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领: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瓶颈与未来走向——读梁景和等著《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嬗变研究(1919—1949)》札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9 次 更新时间:2015-11-06 10:4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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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领  
“社会文化是个新型的知识系统,不长的历史,跨学科而又界定不太清晰的领域,发展并不成熟”,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是“大众文化、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的变迁”[13]1-2。在具体研究上侧重于“社会下层的民众是怎样生息、活动和喜怒哀乐,上层和下层又是怎样互相渗透和制动”,“百年来人民大众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关注热点和价值观念的演变。”[13]2左玉河先生赞同刘先生关于社会文化史研究对象的看法,并补充说明,社会文化史关注的是社会民众的文化观念和文化意识,大众的日常生活方式、社会生活和社会时尚。[14]由上可见,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与社会史、文化史有重合的地方,但更多地关注下层民众的生活及其观念。如果说社会文化史有自己的独特研究领域的话,那么,《嬗变》关于“社会文化史”研究对象的界定当是最为清晰和完整的。对这一领域的强调,本身就是社会文化史的特色之一。当然,《嬗变》还提醒说,社会文化史研究要注意不同阶层、地域、民族、时段的社会生活与思想观念的变化。据此可推论,社会文化史也讨论精英的社会生活。研究社会生活的重要意义在于“建立以人为中心的历史学”[15]。

  

   界定了社会文化史视野下的“社会生活”概念的内涵之后,还需要对其外延进行说明。《嬗变》认为,狭义的社会生活即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也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前者是指人们最基本的日常生活,主要包括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两性伦理、生老病死等;后者是在最基本的日常生活的基础上扩展开来的日常生活,比如当代社会的旅游观光、流行时尚、网络信息、心理卫生、消费娱乐、装饰美容、求职就业等。[2]23这一看法说明了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具体对象及其层次性、时代性,确有新意。有学者从哲学的角度对日常生活做了较为精当的界定,认为“日常生活是以个人的家庭、天然共同体等直接环境为基本寓所,旨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日常消费活动、日常交往活动和日常观念活动的总称,它是一个以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为基本存在方式,凭借传统、习惯、经验以及血缘和天然情感等文化因素而加以维系的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领域。”[16]31简而言之,日常生活是人们在生产劳动与公共制度生活之外的保障与延续个体生命存在的一切活动。《嬗变》界定的日常生活是与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等非日常的公共制度化的社会活动领域并列的一个领域,当然它们彼此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日常生活与社会生活在一定层次上重合,但不是完全等同的,二者不能互相替代。《嬗变》对二者的区分具有不可忽略的学术价值。

  

   在《嬗变》的理论部分中,作者没有将“社会文化史”看作一种观察视角。不过,一些学者更愿意将其视为历史研究的一种新角度与新方法。李长莉先生认为,社会文化史“就是社会史与文化史相结合的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视角”,“是一个宽泛的视角,即以文化的视角来研究社会历史现象,或以社会史的方法来研究历史文化问题”。[10]她解释说,这种“综合性、跨学科的方法研究社会史问题,会为社会事象赋予文化意义与内涵;运用这一方法研究文化史问题,会使文化问题得到社会基础的阐释和情境解读”。[11]左玉河先生认为,社会文化史的视角就是从文化史的视角来研究历史上的社会问题,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化问题。他解释说,社会文化史研究是对社会生活的文化学提炼和抽象;对文化现象的社会学考察和探究。[14]对于社会文化史的跨学科意义,刘永华先生说得更清楚,即“在分析社会现象时,不能忽视相关人群对这些现象的理解或这些现象之于当事人的意义,唯有如此,社会史分析才不致死板、僵硬;在诠释文化现象时,不能忽视这些现象背后的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唯有如此,文化史诠释才不致空泛、玄虚”。[17]显然,社会文化史是一种旨在打破分科治学、体现历史研究之综合性的有益尝试。尽管《嬗变》一书没有将“社会文化史”视为一种新的视角,但梁景和先生此前曾提出,从若用范式框架的概念去审视社会文化史研究,社会文化史也可视为一种范式框架。[2]18在其看来,社会文化史在研究空间与历史诠释上大有可为,将来完全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历史解释体系。这意味着社会文化史试图呈现一种不同于过去“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新的历史面孔与历史诠释,符合他曾提出的“社会文化史”可看作“新时代的新史观”的论断。[18]

  

   在从社会文化史的视野审视“社会生活”的概念之外,《嬗变》还提出了“常态与动态”、“碎片与整合”、“真实与建构”等五对相关的概念。在今天“社会文化史”理论建树匮乏的形势下,这些概念对于深入探讨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确有开启思路之用。

  

   在讨论“真实与建构”时,作者提及一个仍在争议中的老问题——历史有没有规律。在梁先生看来,“所谓建构是历史工作者通过对史料的把握,站在特定的立场,运用相关的理论方法,对历史事象(包括历史呈现的形式及其本质规律)进行阐释的一般性模式(或曰模型)”[2]24。至此,我们禁不住要问:“历史有规律吗?”有学者系统梳理了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界对历史规律问题的探讨,仍没有得出最终的答案。[19]另要注意的是,历史规律不等于文化学或文明学意义上的社会与文明的变迁机制。比如,马克思依据征服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莫卧尔人等落后民族不久就被当地居民同化的事例,总结出“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20]768——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较高的文明所征服。今天看来,判断文明高下的尺度是不确定的。因此,这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更像是一种文明变迁的特征。诚然,从循环史观、进步史观、退步史观或其他史观的视野看,历史在认识论意义上或有某种所谓的规律。有学者解释说:“所谓对现象和过程内在因素和外部联系的归纳总结,是通过对多次出现的历史现象和过程的分析,找出导致这些现象和过程在一定外部条件下出现的内在原因,也即我们所说的‘本质的规律’。”[21]不过,历史现象与过程在何种层面或程度上“反复出现”,还是需要思考的问题。窃以为,治史者的任务不是寻找历史规律,而是从某些相似的历史事件中寻找历史变迁的机制、趋势和智慧。

  

   由上可见,尽管《嬗变》对“历史规律”的思考有待商量,但其对社会文化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整体思考确有独到之处,令人耳目一新。诠释历史的任何系统理论的建构,需要满足“内圆”与“外推”两个条件。“内圆”是自成逻辑体系,可以完整地解释过去的历史;“外推”是依据过去与现在,在一定程度上准确预测未来。不能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历史理论也就不具备研究历史事象的解释力与指导意义。历史理论的建构必然涉及史观,涉及对人类历史的整体性、根本性与系统性的认识与把握。《嬗变》将社会文化史提升为一种史观的看法,发人深思。社会文化史研究理论建构的潜力与活力当在此处。

  

   五、社会文化史研究可能的未来走向

  

   讨论《嬗变》一书的长短得失,本身也是在讨论中国社会文化史未来的可能性走向。其关键部分还是叙事、史料、研究视角与理论建构问题。

  

   别致的微观叙事尤为重要。没有精彩的叙事,社会文化史研究只能给人以某种预设的框架附加琐碎事例的印象。当然,社会文化史不会像革命史与现代化叙事一样进行宏大叙事,而是应立足于自身的特色进行微观叙事,从具有文化全息性的微观叙事中展示广义的社会体系及其运作(比如政治体制与权力)的场景,呈现个体生命的个性化存在与活动。这种叙事将琐碎的生活碎片视为可以折射太阳光辉的水滴,确立“自下而上”的观察视角,更符合刘志琴先生所言“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22]的社会文化史定位,也契合郭于华教授提出的“倾听底层”[23]声音的倡议。这在叙事中自然会呈现出不同于革命史与现代化史的历史面孔,甚至可以细微到从一个人的呼吸中展示政治运动、自然灾害或其他巨变因素对社会深处的影响。社会文化史研究未来走向的中心不是借鉴社会学、人类学或其他社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而是要讲一个有人物、有情节的别致的好故事。

  

   尽管社会文化史研究具有典范性的微观叙事十分稀少,但如果不注意回归长于精彩叙事的中国史学传统,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未来景象实不容乐观。建构社会文化史特色的叙事,内可学习二十四史的已有经验,外可借鉴西方新文化史的新生模式,比如王笛对近代成都茶馆的叙事。即使是史景迁《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这样的文学化叙事,《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这样的“心灵史”随笔体例,都有可仿之处。叙事者宜心存以小见大之意,体会52年前沈元以《急就篇》为“汉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24]的研究路数,体会郑振铎所言俗文学如何呈现“另一个中国”的独特眼光[25]。若是跨出学科藩篱,亦可将《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26]视为一部具有现场感的农村党支部书记视角的微观叙事之作。

  

   社会文化史的微观叙事需要丰富的细节资料,仅凭留在纸媒上的只言片语远远不够。若要获取历史的细节资料,非亲自到历史现场进行田野调查不可。《嬗变》颇为看重的历史人类学方法,确是有效打捞遗落在民间的历史碎片的重要渠道之一。在进行田野调查之时,调查者通常有一种倾向,即把自己当“局外人”,把当事人当成“局内人”。但要真正理解被调查者,调查者还需要尽可能地体验“局内人”的立场与感受。比如在民间信仰习俗研究上,民国时期燕京大学的学生李慰祖对当时北京民间“四大门”信仰习俗的调查[27],就运用了“局内人”的观察法,深刻解读了该信仰习俗的特质。即使在今天看来,其学术水准不低于一些博士学位论文。调查者的头脑中实不可预设所谓草根文化落后、精英文化先进的观念。不然,调查者就不能走进民间社会的心灵,也就完不成自下而上的接地气的微观叙事。深刻了解民间视野或社会底层声音,需要充分同情民间的立场、情感、经验与思维方式。深入民间的调查者可能会感觉到自身的生命观与历史认识论都需要反思,也会对《嬗变》研究启示所言的文明尺度——“人人平等”、“个性解放”、“追求生活幸福感”[2]516-519有更深刻的理解。

  

   未来的社会文化史研究不仅要有特色的微观叙事,更要有特色的诠释历史的理论建构。按照《嬗变》作者的立意,“社会文化史”要成为一种新史观。这一设想实现的基础是建立一种类似于革命史或现代化的范式。如果说社会文化史本身是一种范式,那么,这种范式基本的理论架构是什么?此问题至今尚未有答案。若从其研究的主要对象——社会生活出发,或可建构一种新的历史诠释体系。由于社会生活的概念稍显模糊,不妨依照《嬗变》对狭义的社会生活的解释,直接运用“日常生活”作为社会文化史范式的核心概念。

  

诚然,晚近以来的社会史研究更早一些注意到作为具体研究领域的日常生活与生活方式。[15]有学者提出,社会史研究要从社会生活转向日常生活,建立日常生活与历史变动的联系,挖掘日常生活领域的非日常生活因素。[28]“立足于民众的日常活动”的生活史研究需要“从生活方式上把握民众”,“并揭示民众生活与政权的关系以及历史变动带来的影响”[15]。这当然并不容易,正如桑兵先生所言,“新文化史和新社会史一方面延续由精英而大众的取向,一方面则由群体而个案,以小人物的视角故事颠覆精英和群体的历史叙述。只是必须显示所选人物与群体乃至社会整体的关系,才能呈现意义,却并非轻而易举之事”[3]93。甚至还有学者提到从日常生活观察近代中国变迁的可能性问题。[29]不过,笔者认为,从日常生活的视角思考近代中国变迁并不存在难以克服的障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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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中国研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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