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答苗族诗人南往耶先生问

——《雷公山诗刊》关于全球语境下中国诗歌的民族性专访刘再复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7 次 更新时间:2015-11-12 23:2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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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再复  
连“爱己”都不能保障,神性的爱就丧失其基本意义。

   8  南往耶:民族性写作与写作者的民族身份认同或民族身份觉醒有没有关系?

   刘再复:在中国文学史上,清初著名词人纳兰性德,其民族身份是满族,但他的诗词却打动了无数的汉人。我个人就特别喜欢他的词。纳兰性德诗词的精彩,是他个人才华的精彩,是他整个人的存在的精彩,与他的满族身份关系不大。他自己也不强调其写作是满族性写作。除了纳兰性德,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我还记得董西厢董解元是女真族,但他与女真族身份也没有什么关系,许多汉族学人与学生,都忘记他是女真族。我觉得对文学艺术有影响的是民族天性。有些民族的天性是勇敢、强悍、率真,但随着岁月的推移和外部的压力,往往会产生性格的伪形化,这种情况,民族天性的重新激发即您所说的“觉醒”,对于文学创作可能更有意义。至于“民族身份”,那倒是属于世俗层面的考虑,与民族天性那种本真元素还是不同。

   9南往耶:关于民族身份,我们听到身边太多的人在说,不要把这个问题搞得太清楚,否则不利于国家的发展什么的。对此,我们想说的是,“民族性写作”并不是呼唤“爱国者写作”(或曰民族主义写作),我们所呼唤的只是文学创作中艺术成分的民族元素及其民族情绪。但我们可以预见,未来世界肯定是全球化的、世界性的,那时血统杂种,文化杂种,民族个性必然消失殆尽,到时候,我们的诗歌(文学)还存在民族性吗?如果还有,那民族性该如何体现?是否会组构出新的民族而重写“集体记忆”?

   刘再复:是否守持民族身份,这要看是否有利于文学创作,而不是看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发展”。每个作家诗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权利,但选择的标准只是有利于文学。我们讨论文学问题时,切不可引入政治话语,例如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等等。您说未来世界肯定全球化,世界性,但您也可以在全球化的潮流中充当一个潮流外人,即局外人、槛外人。潮流不能决定一切,更不能决定诗歌的命运。在全球化的潮流中,您仍然可以坚守自己的民族性写作,只是您不能考虑,您的知音不仅在本名族之内,一定也在本民族之外。所以诗人们总是本能地在“各民族”中寻找知音,而不仅在“本民族”内寻找知音。

   10南往耶:实际上,今天我们的民族性写作已经不容乐观。在全球化语境下来考量我们的写作,我们会很容易发现,中国作者的写作是“中国化”写作,而没有中国各个民族的民族性写作。这个问题是否需要解决?解决的途径或下场大概会是什么?

   刘再复: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是个极为庞大的政治存在,经济存在,文化存在,而且是个拥有数十个民族的伟大存在。从文学创作上说,真可以展示各民族的生活特色、情感特色、地方特色。完全不必统一化即中国化。但不管是什么民族,不管是蒙、藏、维吾尔,还是苗、侗、彝等,现在都使用汉语,因为只有使用汉语或把少数民族语言翻译成汉语,其作品才能赢得最广大的知音。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化”的写作乃是创作本身的需要。

   但是,文学领域是最自由的领域,文学活动又是充分个人化的活动,每个诗人作家都可以选择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方式进行创作。当然也有充分的理由拒绝国家化、组织化的写作。作家喜欢追求“差异”,而不喜欢追求“大同”,即使在现实层面中真诚地认同“中国”,其创作也不一定要“中国化”。文学艺术创作,最要紧的是个人化、个性化。而不是国家化,也不是“民族化”。

   11南往耶: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全球化是大势所趋,那么,诗歌写作的民族性是否会被地域性所取代?或者说,只有地域性才能体现全球化语境下的诗歌的个性?

   刘再复:什么是“民族性”?什么是“地域性”,两者的区别是什么?这又碰到“语义”问题,当然,有些作家作品是清楚的。如我国现代乡土作家代表性人物之一蹇先艾,他写出贵州的一些习俗与生活(同期还有黎锦明、许钦文和王吾彦等乡土作家),表现出来的当然是地域性而不是民族性。但这些乡土作家,如鲁迅所言,在还未开笔写乡土文学之前,就已被故乡所放逐,即到异地漂泊,他们的乡土文学,只不过是回忆“父亲的花园”,而且是已不存在的花园。因此,其描写只不过是自慰罢了。现代乡土文学的这种经验说明“地域性”也不是文学的真命题。诗歌的个性也不能靠“地域性”来体现。无论是诗歌还是散文小说,面对的永远是真实的人性与真实的人的存在,还有人类生存的真实处境。面对这一根本,他们要选择某种“地域”,或某种“民族”作符号,还是扬弃“民族”与“地域”背景,都是可以走得通的。

   12南往耶:乐观地看,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现代化,是工业文明建设的结果,它让世界各地的人们可以文化共有,资源共产。悲观地看,全球化就是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的正常化。在这样的语境下,民族生活、民族文化(包括世界各地的民族,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正在逐渐失去原始属性,逐渐失去属于民族内部的生命力的东西。无论在社会的哪个角落,都无法逃避资本主义的引力场,人仅仅成为工具,成为生产、消费中的一个环节。地理位置不再是文化传播的障碍,全球各地的年轻人的文化生活正在走向一体化,咖啡厅、酒吧、游戏厅、网吧在全球各个城市以复制的形式大量存在。对于大部分农村孩子来说,饭后不再是到田野里玩耍,到月亮下嘻戏,而是去游戏厅打游戏或在家看动画片。诗人群体的生活亦是如此。诗歌写作留下来的最多只是作者个性,而没有民族性。那么,在全球化语境里,留给诗人思考的空间还有多少?

   13南往耶:有人说,进入21世纪,“民族性”不再是80年代知识界所寻找的本土文化内部的“民族性”,而是“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性”,它的起点、视野和知识分子立场都有所不同。那么,就您对当下语境的认识,现在和未来的民族性分别是什么,又在哪里?一百年之后,我们的诗人还可能找到这种民族性吗?而这种民族性是否只作为一种“记忆文学”而存在?

   14南往耶:我想,在以后的未来,全球化完全到位后,可能我们的作品就摆脱了土地,摆脱了地域文化的直接影响,摆脱了民族身份和国家地理。不但在作品中摆脱了,而且在心灵深处也被淡化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为开放、自由的心境和创作观念。那时的作品几乎是纯粹的知识分子写作和智性写作,从作品中你几乎找不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特点。最后,也就是剩下所谓的“人性”或“个人性”的写作,不再有“民族性”的写作了。那时我们探望和思考的只有人及其人和世界的关系。会是这样吗?对文学艺术而言,这是不是一件好事?

   刘再复:上边三个问题,都反映您的一种焦虑,即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民族性写作将会消亡。全球化让物质主义充斥一切领域,恐怕也不会给诗与诗人留下空间。

   您的这些富有思想的焦虑,使我想起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和它的主人公霍尔顿。很抱歉,我们虽然未曾见面,但我在万里之外却直觉地感到您很像霍尔顿,也是一个“麦田守望者”。不过,您的麦田,乃是民族性诗歌写作。我虽然在现实生活的层面上支持全球化,更支持中国进入全球化结构,(因为此次全球化是技术推动的,是现代化生活的自然逻辑。不像16世纪以后数百年的全球殖民化,那是用枪炮推动的,并非自然结果)但是,仍然充分理解您的守望情结。霍尔顿有一个强大的自我,他的沸腾的荷尔蒙,隐藏的神秘与冲动,割破的手指,耳边吵得要死的音乐,样样都有个性。他散漫、怪异,却充满生命活力。他作过一段著名独白,说有一大群孩子在麦田里玩耍,附近没有一个大人,除了他自己。他的职务是在那里守望,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他就把他们捉住。他只想当个麦田守望者。他其实非常自尊,非常高傲,可以说“心比天高”。我在此时寄寓的科罗拉多高原,就见到许多高原守望者,他们拒绝“开发”、“发展”,每年城市建设局发信让他们选择“是否发展”,他们都说:“NO”。冬季奥运会曾想在这里召开,也被他们抵制掉了。这些“保守”的居民非常可爱,他们唯一担心的是现代化的潮流会席卷他们的山明水秀的家园。我与他们相处已20多年,非常理解他们的充满诗意的执拗。所以也特别能理解您所提问和焦虑的一切,这一切本身就是大诗情。但表述这一切时一定要把现实层面与审美层面严加以分别。

   15南往耶:《雷公山诗刊》所依托的文化背景是贵州。听说,上一届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当年在贵州当书记时就邀请您到贵州疗养。那时的贵州给您的感觉如何?作为诗歌创作资源,您认为作为少数民族聚居的贵州有哪些东西可以转化为当地诗人的诗情?

   刘再复:一九八七年春天,在全国人大与全国政协的会议休息期间,胡锦涛人大会堂大厅里见到我,知道我因“反自由化”而情绪低落,就邀请我到贵州疗养。他说贵州很美,他可以找一座山边的房子让我安静写作。我听了很高兴,可是因为事先已安排到广东治病,就没有接受邀请。胡锦涛担任全国青联主席时,选拔我当一名“青联常委”;一九八四年,他委任我当“中国青年代表团”的团长到日本参加创价学会的文化节;他在政协担任“青年组”组长时,我是该组的政协委员,又属于最敢说话的委员,所以他一直关心着我。

   胡锦涛邀请我时,我确实想到了贵州。而一想起说起贵州,心里就浮起我的朋友、著名诗人黎焕颐的诗句(黎焕颐也是贵州人,自称“黔中子弟”。)他的《我是黔中子弟》写得极感动人。其中许多诗句我会背诵。例如:

   ……

   为此而骄傲:——黔黎!

   贵州人,本来就富有

   平民气质。

   不乞不求,不怨不尤,

   勤勤恳恳,开发山区。

   山呵!山,赋给贵州人

   山的敦厚,

   山的气宇,

   山的银须。

   穷吗?——是的!

   但,像山一样,

   穷得有骨气。

   很少,不!从来没有

   向封建恶势力,

   向外来的强权,

   低声下气……

   考察吧!贵州的崖疆,

   该有多少不屈不饶的故事。

   苗族、布依族、汉族的

   儿女,会如数家珍一五一十

   原原本本地告诉你……

   ……

   是的,我毫不气短,

   我的背后,有何腾蛟,

   有郑子尹,有莫友芝,

   有黎庶昌,有王若飞

   这样的大丈夫,伟男子……

   而这,乃是贵州的山,

   奉献给历史的圭璧。

   ……

   我敢说:她的情操——

   情操的纯朴,敦实,

   她的灵魂——

   灵魂的品质:善良、高洁,

   比任何大都会的蕴藏

   都富饶而瑰丽……

   不是吗?黔灵山,

   黄果树、花溪、贵阳

   比之西湖、比之大上海

   的胭脂气、铜臭气

   就少三分之一……

   黎焕颐还有“题父墓”等诗,也让我更深地认识贵州。贵州的诗歌之源太丰富了。少数民族的风采,当然也是资源。我还认识贵州的另一位先锋派诗人黄翔,(现在流亡到美国)觉得他是一个浑身燃烧、用全生命写作的杰出诗人。胡锦涛很谦虚,他在八七年那次见面时还问我贵州有什么事要办没有?我直说:贵州公安局把我的朋友黄翔抓走了,他是个很出色的诗人,不懂政治,没有危险,请您过问一下公安局,把他放出来。第二年(八八年)见面时,他还记得此事,给我说明此事的处理状况。

   黎焕颐兄比我年长约十岁,他笔下的贵州那么可爱,那么纯朴,各民族的兄弟姐妹那么有风采风骨。到处是诗情,到处是诗的矿藏与旷野,难怪您的讲述中充满着对这一片山川土地的酷爱。谢谢您花那么多时间,提出这么多有意思的问题。只可惜我久病初愈,力不从心,不能充分回答。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日

   美国 科罗拉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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