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材料与注释:林默涵的检讨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87 次 更新时间:2015-11-12 15: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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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诚 (进入专栏)  
我那时并不认识立三主义的错误,我还没有哪个能力和基础,但使我长久不能忘记,刺伤了我的自尊心的,是当时遇到的一位区委同志对左翼非党知识分子所表现的那种令人难堪的鄙夷的态度,当时我得了这样一个印象,他们且正式这样说过,要读马克思主义,就应当是党员,否则就是空读,就是假革命,就是最可耻的行为。我当时承认这句话有一半对,一半不对,但我不敢辩白,从此我见了他们仿佛感到羞愧,局促不安,我渐渐避免见他们了,我孤独地抱着革命的志愿并无行动的生活着,成了如某一位朋友批评我们的所谓“革命的高踏派”。[注释39][注释39:“高踏派”——原文如此,似是高蹈派之误。]但这样的生活究竟是不能长久的,加入左联后不久我便做了常委,这时我提出了入党要求,由雪峰谈话(他当时也是左联常委)很快就通过了。在此应补述一句:在一二八期间我做了一个短期的外文宣传工作;当时参加这工作的,还有现在边区之林里夫,[注释40][注释40:林里夫(1909-2001),曾就读北大,留学日本,20年代末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20世纪30年代初在北京、天津、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后到延安,曾任陕北公学政治经济学教员。50年代后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经济研究》创办人之一。因右派、“反党集团成员”多次受到迫害。]他担任日文方面的宣传员,我担任英文的。入党以后,在上海的整个时期内我没有过过支部生活,开始是参加左联党团,不久就参加中央文委[注释41][注释41: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1929年10月在上海成立,由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当时是雪峰负责,参加的有林伯修、吴觉先、华汉等)党外团体工作,一直是在左联,主编过左联公开机关报文学日报,写过一些理论批评文章,反对自由人(胡秋原)、反对第三种人(苏汶),在这些理论斗争中,很正确地辩护了文艺的党性与革命作用,但在对中间层(当时第三种人是动摇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小资集团)的政策上,犯了“左”倾关门主义的毛病。这是我和秋白同志共同的,这一点很快地受到了中央的纠正,我记得洛甫同志为这个问题写了一篇文章就是指责我们这个倾向的。[注释42][注释42:洛甫,即张闻天。这里的文章,指洛甫1032年发表的《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到了1935年春,上海党的组织受到最后一次大破坏,[注释43][注释43:据研究者孔海珠介绍:“1934年至1935年,中共上海中央局机关等遭到毁灭性破坏,仅1935年2月19日,就有上海中央局书记黄文杰等36人同时被捕。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五个领导成员中,只有周扬和夏衍幸免于难。”]文化方面的负责同志如华汉、田汉、林伯修均遭逮捕,这是我入党后所受第一次大刺激,为友情,为工作,我伤心地哭了,但我的工作情绪和积极性,这时却更加提高了,我感到了自己的责任。这时只剩下了沈端先[注释44][注释44:沈端先,即夏衍。]和我支持残局,他比较偏于上层,下层的活动就由我担任,没有两三个月,我们便仍又和中央接上了关系,东文学董文学找到了我,这时文委便正式由我负责。端先因环境险恶,要求离国暂避,董同意了他的要求,他便去了日本。文委除我外,还有钱亦石、曹亮参加,董和我一个人碰头,他在工作中给了我很大帮助,我工作得非常起劲和愉快。可惜这样的日子没有过好久,到七八月间董又被捕了,这次我几乎比听到田汉被捕那一次还伤心,从此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和中央失去了联系。这个时间,我没有一天离开自己的岗位,文委经常开会,文总[注释45][注释45: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随后,中国社会科学家、戏剧家、美术家、教育家联盟以及电影、音乐小组等左翼文化团体也相继成立。同年10月,各左翼文化团体共同组成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也很快恢复,我兼书记,左联、剧联、社联、教联等左翼文化团体均仍继续活动。党员由十数人发展到一百多人,由我找来的失掉关系的党员,有汉夫、吴敏、邓洁等,新吸收的有钱俊瑞、艾思奇,我把他们都陆续拉到了文委(只艾一人较迟),这自然是有点危险的办法,但为应付局面,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后来端先回国,阵容便更可观了,只是这时客观局面开展较快,我们主观努力远远不及,既少一般党的工作经验,又失了领导,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有些瞎摸。那时唯一能够看到的党的文件,是英文版的国际通讯[注释46][注释46:“国际通讯”即《国际新闻通讯》,第三共产国际1921年起办的刊物,用德、英、法等多国文字出版。]上的,我记得当我第一次读到季米特洛夫在七次大会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报告,[注释47][注释47:季米特洛夫(1882-1949),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保加利亚共和国第一任总理。1935-1943年,主持共产国际工作。1935年七八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季米特洛夫做了题为《法西斯的进攻与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的反法西斯统一而斗争的任务》的报告。]我简直兴奋得跳起来,我读了又读,把这问题想了又想,我在领导下的所有党团会上传达了这个报告,并大胆地提出了解散文总及其所属团体的主张,经过不少阻难,这个主张终于实现了。于是在我们的发动与帮助下成立了上海文化界各种救国团体,救亡工作大大活跃起来(当然自发的成分非常之多)。正在这时,雪峰来了,[注释48][注释48:为中共中央所派,1936年4月冯雪峰到上海,年底,冯雪峰领导组织了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临委),准备重建上海地下党。]我初听到西北有人来时,我是高兴得到了极点,等待了多少日子啊!我便写了一封信转给他,告诉了组织大概情形,并约他谈话。但他不惟不找我,不找端先,而且毫不负责地散布关于我们的谣言(如对钱亦石[注释49][注释49:钱亦石(1889-1938),湖北成宁人。中共早期社会活动家、教育家、理论家。]说端先有法西斯嫌疑,对一些不清不楚的人说要把我派往别处去之类),怂恿不满意我们的分子来和我们对立,挑起鲁迅、茅盾来反对我们,挑起了口号的论战,自然在我这方面也有很大缺点,如对鲁迅没有建立很好的关系,处理事情长易偏于情感,对一般党的工作缺少经验等等。但雪峰处理问题,对待干部的态度,我现在还认为是非常之不对的(比起这里的负责同志来,那距离不知多远呵)。我由他所受的精神上的痛苦是一生中从来未有过的,关于这些,中央已经知道,毋需在此多说。到延安[注释50][注释50:周扬1937年10月到延安。]我置身在一个新的环境,一切都是帮助我的。我诚恳地说,他比我未来之先所想象的还要好。这里是真正的同志的爱,是真正的领导与帮助。初来时我在中宣部做了很短很短一个时期工作,后即调到教育厅,现在兼着鲁艺的工作,一切都觉得很好,惟一遗憾是读书时间太少。在理论上的进步太少,如果可能,我希望最近能暂时解除职务,使我有一机会完成我译著上的志愿。在我过去所译著中,仅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一书为有价值,新近又译有车尔尼雪夫斯基之《生活与美学》,[注释51][周扬翻译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出版于1942年,据此推测周扬的这篇“自传”,似是写在1941-1942年这段时间。]编校有马恩列论艺术一书,拟著之书有:文学简论,新民主主义与新文学,望党给我机会,完成写出以上二书的目的。

   在我的至亲属中,没有一个与政界有关系的,和家庭现在又很少通信。我自己一生中也没有干过职业,[注释52][注释52:原文如此。]我的社会关系仅限于文化界出版界,而且是进步的文化界出版界,生活书店几乎是我唯一有经济关系的地方,过去在上海所来往的人中,除左翼圈子的以外,就只有极少数进步的自由主义的文化人,如郑振铎、傅东华等。

   我的自传简略的就如上述。

   (周扬在延安鲁艺工作期间所写)

   注释:

   ①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第100~101页,孟湄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

   ②林默涵《“文革”前的几场文艺风波》,《百年潮》199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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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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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争鸣》(长春)2015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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