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远和:论劝诱改宗的宪法界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0 次 更新时间:2015-12-08 20:2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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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远和  
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并不特别严厉,其性质与其说是惩罚性的,不如说是预防性的,因为如果申诉者在此后三年内没有再犯,施加的惩罚就不再执行,政府措施没有不成比例,符合《公约》第9条。而对于劝诱平民,平民并没有受到与士兵一样的压力,政府措施不正当,违反《公约》第9条。

   Repik法官和Van Dijk法官发表了不同意见。Repik法官认为希腊法律没有区分劝诱士兵和平民,申诉者无法在必要确定的程度上预见其行为的法律后果。Van Dijk法官怀疑军中上级人员对下级人员施加不当影响的假定,证据表明下级从未受到压力,讨论宗教和改变信仰是由其自由意志促使的,因此起诉和惩罚上级没有迫切的社会需要。

   (四)评论以上案件

   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第9条,欧洲人权法院的审查思路是:(对自由的妨碍)——法律所规定的——合法目的——民主社会所必要的,Joseph Brossart以此分析俄罗斯《良心自由和宗教组织法》是否符合欧洲人权公约。[38]

   Paul M. Taylor总结欧洲人权法院的审查特点:第一,区分第9条和第10条限制,分别针对散发传单和放映电影;第二,区分正当和不当劝诱;第三,特定媒介(如广播媒体)和特定背景。[39]

   欧洲人权法院的主要问题有三:裁量余地、审查标准以及少数宗教。

   其一,裁量余地(margin of appreciation)/欧洲监督/普遍宗教自由。

   Jilan Kamal认为应当用欧洲共识(比较法)排除或限制各国裁量余地,[40]而Javier Martinez-Torron认为,裁量余地对于平衡欧洲共识和各国差异是必要的,只是适用时注意那些较少民主传统的国家。[41]

   欧洲人权法院法官Willi Fuhrmann认为欧洲人权公约制度是辅助性的,必须承认裁量余地原则。[42]欧洲人权法院法官Francoise Tulkens提到司法克制,必须同时考虑各国裁量余地和普遍宗教自由。[43]

   欧洲共识逐渐限制并最终排除裁量余地原则可能是一个历史趋势,在欧洲人权法院监督下希腊人权的进步即是明证。[44]

   其二,必要性/比例性/平衡测试(justified in principle and proportionate/pressing social need)。Jilan Kamal认为应当把“迫切的社会需要”作为必要性标准的内涵。[45]

   Ilias Trispiotis认为在劝诱者表达自由和被劝诱者宗教自由之间的平衡测试只能提供较弱的言论保护,而根据公共利益(如公正民主和社会凝聚力)来审查劝诱行为,可以提供更强的言论保护。[46]这方面欧洲与印度恰好相反。

   其三,少数宗教/邪教/伊斯兰/多元主义。

   欧洲人权法院确保多元主义和宽容是民主社会的标志,尊重多元主义的社会价值以及自我认同和自我决定的个人权利,这需要平衡少数宗教和主流宗教的权利,鉴于派系[47]问题的凸显,还需要界定什么是“宗教”。[48]

   Francoise Tulkens认为多元主义是欧洲人权法院宗教自由法律的主要理论模式,即禁止国家恣意妨碍宗教自由以及保证国家中立和公正,最近也形成了与敏感问题(Islam和Sects)有关的相反模式。[49]法国反邪教活动产生的双层宗教制度剥夺了少数宗教的宪法权利,而欧洲人权法院对各国做法予以极大的尊重。[50]有人批评欧洲人权法院歧视伊斯兰教。[51]

   四、印度

   (一)《印度宪法》第25条宗教自由条款

   20世纪著名传教士琼斯在其《印度道路的基督》表达了使印度教徒改信基督教的观点。基督教的目的是关心、靠近、帮助和满足他人,而印度教的某些思想值得保留,如作为最终实在的精神和遍布于万物的统一感,但是印度教的外部形式正在衰败,如种姓。这些思想需要通过新的形式才能复活,耶稣提供这种新的形式。印度教认为达到梵天的路径有三种:知识、感情和行为,这与耶稣的“我是真理,我是生活,我是方法”一致。[52]

   印度国父甘地反对西方传教士的劝诱活动。他认为,所有宗教都是真实的,同时又都有一些错误,应该平等尊重所有宗教。因此改教的想法是不可能的,向别人诉说信仰的人不值得信任,尤其是以改教为目的。信仰不容许诉说。信仰需要实践,然后自我传播。[53]以人道主义工作为幌子劝人改教至少是不道德的,一定受到这里人民的憎恨。宗教信仰是每个人自己决定的事情,如果任何贱民想放弃印度教,他完全有权那么做。[54]

   印度宪法之父安贝德卡尔反对印度教种姓制度,赞成改信其他平等宗教。不可接触者改教目的是为了获得平等地位,而非物质好处。[55]宗教涉及人类和神的关系,宗教是为了拯救灵魂,不是保护社会文化和个人福利。[56]在社会能接受改教之前,宪法必须规定不可接触者可以成为社会成员并参与社会生活,且不受歧视。否则,改教者就无处安身。[57]离开代表歧视和镇压的印度教,拥抱一个保证平等地位、平等机会和公正对待的新信仰。[58]

   印度制宪会议就宪法草案第19条[59]于1948年12月3日和6日进行辩论。为期两天的辩论围绕宗教“传播”而展开。会议代表基本分成两派,一派倾向于甘地,另一派倾向于安贝德卡尔(或琼斯)。

   甘地派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从宪法中删除“传播”一词,另一种是保留“传播”,但是对其进行严格限制。Shri Lokanath Misra认为,宗教传播为完全消灭印度教文化和生活方式开辟道路。宗教传播使得人们分裂成互相敌对的阵营。伊斯兰教已经表现出其对印度教的敌意。基督教已经制定在我们社会生活周围通过非法手段进行和平渗透的政策。这是因为印度教没有采取保护措施。印度教只是一个关于生命和宇宙的完整哲学观点,体现在一个以这种哲学和平友好地生活的有序社会中。但是印度教的宽宏大量已经被误用,政治已经侵扰印度教文化。今日印度宗教的目的只是在宗教狂热的大旗下积累冷漠、贫穷和野心。这个目的是政治性的,因为当今世上一切都是强权政治,而人的灵魂消失在尘埃中……如果有人要传播其宗教,让他们去做。只是我渴望,不要把这种行为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写人宪法并鼓励它……至少从宪法草案第19条中删除“传播”一词。文明正轻率走向大熔炉。让我们保持谨慎,尽力使我们的文明延续下去。[60]T. Shah认为,对因年幼、年老、残疾或其他无能力而需要帮助的人的传教活动应该受到严格限制。[61] Shri Rohini Kumar Chaudhari认为,传教士在传教时丑化讽刺印度教,宪法应当禁止宗教信徒诋毁其他宗教。[62] Shri K. Santhanam认为,宪法草案第13条规定的表达自由包括宗教表达自由,传播只是表达自由。第19条与其说是关于宗教自由的条款,不如称之为关于宗教宽容的条款。第19条后半段(宗教传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该条款开端的关键词语:受制于公共秩序、道德和健康。[63]

   安贝德卡尔(或琼斯)派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在宪法文本中保留“传播”一词。Pandit Lakshmi Kanta Maitra认为,印度拥有伟大的精神遗产,如果国家让世界了解印度文化,并消除世界对于印度文化的普遍疑惑、误解和无知,传播印度宗教的权利必须被承认。[64] Shri K. M. Munshi认为,基督教传教士在英国统治下曾有优势,但在独立的世俗国家将不会有那样的优势,不管宗教信仰如何,平等对待每个人。任何团体不大可能通过宗教传播获得政治优势。在我们根据宪法创立的当前组织结构中,这是一个世俗国家。一个团体的成员对另一个团体的成员没有特别的优势,通过增加信徒也不会有任何政治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宗教“传播”这个词语不可能具有某些代表所认定的危险含义。[65] Shri L. Krishnaswami Bharathi认为,传播一词通常被理解为指向唯一的特殊宗教,那就是基督教……它是一项赋予所有宗教派别的权利;毕竟所有的宗教只有一个目标,所有的宗教都是归一和相同的,这一切都是上帝,尽管以不同的名义,不同团体可能都会传播其宗教。[66]

   在深入辩论之后,宗教传播得以保留。宪法第25条文本如下:

   (1)受到公共秩序、道德和健康以及本部分其他条款的限制,所有人平等享有良心自由的权利,以及自由表白、实践和传播宗教的权利。

   (2)本条不得影响任何现行法律的实施,或者阻碍国家制定任何法律——

   (a)规制或限制任何可能与宗教实践有关的经济、财政、政治或其他世俗活动;

   (b)规定社会福利和改革,或规定向印度教徒的所有阶级和阶层开放具有公共性质的印度教机构。

   宪法第25条对宗教传播进行了双重限制。第一,第25条第1款的限制条件:受到“公共秩序、道德和健康以及宪法基本人权部分其他条款”的限制。第二,第25条第2款规定国家可以规制可能涉及宗教实践的经济政治等世俗活动,规定向印度教各阶层开放公共性质的印度教机构场所。

   (二)Stanislaus 案件

   在 Rev. Stainislaus vs State of Madhya Pradesh & Ors [67]案中,印度最高法院对宪法第25条“传播”和“公共秩序”进行了解释。

   本院在 Ratilal Panachand Gandhi v.The State of Bombay & Ors.[68]一案中考虑了宪法第25条的含义,内容如下:“因此,受到该条施加的限制,每个人享有宪法基本权利,不只心存可被其判断力和良心接受的宗教信仰,还以其宗教命令或准许的公开行为来展示其信念和思想,进而传播其宗教观点以教化他人。”

   宪法25条第1款使用“传播”这个词语,该条款准予的不是劝人改教的权利,而是通过阐明其信条来传送或传开其宗教。宪法第25条第1款是向每个公民保障良心自由的,而不只向某个特定宗教的信仰者,反过来,假定没有劝人改教的基本权利,因为如果某人故意从事劝人改教,而不是努力传送或传开其宗教信条,这将侵犯(宪法)向全国所有同样公民保证的良心自由。应该这样理解,该条规定和保障的宗教自由不只涉及一个宗教,而且包括所有同样宗教,如果一个人行使其权利的方式与其他宗教信仰者的同样自由相称,那么他就能适当享有宗教自由。一个人的自由在同等程度上也是另一个人的自由,因此没有诸如劝人改教的基本权利之类的东西。

本院在 Ramesh Thapper V. The State of Madras [69]一案中认为,词语“公共秩序”具有宽泛含义,意味着政治社会成员的普遍平静状态,这种平静状态是其成员建立的政府实施内部规制的结果。还可提及 RamjilalModi v. State of U. P.[70]一案的决定,该案中本皖认为,宪法第25条和第26条保证的宗教自由权明显受到公共秩序、道德和健康的限制,“不能断言宗教自由与维护公共秩序没有任何关系,也不能说为了公共秩序而不能在任何情况下制定涉及宗教罪行的法律”。这两个条款明确预期,为了公共秩序,它们所保证的权利可被施加限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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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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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行政法论丛》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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