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宪:文学理论范式:现代和后现代的转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3 次 更新时间:2015-12-17 18: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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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宪 (进入专栏)  

   文学理论是新近时期的产物。二战之后它开始崭露头角,并对文本的阐释这个人文科学的主要关注对象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理论变得不可或缺,这一情况出现在文学研究的关键时刻。……很明显,那些历史悠久的艺术批评方法已经无法应对现代性,因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理论的兴起标志着批评历史的转变。

   ……结果,理论发现要处理的并不是艺术,而是其他一系列的问题,诸如作品的语言和结构、它所传达的信息、它的符号关系的组织方式、它的不同展现模式以及这些模式间的相互交流、对其语境现实的干预、文本的加工和接受,以及对作品固有假设的揭示。(14)

   在这段话里,伊瑟尔描述了三个问题,第一,理论的重要性以及它兴起的原因;第二,理论的发展,尤其是文学理论,是晚近发生的事情,因为古老的批评方法已经失效;第三,理论所面对的问题远远超出了文学本身,进入到更加深广社会、历史和文化领域。也许正是因为理论的这个功能,所以它对当下很多学科和知识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当人们注意到社会文化在20世纪处于“大转型”之中时,关心理论的人也同样注意到,理论本身也处在急剧变动的“大转型”中。模仿马克思的说法,可以说文学理论中“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20世纪的文学理论大戏如同走马灯,一个派别接着一个派别,一种理论接着一种理论。这些变化着的学派和理论中,重要的并不是其称谓或人名,而是其内在的观念、方法和价值。因此,理论的分析不可避免地触及另一个重要概念——范式。范式在今天是一个使用频繁的术语,库恩对这个概念的界定有助于我们对它的理解。在库恩看来,科学知识的发展总是在特定学科门类之下展开的,特定学科是由一群特定的学者所构成的,这就是所谓的科学家共同体。库恩发现,科学研究有赖于一个科学家共同体,共同体的运作又有赖于共同体所共有和共享的学科规范,他称之为“范式”(paradigm):“一个范式就是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而反过来,一个科学共同体由共有一个范式的人组成。”(15)它包括四个层面:第一是符号概括;第二是范式的形而上学部分;第三是价值;最后是各组范例。(16)前三者是“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最后一个方面则是“指谓着那个整体的一种元素,即具体的谜题解答;把它们当作模型和范例,可以取代明确的规则以作为常规科学中其他谜题解答的基础”。(17)这就意味着特定的科学家共同体共享这些范式的基本元素,他们是依照相同的规则来从事科学研究的。

   库恩的范式论分析的是自然科学,而福柯对现代性“思考和感觉方式”的讨论则偏向于哲学和思想史,两种理论看起来相距甚远,但仔细想来却有异曲同工之妙。更进一步,当我们解析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思想特征时,似乎都与库恩用范式所描述的四个层面密切相关。我以为,无论是汉密尔顿所描述的启蒙精神十大观念,还是伊格尔顿所分析的后现代特征,都可以看作库恩所说的形而上学和价值观的具体化,此乃是范式之核心,它制约着符号概括和研究范例。所以说,理论范式有两个相互交织又彼此有别的层面:范式的观念层和技术层。前者是指某一理论最基本观念和信念,后者是指前者落实到研究过程中的技术路径或操作方法,前者对后者具有决定性和指导性的作用,后者对前者则有完善和具体化的功能。

   说到这里,我们已经揭橥了现代/后现代,理论/范式这两组概念的相关性了。需要特别关注的就是这种相关性,或者说,思考20世纪文学理论发展演变的逻辑,其焦点就在于文学理论的现代与后现代的范式转型和冲突。进一步,要具体说明文学理论范式的演变,如果不用传统的聚焦理论学派的分析方法,而是从整体上来考量,一种有效的路径是侧重于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透过基本问题来解析文学理论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范式转型。所谓基本问题,从横向看,这些问题在当代文学理论中具有显著的涵盖性和贯通性,它们像一些核心“节点”,建构了当代文学理论的基本面貌和主要趋向;从纵向看,这些问题具有相当的重要性,是文学理论中带有基础性和关键性的问题,对它们的研究决定了文学理论的基本格局、发展方向和思潮学派。诚然,对这些基本问题的讨论,不应简单地置于一个逻辑的、抽象的“真空状态”,而是具体地还原到它们发生的历史语境之中,正是在现代向后现代转变的历史语境中,对基本问题的价值观念和形而上学发生了转变。

   以下我将围绕着九个基本问题展开讨论,我认为它们在20世纪文学理论从现代到后现代的发展中最为重要,影响最深远。

   基本问题与范式转换

   现代和后现代的理论范式所以具有不同的理念和方法,究其根本,就是在基本问题研究中的概念、形而上观念、价值等方面的转变,亦即对基本问题的“思考和感觉方式”的转变。以下九个基本问题在“思考和感觉方式”上的转型,深刻地揭示了文学理论现代和后现代范式的嬗变。

   第一,从知识形态上看,有一个从文学理论向理论(以及后理论)的转型。

   从文学理论向理论的演变,可以说就是现代范式向后现代范式的一个缩影。文学理论着眼于有关文学的理论,因而突出了文学自身的自主性、文学性和审美层面,文学的技巧、风格、修辞、形式等层面被凸现出来。可以说文学理论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形态是在一个分化性的过程中确立自己的边界和对象,进而有别于其他知识系统。从文学理论向理论的迁移,表面上看只是去掉了“文学”这个限定词,但其中所发生的变化是深刻的。理论越出了文学的边界进入到哲学、社会、历史和文化等诸多领域,从问题到方法到观念都发生转变。或许我们有理由说,文学理论是现代性的分化趋势在知识生产中的表征,而理论则是后现代的去分化趋向在其中的反映。(18)如果说文学理论是现代人文学科的一个独立分支的话,那么,理论则属于涵义深广的人的科学(human sciences)的一部分;如果说文学理论是关注文本的文学性和审美特性的话,那么,理论则把文化政治的问题彰显出来。只要对晚近文学研究中文学与哲学的再度结盟,或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融合现象稍加分析,只要对近半个世纪的理论大师的著述稍加翻检,便不难发现文学理论和理论的差异所在。

   第二,从基本方法论上看,在语言学转向的大背景中有一个从语言到话语的范式转变。

   20世纪是语言学全面征服各个学科的世纪,存在着一个影响广泛的“语言学转向”。文学研究深受语言学的影响,尤其是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在我看来,语言学转向是一个趋向性的总体概括,在这个总趋向中有两种范式的沿革。第一种是把文学研究的方法和观念建立在语言学模式基础上,其特征是把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作为基本方法论,考察作为言语基本规则的语言系统,集中于各种抽象的文本和文学语言规则的概括和分析。这一模式的极端形态就是各种语言学规则在文学文本中的体现,从雅各布森等对诗歌二项对立结构的解析,到普罗普、托多洛夫等人对叙事文本的故事和话语的分析等。然而,语言学模式的分析逐渐脱离了现实的语言活动——话语,于是,上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个从语言模式向话语模式的范式转型。如果说语言模式是语言学转向中第一次转向的话,那么,话语模式则是第二次转向。如果说语言模式是结构主义语言(符号)学的宰制的话,那么,话语模式则是后结构主义思潮在文学研究中的散播。两次转向恰好对应着文学理论的现代范式和后现代范式。话语模式的流行说明一个重要转变,那就是文学研究从抽象的语言学规律,日益转向复杂具体的现实话语活动,主体、语境、社会关系、利益冲突等概念被再次引入文学理论,有力地揭橥了话语与权力、知识和社会关系的建构性关系。这一理论最典型的表述就是德里达的“一切均在文本中”。

   第三,从研究对象上看,有一个从作品向文本的转变。

   就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而言,从现代到后现代的理论嬗变,存在着一个从作品到文本的观念转变。今天,我们对文本这个概念使用频繁,再熟悉不过了。但是,今天的文学研究者们为何热衷于使用文本概念而冷落作品概念?其实,在知识生产中,概念的变化反映出知识关注重心的迁移。在文学理论的现代范式中,作品被定义为一个与作者和读者均无关系的自在自为的独立实体。它就像康德的物自体概念一样,成为一个“作品自体”。俄国形式主义的“主导”概念,布拉格学派的“特出”观念,英美新批评的“意图谬见”和“感受迷误”的命题,是作品观的典型表述。后结构主义用文本概念来取代作品概念,意在把文学研究的对象从一个独立自足的实体概念,转向一个处于诸多要素关联中的关系性的相对概念;意在把中心化的作品结构,转向文本那复杂交错的网状结构。这样一来,独立自足而又固定不变的作品,也就转变为带有互文性和生产性的文本,恰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文本乃是一个“反学科的对象”(19)。假如说作品的概念对应的是文学理论及其语言模式的话,那么,在比较的意义上,可以说文本概念则是对应着理论的话语模式。晚近随着电子文学的出现,网络所创造的塞博空间为超文本的生产传播提供了可能,而文本的基本特征在超文本形态中得到更为充分的呈现。从作品到文本,不但是文学理论研究对象本身的转变,更体现出文学研究的“思考和感觉方式”由焦点式的封闭性,向网状结构的关联性和开放性的转型。于是,从关注文学到关注文学政治成为可能。

   第四,就文学活动的主体而言,有一个从强调作者到关注读者的重心迁移。

   如果从20世纪向前回溯到浪漫主义,那么,文学理论的现代节拍里暗含着一个从作者到读者的转变。浪漫主义把诗人比作英雄和立法者,曾几何时作者被奉为文学活动和意义阐释的唯一根源,作者具有君临一切的权威性。自俄国形式主义以来,文学理论开始了一个将作者逐出教门的运动,从超现实主义的自动写作,到艾略特的非人格化理论,再到新批评的意图谬见说。但有趣的是,真正对作者的彻底清除,却是在诸多带有后现代范式特征的理论中完成的。巴特的“作者之死”宣判了意义垄断者的终结,福柯的作者—功能论揭示了文本生产的权力/知识共生性,这些理论在清除作者的同时,又为读者的登场提供了合法论证。就像巴特所言,作者之死乃是读者的诞生。假如说作者在文学研究中具有“上帝—神学式”的权威意义的话,驱逐作者带来两种新的可能,一是作品自身被凸现为文学意义和解释唯一根源,二是如果质疑作品自身的意义根源性的话,那么,复数的读者就作为文学研究意义生产的主体而被彰显出来。换言之,各种读者接受和阅读理论的涌现,为文学文本意义多元解释及其合法化创造了前提。从阅读现象学到读者共同体,从阅读范式到文学能力,从接受美学到读者反应批评,种种读者导向理论的发展深刻改变了20世纪文学理论的地形图。

   第五,意识形态在文学中的凸显,有一个意识形态批判去自然化的转变。文学理论的意识形态评判就是揭橥文学如何运用话语策略来实现文化领导权和文化支配。

随着文学研究越来越倾向于文学文化政治的解析,意识形态成为20世纪文学理论极具争议性的问题。现代文学理论有关文学自身的诸多价值观和理念,一度曾被认为理所当然的和不可改变的。随着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祛魅性分析,随着对意识形态各种潜在的运作规则揭露,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了这样的事实,那些看似自然而然的文学观念和话语不过是某种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而已。更重要的是,这种意识形态通常是经由一系列的话语手段或策略,将现存的、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学观念说成是必然如此和自然合法的。于是,意识形态批判的重要任务是揭露统治阶级的文学观如何把党派的、特定群体的价值和利益,巧妙地转化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价值,并极力鼓吹这些价值是不可改变的。从文学理论话语和价值观的自然化,到去自然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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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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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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