他们造成真正威胁的游击队,也要先去捕杀犹太人。

   从其行刑环境来说,他们是在德国社会/文化空间中行刑的。行刑的地点虽然不在德国,但纳粹在波兰精心塑造的文化生活成为刑警营生存的天地,刑警营的官兵们在屠杀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以后,又回到比较正常的德国文化生活中。他们的文化生活包括:警察俱乐部、娱乐中心、酒吧、运动场、剧院、影院、教堂、谈情说爱的地方、讨论伦理道德之所。

   由此可见,从文化上解释大屠杀,确有所据。戈德哈根总结说:“德国文化中普遍长期存在的恶毒的、灭绝种族的排犹主义为大屠杀准备了启动条件;持有种族大屠杀意识形态的罪恶政权对此加以利用;受到大多数德国人崇拜的领袖希特勒把这种残忍的种族灭绝的纲领付诸实施。在纳粹时期,灭绝种族的排犹主义成为德国领导阶层和普遍德国人杀戳犹太人的动力源泉。”作者也注意到,排犹主义是若干欧洲国家的传统,仅仅排犹太人主义本身并不能导致大屠杀,德国的特殊性在于:“只有在德国,一个直言不讳的、丧心病狂的排犹主义运动上台执政,而且是通过选举上了台的,这个运动一心要把排犹主义狂热变成由国家组织的种族大屠杀。”“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排犹主义都没有像德国的排犹太主义那样广泛,以致变成一种文化模式,那样深深地同种族主义相结合,以致于把犹太人视为德国人民的死敌,那样恶毒地公开号召要消灭犹太人。”如此,则大屠杀=反犹文化+纳粹运动(及其所掌握国家机器)。

   ○ 如此说来,你赞同戈德哈根的观点,认为大屠杀是长期以来民族主义文化传统的必然后果?

   单世联: 戈德哈根鲜明地提出了大屠杀的独特性问题,对理解大屠杀有两个重要意义。其一,大屠杀的刽子手,事后几乎都一再强调他们只是奉命行事,种种犯罪行为是由完全超出他们控制范围的“更高”力量所左右。他们喜欢说“我只是做我的工作”、“我是在执行指示”、“我不能违背命令,否则就会被杀死”等。其二,在当代思想界,盛行一种把大屠杀普遍化的倾向,一是把大屠杀与现代性联系起来的后现代主张,另一种是把大屠杀解释为西方文明的一种后果。两种普遍论,客观上淡化了大屠杀作为一个“德国事件”的特殊性,无法形成对大屠杀的完整解释。戈德哈根强调反犹传统与大屠杀的关系,对矫正普遍论极有意义。

   文化是重要的,对以“文化民族”自居的德国人来说,尤其如此。然而,文化解释并不全面。

   第一,它需要进一步语境化。不能用普遍性的东西来解释独特性的东西,反犹主义数千年來一直是个很普通的现象,但是纳粹式大屠杀却找不到先例。而且在遍及全欧的反犹主义与纳粹基于种族主义的灭绝性大屠杀之间,还有不小的距离。直到纳粹上台之前,恐犹症无论是在普鲁士德国还是魏玛德国都不是文化主流,法国、奥地利的反犹主义都比德国更为普遍、更为强烈;且德国的反犹主义也有差别,其对犹太人的反对程度也须仔细区分。除了纳粹,魏玛时期,没有哪一个以反犹主义作为其政纲的政党获得具有决定意义的选票,而纳粹在1930年代以前也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种族主义党派,直到1928年,纳粹党在德国大选中也只得到3%的选票,因此反犹主义对其纳粹的上台是否起过决定性作用,是需要讨论的;而且即使把票投给纳粹,也不一定就是支持其反犹主义。在纳粹与德国之间,反犹主义并不是唯一的连接物。在大屠杀发生以前,犹太人普遍认为德国是宗教和民族平等的天堂。德国人对犹太人的仇视并不根深柢固;尽管欧洲其他国家都爆发过仇视犹太人的公众暴乱,但德国却沒有出现这种现象。一战期间,俄国沙皇下令驱逐50万犹太人,他不相信犹太人对俄国的忠诚。而占领白俄罗斯的德军却缓和得多,他们废除了反犹太人的法令,对犹太人表示友好。

   第二,它需要分析由文化而行动的具体过程。从反犹文化到屠犹行动,中间还有许多环节。反犹文化本身,并不直接导致大屠杀。战争期间,英美两国秘密监听了德国战俘的对话。2001年,德国学者斯恩克·耐茨尔等人对15万份监听实录进行了研究,他们的结论之一是:“很多人确实抱有反犹主义的思想,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等同于‘纳粹’,而且这和他们的杀戳行为也没有直接关系;很多人憎恶‘犹太人’,但他们也对犹太人遭到屠杀而感到愤然不公。”全部问题在于,对他人(异族、别国)的敌意、迫害狂、甚至杀人欲等等,与真正的杀人行为是不同的。想杀人与真杀人,是有严格界限的,前者是文化心理,后者是社会/政治关系的一种功能,仇恨本身不能解释参与集体屠杀的行刑者和杀人行为。没有纳粹德国领导核心的直接命令、为此而动员的国家机器及相应的程序与方法,普通德国人不可能完成大屠杀。

   第三,它需要进一步的精确化。我们不可能准确地回答到底有多少德国人赞同这种希特勒的反犹、屠犹偏见,因为憎恨、非理性、谬见和类似的内心状态都无法被精确地衡量,我们无法绝对客观地断定人们脑子里究竟在想什么。求助于探究至犹太人憎恨者思想深处的智力手段,分析不同的文化传统,甚至关注一个民族的思想状况和性格习性,所有这些做法对于让问题清楚地显示出来都有着重要意义,但并不能解决它。就戈德哈根的著作而言,可以讨论之处于,反犹主义是否即是德国文化的核心?大屠杀是否只是源自一种文化?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作者对人类行为和历史变化的真正复杂性缺少辨别力。

   在具体分析中,戈德哈根也有大而化之的毛病。其一,一般地说,大屠杀的主要执行者是“党卫队”,但戈德哈根却以第1O1刑警营的官兵大都是秉其反犹主义参加大屠杀为据,推断整个德意志民族都是反犹太主义的结论,但是否“普通的德国人”都像第101刑警营的成员那样?即使是第101刑警营的官兵,他们之参加屠杀,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如服从命令、企望升级或害怕被认为是“软弱”等等,这是同样研究过第101刑警营的另一位学者布朗宁(Christopher R.Browning)在《普通人》中提出过的原因。这本书现在也有中译本了。其二,“毁灭的愿望”源自反犹主义传统,但其真正实现,却需一个新的环境。行刑者固然生活在德国文化环境中,但所处的位置却是异域的。研究者们一再指出,入侵苏联向德国提供了一个迄今为止一直缺乏的机会:遥远的地域和陌生的文化,广袤的原野,战争和军队的掩护,当地的合作者,恶劣的天气,再加上战场上毁灭的愿望等,纳粹屠杀者仿佛置身于一个迥异而充满敌意的世界,可以几乎没有顾忌地行动。大屠杀主要发生在东欧地区,不是偶然的。

   ○ 那么,民族主义的反犹传统为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导致纳粹德国的大屠杀呢?

   单世联: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我们还需要研究纳粹反犹的特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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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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