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兵:惩罚性赔偿的规范构造

——以最高人民法院第23号指导性案例为中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89 次 更新时间:2015-12-02 12:5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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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兵  
美国法上的惩罚性赔偿包括故意和重大过失两种情形。[43]那么,中国法语境中的“明知”是否同时涵括故意和重大过失两种情形?笔者认为,中国法应当将重大过失排除于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之外。换言之,作为惩罚性赔偿主观要件的“明知”,不能被含混解释为主观过错,而必须被限定为主观故意。首要的理由是,将“明知”限定为故意范畴,可以体现对惩罚性赔偿的慎用原则。从比较法层面考察,重大过失固然可以在美国法上构成惩罚性赔偿的主观要件,但该种情形还须符合其他客观要件。例如,美国各州及联邦判例通常用“粗暴的”(outrageous)“恶名昭彰的”(egre-gious)、“应受谴责的”(reprehensible)等词语来描述被告的行为,其证据标准要高于一般民事案件。[44]反观我国现行法律,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主观要件十分简陋,仅靠“明知”二字加以支撑,同时还缺乏配套的程序法规则保障当事人的利益平衡,将主观要件限定为故意,符合对惩罚性赔偿的慎用原则。

   进而言之,将“明知”限定为故意范畴,以此排除重大过失的适用,亦可凸显惩罚性赔偿规则赖以存在的制度正当性。辨识故意与重大过失,区别点在于“欲”而非“知”,即前者是有意为之,后者是无意为之。在传统民法的语境中,故意与重大过失时常加以混同,二者均属恣意行事的主观过错,在道德非难程度上具有亲缘性。[45]然而,故意和重大过失的微弱区别,恰巧体现了惩罚性赔偿制度“精确制导”打击的目标,深刻反映出惩罚性赔偿制度与民事责任制度的功能差异。民事责任法以填补损害为己任,无需过分考虑行为人的内心状态,有损害必有救济,至于这种损害是行为人“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无关紧要;相反,惩罚性赔偿制度以威慑、惩戒为主旨,需要鉴别行为人的过错等级。故意行为具有可避免性和可预防性,因此惟有惩戒“明知故犯”的故意侵权者,方能最大效用地发挥该制度的吓阻功能。包括有重大过失行为者在内的过失侵权者,纵然违反了各种程度的注意义务,但在主观上并不追求损害事实的发生,在令其承担填补性赔偿责任的同时,强迫其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属于法经济学所言之“过度震慑”(Uberabschreckung),[46]淡化了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效率原则。

   2.违反法定义务不等于“明知”

   在“孙银山案”中,法院将“违反法定义务”等同于明知,此裁判立场并不恰当。如前所述,《食品安全法》第96条是请求权聚合规范,消费者同时享有填补性赔偿请求权和惩罚性赔偿请求权,而这两种请求权的构成要件是不同的。消费者主张填补性赔偿请求权时,可选择违约之诉,亦可选择侵权之诉,分别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47]销售者违反法定义务的事实,表明被告行为具有违法性或者过错,但该要件在消费者以侵权之诉主张填补性赔偿请求权时才具有意义。

   “孙银山案”及类似判决蕴含着如下逻辑链条:违反法定义务→具有主观过错→认定为明知→判令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在此逻辑链条中存在如下错漏:将违反法定义务等同于“明知”,是混淆了过错形态的区分。私法上的过错包括故意、重大过失、普通过失和轻过失。一般侵权责任对过错形态并不加以区分,只需具备过错即已足,但“惩罚性赔偿必须以侵权人的过错形态为故意时方可适用”。[48]私法意义上的故意,是指“有预谋的不当行为”(dulus, intent)。[49]《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进一步将故意区分为两种类型,即“有意造成此种损害”或者“知道此种损害或同类损害可能发生或必然发生,而有意为一定行为”。[50]由上述定义可以知晓,“违反法定义务”只能表明行为人存在过失,但并不能据此认为其属于故意(甚至不能证明存在重大过失),除非当事人是有意违反法定义务,即前文所述的“明知故犯”。

   问题接踵而至,如何证明当事人的“明知”?行为人的意志因素无法直接被感知,只能通过外在的行为加以测判。在司法实践中,需要运用作为法技术工具的推定加以判断,尤其需要借鉴来自刑法的较为成熟的既有方法。具体包括:第一,《食品安全法》第96条所言的“明知”包含“确知”与“应知”两种情形。与民法规范对故意侵权的漠视不同,“明知”要件在刑法规范中有广泛的运用。刑法语境中的“明知”通常被解释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亦有学者将其解释为“直接证明的明知”和“间接证明的明知”。[51]转换为民法术语,“确知”和“应知”都属于明知范畴,共同构成故意行为。第二,“确知”通过直接证据加以证明,“应知”通过推定加以证明。所谓推定,是指从A事实(前提事实)推认B事实(推定事实)。[52]在运用过程中,推定常与拟制相混淆,都是借助一个前提事实来证明另一个要件事实,但二者的界限在学理上是很清晰的,拟制是对“确知”的虚构,推定是对“应知”的断定。[53]换言之,推定不是决断性虚构,只不过是降低证明标准、基于盖然性衡量推论出要件事实而已。第三,对《食品安全法》第96条中“明知”要件的证明,是可以反驳的事实推定,而非不可反驳的结论性推定,应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条第3款的经验规则为标准,只需达到民事诉讼上的“如果A,则大多数情况下是B”的盖然性证明标准,而无需达到刑事诉讼上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

   不妨再结合“孙银山案”的案件事实加以讨论。欧尚超市江宁店作为食品经营者,应当按照保证食品安全的要求贮存食品,定期检查库存食品,及时清理变质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货架上的过期香肠在超市摆放并销售,处于欧尚超市江宁店的控制范围之内,超市的销售行为存在明显过错,此无疑义,但法院仅据此认为超市构成“明知”,说理不够充分。本案中的超市销售过期食品,在理论上存有多种可能性:有可能是为牟取不当利益故意销售;也有可能是因为管理混乱,误将过期食品作为不过期食品销售,或因工作疏忽未及时将过期食品下架。有鉴于此,法院的论证说理需要从被告“知道或应当知道”的角度加以补强。

   其一,假设本案中的被告从事涂改生产日期、篡改标签、出具虚假标示、假冒合格食品等行为,法院可以直接认定被告为“确知”,判定被告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自无疑义。

   其二,假设本案中的被告没有上述行为,只是出现过期食品在货架上销售的情形,则应结合具体证据加以推定是否存在“应知”,包括超市是否为专业性食品销售商,食品类别是否为易变质的保鲜食品,保质期标示方法为时间点还是时间段,食品过期的迟久程度等。只有在以盖然性衡量的标准间接证明被告“应当知道”食品过期的事实后,方可判令被告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其三,假设超市以管理混乱而没有验货盘存制度为由,能否构成明知的抗辩?笔者认为,超市作为一个商事主体,是专业性食品销售机构,不依照法定要求建立相应的制度,主观状态属于“有意的视而不见”(willful Blindness),[54]可以推定为“应当知道”。与之相左,倘若超市举证证明食品过期销售是来源于生产商的标示错误;或者超市已经将过期食品与合格食品分开并有醒目标示,但因工作疏忽还没有及时下架从而造成销售,则应认定被告存在过失而非故意,只能承担填补性赔偿责任。

   简言之,对于明知的认定,需考察行为人的过错形态,判定其是否属于“有意为之”。[55]若非如此,在不考察行为人过错状态的情况下,以违反法定义务为由判令“十倍赔偿”,就等于将惩罚性赔偿责任混同于一般侵权责任,偏离了法律文本的基本含义。

   (三)如何辨识“损失”

   “十倍赔偿”规范是否以实际损害的发生为前提,学说上存在分歧。全国人大法工委在《侵权责任法》的释义中认为:“惩罚性赔偿不是独立的请求权,必须依附于赔偿性的一般损害赔偿。”[56]反之,有学者认为,为体现惩罚性赔偿的威慑功能,宜将惩罚性赔偿请求权作为一项单独的请求权,无需作为填补性赔偿请求权的附属请求权。[57]

   在惩罚性赔偿案件中,我国法院存在裁判立场的分歧,即当消费者尚未食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食用后并未造成其人身、财产或其他损害时,消费者购买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的价款损失是否属于《食品安全法》第96条第2款中的“损失”。[58]以2014年3月15日起施行的《审理食品药品案件司法解释》为分水岭,各地法院的裁判立场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此前,各地法院的判例通常持肯定说,在适用《食品安全法》第96条时,要求当事人须举证证明实际损害的存在,否则驳回诉讼请求。有些法院在裁判文书中明确将损害事实作为“十倍赔偿”的要件:“从惩罚性赔偿立法目的及侵权法原理的角度考虑,消费者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请求销售者承担十倍赔偿责任的,应当符合两个前提条件,其一,销售者明知销售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其二,销售者因违反了《食品安全法》规定给消费者造成了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59]《审理食品药品案件司法解释》未明确采纳否定说,但其第15条中“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的表述刻意区分了填补性赔偿和惩罚性赔偿,被解读为“消费者主张食品价款十倍赔偿金不以人身权益遭受损害为前提”,学者据此主张惩罚性赔偿是“无损害的损害赔偿”,无需以法律上的损害为适用前提。[60]“孙银山案”判决采否定说,并未将实际损害作为适用“十倍赔偿”的前提。

   按照解释论的方法,笔者赞同“孙银山案”的裁判立场,反对以实际损害作为适用《食品安全法》第96条的客观要件,依据正是前文所作的论证:在《食品安全法》第96条的逻辑结构中,惩罚性赔偿责任与填补性赔偿责任并行不悖,各自赋予当事人独立的请求权。因此,“十倍赔偿”的适用无需以实际损害为前提。所谓的“客观要件说”脱离了法律文本,没有遵循法条之逻辑结构,尤其混淆了《食品安全法》第96条与《侵权责任法》第47条之间的适用关系,将“十倍赔偿”规范片面理解为侵权责任规范。

由此延伸出来的问题是,惩罚性赔偿如果不以实际损害为前提,则导致了“无损害的损害赔偿”现象,是否与“无损害即无赔偿”的民法原则相抵牾?对此问题,有学者从比较法的功能演化视角予以论证,[61]但笔者认为此视角未必有充足的解释力。中国法语境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源自域外,却未遵循西方的发展脉络,反倒是一直沿着自己的独特轨迹演绎。尽管我国立法偏向于大陆法系,但未恪守欧洲大陆法的形式主义法律传统,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演化过程即为适例。在中国立法者从普通法借鉴“puni-tive damages”概念的时候,尚未制定和颁布统一的《合同法》、《侵权责任法》和《物权法》,在缺乏体系化民法规则的情况下,建立惩罚性赔偿不是(也不可能是)理论自觉的产物,而是改革开放中期用立法惩治扰乱市场秩序行为的实用主义做法。正因为如此,惩罚性赔偿的内涵与传统的损害赔偿法并未对接,也与普通法中的“punitive damages” 、“ aggravated damages”等概念并不完全吻合。差异性不仅体现为赔偿的对象不同,[62]还体现为赔偿计算标准的不同,以及对赔偿金性质的认知。美国法上的惩罚性赔偿金是与填补性赔偿金挂钩的,联邦最高法院的新近判决甚至认为二者之间比例不可以超过1:1的限度,才符合宪法原则。[63]惩罚性赔偿以受害人损失为前提,是有历史成因的。普通法系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溯源于英国,英国法上的惩罚性赔偿主要针对非财产类损害,并有严格的类型限制。[64]英国法将惩罚性赔偿金看作是对受害人所遭受的“精神痛苦、尊严践踏、情感伤害”的弥补严通过加重故意侵权人的责任,实现惩罚功能。反之,中国法上惩罚性赔偿的制度机能着眼于对市场欺诈行为的惩处,在最初的规则设计上与受害人的损失、行为人的恶意程度完全脱钩,是一种事先定值(pre - estimate)的处罚,名为“赔偿金”,实为“制裁金”,与古典民法上的损害赔偿原则没有关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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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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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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