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兰:郁达夫小说中的日本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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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兰  
(注:《雪夜——自传之一章》,《郁达夫文集•第四卷•散文》,花城出版社1982年,第94页,第93页。)在郁达夫心智成长的关键时期,其性意识的觉醒和伴随着两性关系和婚姻家庭而获得成人意识的过程,要在视自己为卑下软弱的异国的土地上完成,正如李欧梵所说:“发生在与外国女人之间”,郁达夫“无法抵制一个鄙视自己的国家里的女性——尤其是屈服于妓院里那些人的诱惑”,(注:李欧梵:《现代中国作家的浪漫主义一代》,见陈子善、王自立编《郁达夫研究资料》,(香港)三联书店三联分店、花城出版社联合出版,1986年,第534—535页。)而这些在道德上、性别上低下的诱惑者却表现出对他的歧视。郁达夫在日本的这种经历使他既不再与中国认同——那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社会,他的痛苦正是国家造成的,同时日本对他的歧视和排斥也使他无法认同日本文化,因此他处于两种文化的边缘。美国学者在跨文化认同现象的研究中,通过对以下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来确定一个移居于他文化的外国人的心理:一、是否渴望维持自己的传统文化,二、是否在这个社会中愿意与其他群体保持关系。对这两个问题的肯定回答表明了一种文化影响中的整合模式,对第一个问题的否定和对第二个问题的肯定表明了一种归化倾向,而对两者的否定则是边缘化的表现。而对中国人的调查则表明中国人普遍存在的对民族歧视的敏感远远超过其他民族的人。(注:Kenneth L.Dion and Karen K.Dion,Chinese Adaption to Foreign Cultures,Michael Harris Bond edited,Chinese Psycholog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459.)日本经历对郁达夫的心理影响是他浓烈的边缘人意识形成的重要原因,这种心灵创伤在他日后的生活中变成了一种恶梦。在两性关系中,他总是处于被对方控制的被动地位,在《迷羊》中,他表现了一个被情感控制的男人,时刻恐惧着被抛弃的命运,对于被抛弃、被排斥的恐惧使他在情感中必然处于被动地位。而且在表现两性关系时,他总是通过女性这面镜子对照男人。早期小说中的日本女人、《春风沉醉的晚上》、《迟桂花》中的女性人物,都具有镜子的功能:她们照出男主人公道德、性情和人格上的弱点。因此,从心理和人格的形成方面而言,日本的经历对郁达夫的影响是消极的、有害的。

       三

   郁达夫正是通过他所接触和遇到的日本女人及他与这些女人的关系来认识和体验日本的,在郁达夫有关日本经历和体验的描述中,日本女人占据突出地位,他通过女性表现日本,并通过性别关系表现他与日本的关系。在对长崎的自然美景的描绘中,他用“少女”这一比喻来形容长崎给他的印象和对他的吸引:“嗣后每次回国经过长崎,心里总要跳跃半天,仿佛遇到了初恋的情人,或重翻到了几十年前写的情书。长崎现在虽已衰落了,但在我的回忆里,她却总有着那种活泼天真,像处女似的清丽的印象。”(注:郁达夫:《自传》,《郁达夫散文》(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51页。)将日本女性化,并以对少女和情人的怀恋和欲求来比喻自己对日本的感受,并将自己青春期与女性化的日本联系起来,其中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两性化的寓意是不言自明的。同样,在《归航》(1922)中,郁达夫也用了两性关系来比喻他与日本的关系:“我将要离日本了,我在沦亡的故国山河中,万一同老人追怀及少年时代的情人一般,有追思到日本的风物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可拿出几本描写日本的风俗人情的书来赏玩。”郁达夫对日本的感情是十分复杂的,一方面,他肯定日本的大自然和文化,他说“紫式部的同画卷似的文章,蓝苍的海浪,洁白的沙滨,层次雅淡的别庄,别庄内的美人,美人的幽梦”令他留恋,另一方面,日常生活中所遭受的屈辱又使他厌恶日本人,正如他自己所说:“日本的海岸是风光明媚的,日本的儿女是荒淫无忌、轻薄淫荡的。”“日本是我最厌恶土地,所以今后大约我总不至于再来的。因为我是无产阶级的一分子,所以将来大约我总不不至坐在赴美国的船上,再向神户横滨来泊船的。”

   在郁达夫有关日本的小说中,其中心主题是一个中国留学生对日本女人的幻想、欲望及欲望的挫折。小说的结构总是千篇一律。孤独的中国学生被性感的日本女人所诱惑而陷入难以自拔的单相思,最后少女嫁给了日本男人。小说中的少女或者女人总有一个年长的家长,如静儿的五十多岁的母亲,从前在西洋菜馆里当过炉,看见男主人公带来的礼物就满脸堆笑。《沉沦》中少女的父亲,《南迁》中东京某旅馆M的父亲,这些家长像守护者,阻碍着小说主人公与日本女子的婚姻。这些家长大都是作为反面形象来表现的,如《南迁》中的父亲“身体伟巨”、“相貌狞恶”,将女儿作为商品,“卖”给第三者,而这个第三者往往是强壮的日本人或商人。《银灰色的死》中的静儿后来嫁给了一家酒馆的三十多岁的男人。日本女人对于中国男人而言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欲望,一个被禁止得到的对象。

   正如列维•施特劳斯所说,许多社会与文化的构成以交换女人为基础,一方面经由婚姻与家庭制度,在阶级与家庭之间流通女人,让男人挑选可以欲求的女人,从而维系父系血统的纯正,巩固父权价值。在男性社交上,“藉由女人的可欲求性,增加男人本身的价值,商品女人是男性价值的镜子。”“在象征层次上,男人欲求女人乃是男性社会结构的产物,男人透过取得令人欲求的女人而彼此交劲或结盟,建立权力关系”,正是女人建立了男性之间的彼此关系。(注:刘雅亮:《女人•性别与(抵)殖民主义——佛斯特的<印度之旅>中的性别与种族政治》,台湾《中外文学》第27卷,第3期,1998年8月,第64页。)从郁达夫对日本女人的想象和叙述来看,他在两性关系及种族关系上的观念具有传统性。在现实中,不论是日本还是中国,将女人作为商品和性及生育的工具,是他所熟习的。日本女人的实际状况证实了他的观点。他说:“日本的女子,一例地是柔和可爱”、“顺存男子”,但却没有中国那么固执的守身观念,不愿缠足深居。虽然郁达夫因为赤裸裸地暴露个人的感情而被看作是对传统、礼教的叛逆,但他的妇女观、两性观却是传统的。如果把他笔下的日本女人和中国女人作一比较,就发现这两种女人具有本质的区别。他在中日妇女形象上表现了传统文人的妇女观,即一方面把女人看作道德的化身,另一方面又把她们看作淫妇。中国女人和日本女人正是这两极分化的女性的代表。在有关日本的小说和散文中他主要描写了两类日本女人,一类是色情淫荡,在道德上、社会地位上都是卑劣和低下的妓女,以及下宿屋的招待女子和当炉的少妇,而后两类也常以色情赚钱或吸引客人。正如他在《银灰色的死》中所说:“东京的酒馆,当炉的大约都是十七、八岁的少妇”,他“知道她们想骗他的钱,所以肯同他闹,同他玩的”。另一类是主人公作为追求对象的纯洁少女,如《银灰色的死》中的静儿、《南迁》和《风铃》中患病的女学生。但不论是哪种类型,在他笔下,她们都是被作为诱惑者和背叛者表现的。他在表现这些女性时所采用的手法和叙述语言,表现了他对这类女人的价值判断。在《沉沦》、《银灰色的死》中,他详细描写她们的服饰、色香味、小曲儿、红白的脸、蔷薇花似的嘴唇、笑靥、洋磁似的牙齿、雪嫩的纤手等等。他在《自传》中,详细地描写了日本女人的身体特点及其形成的原因:“日本女人大抵总长得肥硕完美,决没有临风弱柳,瘦似黄花的病貌。更兼岛上火山矿泉独多,水份富含异质,因而东西靠山一带的女人,皮色滑腻通明,细白得像似磁体,至于东北内地雪国里的娇娘,就是在日本也有雪美人的名称,她们的肥白柔美,更可以不必说了”。(注:郁达夫:《自传》,《郁达夫散文》(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51页。)这段描述的语言和方式将日本女人作为异类女人(以中国女人为参照)和诱惑者的特点暴露无疑,他这种谈论女人的方法和对她们的肆无忌惮的注视本身就含有一种贬低意味。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只有对那些被作为性对象的女子的描述中才运用这种手法,即通过女人的服饰和媚态来暗示身体和性意味,如梁朝的宫体诗、以风尘女子为对象的传奇、小说、戏曲。虽然郁达夫颇有兴致地描写日本女人的身体,但他仍然认为身体和欲望是可耻的,这也是中国传统对待身体和欲望的态度。他在表现中国女性时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词汇和方法,表现了他的不同态度和价值判断,因此,他笔下的中国女人也不同于日本女人,表现出不同的个性和本质。他以中国女人为主题的小说大多写于1922年回国后。小说《空虚》虽然以日本为背景,穿插了他对一个中国女子的单相思,但却没有对她进行色情化的描述,而是用“纯洁的处女的娇美”来形容她的美丽,她的黑色的制服,使她联想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圣画“天鹅图”。《孤独》虽然是以“名妓李芳人”为主人公,但只写了她的悲惨的身世。《春潮》以一对中国青年男女诗礼和秋英的纯洁爱情为主题。《茑萝行》、《春风沉醉的晚上》、《过去》等都塑造了纯洁的中国女性,写了她们对男主人公灵魂的净化。而在《出奔》(1935)和《她是一个弱女子》(1932)中,他又用了表现日本女人的相似手法,即通过对欲望的表现,来塑造他所肯定或否定的人物。《她是一个弱女子》中的李文卿父女和《出奔》中的董婉珍都是有产阶级的代表,前者是性变态者、色情狂和乱伦者,后者却以色相诱惑革命队伍中的青年,这两篇小说非常明确地表现了作者对欲望的否定态度。郁达夫的小说主要是用极度夸张的手法表现他的感情,两性关系是其小说的重要主题,但由于他在表现中日妇女时采用了截然不同的方法,所以他的小说以1922年为界显示出不同的风格,中间不存在过渡形态。他描写中国妓女的小说《秋柳》写于1922年他再度回日本时,这也许并非是一个巧合,日本似乎总是一个激发其性幻想的地方。不过,他对这些中国妓女的表现方式也不同于对日本女人和妓女的表现方式,他对于她们的感情和评价是单一的,她们也不像日本妓女那么丑陋和淫荡。由于郁达夫在早期小说中赤裸裸地表现女性的性诱惑及主人公的个人情感和变态心理而被视为色情、颓废,这些小说一般都从郁达夫在日本时的生活经历来解释。仅就他个人的生活经历而言,把日本色情化,与郁达夫在日本时所接触的日本生活和日本女人有直接关系。他的具有强烈自传色彩的小说、散文和《自传》都提供了他在日本的生活情形。然而郁达夫并没有表现出对这样一种日本的认同。虽然日本是一个令人迷惑的对象,它更多的表现出原始和本能的一面,但在理智上,日本和日本女人并不是他所喜爱和值得尊敬的。在《茑萝行》中,他一方面表现了一个温柔、贞洁、克制的传统妻子形象,表现了他的怜悯,另一方面,他又向她忏悔自己在日本时的放荡生活,他说那些日本女人,“灵感丧失了的妩媚的游女,和她们的姣艳动人的假笑佯啼,终究把我的天良迷惑住了。”他痛恨在日本时对“灯红酒绿的沉缅,荒妄的邪游,不义的淫乐”。他的本我与超我在不断地冲突,这使他总是处于一种罪责感中。个人的欲望和伦理道德的冲突,通过日本女人和中国女人得到了形象化的表现,郁达夫对中国女人的态度,特别是《茑萝行》中对于妻子形象的表现,说明了作为反传统的五四浪漫主义作家的郁达夫对于传统道德的复杂态度。而他对日本女人的表现和道德价值判断又与他的日本观相联系。

   同样,郭沫若的小说《喀尔美罗姑娘》也表现了中国女人和日本女人作为道德化身和欲望化身的对立。主人公“我”的妻子“瑞华”既有现代女性的知识和独立意识,又具有中国妇女传统的美德,宽容、忍耐,如同母亲,“我”也把她当作母亲、姐姐来爱。“我对于她只有礼赞的念头,就如象我礼赞圣母玛丽亚一样”,她是生活在圣洁的光辉中的人,在她的光辉中,“我”觉得痛苦、卑下。“我抱着圣母的塑像驰骋着爱欲的梦想,我的自我的分裂,我的三重生活”。如果说她是“中世纪的圣画”,那么,日本女子则是古代希腊雕像加了近代色彩。作者同样运用了自然主义的表现手法,刻画了一个诱惑者的形象,而这个女人也是一个替人作招牌、在糖食店做“看板娘”的商妇,后来她做了咖啡店的侍女,“一种新式的卖笑生活”。小说表现我面对这两类女人时的矛盾心理,而这种矛盾恰是传统道德与个人欲望之间冲突的表现。如同许多被看做反传统的现代作家,郭沫若和郁达夫却通过女性形象,表现了他们对于传统道德的矛盾态度。

   如果说郁达夫曾被冠之以色情、颓废和堕落,那么这种颓废、色情和堕落只与日本有关。而将色情、颓废和堕落与异端、他异者进而与异国联系起来,并非限于郁达夫,在晚清及30年代表现都市特别是上海生活的小说中都非常突出。这反映了特定时期中国人对他异者和异国的理解和想象。在19世纪末、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异国总是被作为欲望放纵、色情的象征来表现的,中国人对这样一个异国也总是表现出一种既肯定又否定的矛盾情感。而在对异国的想象和价值判断中,仍然没有超出道德评判——主要是性道德和传统的义利观的范围,因此,异国,作为中国的他异者,虽然代表着时代进步的潮流,但在道德上是堕落的,它所体现的正是儒家道德的反面。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上对个人欲望严加防范、革新时期又提倡反传统和个性解放的特定时期,人的解放就变成了情感和欲望的解放,有关性和性别的话语成为许多革新者文本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然而把异国看作一个在幻想中可以实现所有欲望的所在,则隐藏着对欲望的复杂态度,而对这样一个欲望化或者色情化的异国的态度又表现出与传统道德的暗合。

   因此,郁达夫与日本的关系,不仅是一种单向的影响关系。在二者的接触中,两个民族固有的传统及现代意识在冲突、在印证。郁达夫对日本的理解不仅来自日本的现实,而且也来自一种先在的思维惯势。叙述结构中的日本形象,与其说是日本的真实,不如说更多地蕴涵着郁达夫自身的感情和困惑。然而,这又不是他个人所能控制的。他的个人情感与国家民族情感纠缠、两性关系与种族关系、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现代意识与传统观念、非理性的欲望与伦理道德的关系,都围绕着中国与日本这两极的相遇与碰撞,相互交织在一起。他对日本女人的态度,渗透着他对日本的态度,他与日本女人的关系也就成了他与日本民族关系的象征,表现了中日两国关系的复杂化和紧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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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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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比较文学》(沪)2004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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