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阳:自由主义的血脉,兼回应周国正教授与周保松教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9 次 更新时间:2015-12-13 22:5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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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阳  

  

   (作者,梁晓阳,新墨家思想网记者)

  

引言

  

   在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举办的“普适价值再思”论坛中,来自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的周国正教授的发言最为引人争议。当然港台海外学者激赏中国模式、新加坡模式和李光耀式威权主义、强人政治的,并不少见。诸如杜维明、王绍光、郑永年等学者,都有对相关“亚洲价值”、“东亚工业”的论述,在大陆则有胡鞍钢、萧功秦、张维为等。在这类论述中,多有批评新自由主义或者自由至上主义的观点,前者指向经济制度,后者指向伦理价值。(周国正文参共识网:《周国正:我为什么反对一人一票每票等值》,见网址:http://www.21ccom.net/articles/thought/zhongxi/20151211131354.html。原文为《周国正:独行其道——中国的文艺复兴》)

  

   以周保松、钱永祥、陈纯为代表的学者近来推动“左翼自由主义”学术共同体的建构,对来自各方面的对“自由主义思潮”的攻击,做了很多辩污的工作。如果借用周保松的区分,那么则可目周国正等学者对“西方自由主义”“西方民主政治”“西方普适价值”的批判存在一种“处境的错置”。也就是说周、王、郑以及大陆新儒家、新左派、国家主义者所批评的,是右派自由主义(Libertarian ism)而非左派自由主义(Liberalism)。当然左翼自由主义是否能有资源回应诸如周、王、郑或者胡、萧、张的观点,至少目前我还没有显明地看出来。根据我在饶宗颐国学院普适价值再思论坛上的观感,我发现像许纪霖、秦晖、黄蕉风、刘仲敬、郑宗义等人对周国正或者大陆新儒家以“儒家价值优越于普适价值”之观点的回应,至少从自由主义精神资源上发出的回应,都是比较无力的,也和左翼自由主义新开掘的理路无缘。某种程度上,是重复过去10年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路线之争”的旧资源,而做一番“循环论证”。(周保松文参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3年2月号)

  

   无独有偶,近几年来,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发生的反思、欧美自由至上主义 (Libertarianism)[1]政党运动的扩张、以及今年又进入全球经济低迷期带来的关注,已经促使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学者费德里西·冯·哈耶克、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穆瑞·罗斯巴德等人的知识理念得到广泛传播。忽然不长的时间内,在华文媒体及社交平台中涌出了不少自称“受奥地利经济学派影响的自由主义者”,或者简称为“奥派”的人,发布了五花八门的评论文章。文章内容涵盖了基本的产权理念、限制政府权力放宽市场自由、反对道德立法提倡更自由的社会道德风尚等等应有尽有。相当多作者的作述基础建立在对哈耶克、米塞斯、罗斯巴德乃至安·兰德等人理论的参考上。或许随着自由主义的关注者增加,人们的目光并不该局限于以上作者。追根溯源去考究自由主义源头与脉络,应该能帮助我们现代更清晰地了解组成自由社会的要素。这当然也是为了防止我们在探讨“自由主义”、“普适价值”的时候,避免出现“处境的错置”的问题。下文对“自由主义的血脉”略加以申说。

  

希腊哲学与德性伦理

  

   在亚里斯多德、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等一群古代哲学家的思索中,“如何成为一名品格好的人”成为了伦理学讨论的主要进路。亚里斯多德在《尼克马可伦理学》里对问题的回答是“灵魂的活动符合德性”,于是“德性”走进了讨论的核心中。接下来思考被展开, “什么是德性”、“好的德性是什么”、“为什么好的德性对人的好品格是重要”这些问题逐一得到讨论。在对美德的追问中,“公正”、“文明”、“求知”、“克制”、“合作”、“诚信”、“勇气”、“谨慎”等等一大串名词则浮现出来。尝试解答这些问题,为人类生活的求善指引了方向。在对“善”的定义当中,人们逐渐找到了自由、富足与幸福。以上一些内容会成为往后构筑自由社会的根基,让市场活动催生积极的结果。

  

希伯来一神教与神圣律令

  

   可以说在犹太教时,已经抛出了一个问题,即诸善、道德、律法、万物普遍法则的源头是什么。答案则指向一个自有、永在、至善的存在---造物主雅威。能够顺服造物主的道德与律法,被认为是实现人类至善生活,获得富足及不被奴役的前提。在旧约的故事里,雅威是犹太人自由的供给者、富足之地的许诺者。而当犹太人背离雅威后,随之而来的则是被驱赶与压迫的境遇。在往后由犹太教衍生出来的基督教也延续了如此世界观,并在致善的方法论上认为,在有自由意志前提下人当顺服造物主的律令,去履行道德与律法,否则将难以回避俗世中的罪孽而遭受恶果。在希腊时代哲人们认为有德性的生活与理性的生活是密不可分的。然而公元四世纪的圣奥古斯丁则质疑理性,认为理性有可能腐蚀善的道德,并在神圣律令的前提下讨论德性。此时的美德,会特指信、望、爱、顺服与保守善的道德及公义的律法这些内容。另一方面,中世纪时的哲学家与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关联其希腊的传统,重新强调理性的作用,并认为无论信者或不信者,都能通过使用理性在自然的、普遍的法则中发现造物主的永恒真理。此时、自然法概念初现雏形,自然法被阿奎那认为是人类在永恒真理中参与的部分,并且是建立在“美德要被促展并行使,邪恶要被避免”的原则上的。

  

   霍布斯与《利维坦》

  

   托马斯·霍布斯在英国保皇党与议会党的内战时期撰写了《利维坦》一书。在书中他透露了人在“自然状态”下,人最初有平等的自然权利,去行使自己的自由并获得物质财富,维持生活。然而特定时空下资源被认为是有限的,人为了保存自己的生命,乃至实现满足更多的欲望,则力求获取更多的权力。争夺这些权力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在自然状态下永不结束。自然状态中的人生被霍布斯认为是“孤独、匮乏、龌蹉、粗暴又短命”的。霍布斯又认为自然状态下的战争并非对所有人都有利,人会因为自利心而渴望和平。因此他呼吁社会要实现和平,人则需要订立社会契约,把自己一部分自然权利出让给更高的权威---政府,让政府依据造物主的自然法来统治他们,维持内部的和平与抵御外来威胁,保障他们的生命与自由。然而另一方面,霍布斯将政府比喻成圣经旧约中的庞然巨兽---利维坦,暗示其一旦背离了造物主圣洁的律法,则能反过来压迫人、吞噬人。因此“将权力关在笼子里”应当是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

  

   然而霍布斯写《利维坦》的初衷,是站在保皇党的立场上批评议会制政府的可能性。他为绝对君主制辩护,认为实现自然法法制的前提该是国家由基督君主来统治。同时他说“自然法并非是教会拟定的律法”,并批评此时以罗马为核心的天主教会,声称其“干涉他国内政,且堕落、腐败,已经不能代表神的圣洁”,同时拥护服从英王的国教[2]。这个立场与“将权力关在笼子里”的理想相比起来十分吊诡,因为绝对君主制与国教在欧洲大陆的施行,始终没有能杜绝恶政,亦使得强势的教会更加腐败,并且迫害其他宗教派别[3]。

  

洛克与《论自然法则》及《政府论》

  

   在十七世纪下半页,约翰·洛克以他的自然法学说加入了讨论。洛克在《论自然法则》里重申了“有指定给人类的道德规则与自然法则”这一条件,并且确认了“法则的形式的原因在于至高的意志”,而其被发现与诠释则由人的理性活动来实现。但洛克是个经验主义者而非唯理主义者,他又强调人的感性知觉、良知、经验是认识自然法的基础,而理性是被用作推理及辩论,确认真正的自然法用的。接下来,洛克透露了人自出生如同一片白纸,自然法并不会预先印记在人的心里,因此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会有原始与野蛮,统治的方式也会存在武断专制,从而侵犯人们的自然权利。洛克又强调,人们普遍声音并不是造物主的意志,人们的普遍同意并不能证明自然法,人类个体自身的利益也不是自然法的准则。在他眼中,自然法的约束力又是永恒的,是辨别对错的不变准则。其中一类自然法保障人们的生命、财产与自由,而另一类自然法要求人们保有某些情感与联结,促使人们能够盼望生活、恪守法律、互相友爱以及互相协作。

  

   在洛克的另一本著作《政府论》中,分上下两篇分别驳斥了君权神授的观点,以及确认了公民政府的起源、范围及目的。在上篇著作里,基于《圣经》的文本,洛克重点驳斥了菲尔麦《先祖论》里,认为人类君权与父权由始祖亚当被雅威在造人时授予并能合法在血亲中传承的观点,称其并不符合自然法。在下篇著作里,洛克也提出了“自然状态”的概念,并指出在自然状态下每个个体都享有平等的自由权与生命权,并且接受自然法的支配,使得人与人之间不可互相侵犯生命、财产与自由。而在洛克的自然状态里,每个人都被认为有自然法的执行权,能针对违反自然法侵犯他人自然权利者施加惩罚。然而,接下来洛克认为在自然状态里,缺少一种稳定的、人所共知的对自然法能够确认的状态,因而在俗世中裁判是非的标准缺乏共同的尺度,也缺少知名的权威进行公正的裁判并执行惩罚。在这些前提下,人们自愿放弃惩罚权,交由他们当中指定的人来行使。而被指定者的权力亦不是武断及不受限制的,要基于社会普遍同意的原则,或经由他们代表普遍认授的原则来行使。在勾勒出政府产生的原理以后,洛克在剩下的篇幅里再次申明了,政府的责任限于保护基本的自然权利,即个体的生命、财产与自由。并且政府必须依据自然法的来治理,并且分权而治,避免权力腐化过度而不可逆转。如果政府开始玩弄权职,不再回应人民或他们代表者的委托时,政府应当被解体。如果政府开始压迫人民,其自身的恶已经昭然若揭时,人民有权利和义务揭竿而起,守护自然法的公义。

  

   在霍布斯与洛克的观点中,人性并不是被预先认定为“善”的。他们大致上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类难免会自利、野蛮、愚昧,不一定认识与遵循善的道德及公义的法,在无尽的欲望的驱使下难免会导致人与人不间断地战争与压迫。最高的、有执行力的权威是昭示法与公义必须被履行的必要。至少在他们眼中,缺少统一的、公认的法律标准的政治社会,美德与公义是无法稳定地延续下去的。

  

   霍布斯与洛克的观念,在一百年后启发了北美殖民地的立法者们。自然法法治与有限责任政府的理念造就了美国各州自身的宪法以及美国联邦宪法,并且在《独立宣言》里成为美国反抗乔治三世统治下的英帝国[4]的重要依据。

  

伯克、阿克顿论自由与传统、权力的关联

  

在世纪十八、十九世纪交接之际,北美、法国陆续发生了独立战争与大革命。两场事件都导致新的政体产生,君主制被抛弃,然而两场事件同时有产生了不同的效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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