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湘鄂西苏区肃反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93 次 更新时间:2015-09-17 22:1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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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  

    

   摘要:高度集中统一的严密组织是中共最重要的竞争优势。1930年后中共把工作重心从城市向农村转移,为了加强对苏区和红军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共中央在1931年初六届四中全会前后先后派重要干部到苏区建立中央局、中央分局。夏曦到湘鄂西担任中央分局书记后,由于经验认识的差别,由于对权力分配的歧见,由于领导能力的不足,甚至由于个人品格的缺陷,与开创苏区的地方领导人万涛、段德昌、贺龙等发生了激烈的权力冲突。万涛等违反当时中共组织原则,发动了自下而上推翻夏曦领导地位的活动,在湘鄂西四大上几乎成功,但在中央干预下失败。为维护领导地位、强化集中统一领导,夏曦发动了残酷的肃反,前后约三千人被捕。夏曦领导能力严重不足,无法象张国焘那样在肃反后建立牢固的领导地位,为勉强维持领导,不得不在1932-1934年间先后四次肃反,湘鄂西重要干部大多被杀。夏曦领导的肃反杀了大约几百人,多数是干部,贺龙回忆中说的上万人被杀不是事实。夏曦遭中央批评下台后,又恢复成一个正常干部,悔恨肃反杀害同志。紧张、险恶的环境要求绝对权力,绝对权力和暴力下的恐惧扭曲了人性,把正常人变成魔鬼,避免这种环境再次出现,是最深刻的历史教训。

   主题词:湘鄂西、肃反、改组派、苏区、红军、夏曦

    

   关于湘鄂西苏区的肃反,已经有一些研究成果。贺彪《湘鄂西红军斗争史略》(1988)是一部重要的开拓性著作,作者是当年肃反的亲历者和受害者,并且广泛收集了相关资料,书末还附了一百二十多人的肃反被杀县团级以上干部名单,不过受成书时历史环境的限制,作者沿用了两条路线斗争这样传统的简单分析方法。湖北、湖南两省省委组织编写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史》(1988)比贺彪著篇幅大,也更全面,不过分析思路接近,此书重建了许多基本史实,是进一步研究的基础。由军队中二方面军老干部组织编著的《中国工农红军第红二方面军战史》(1992)在第一部分第三章,涉及到肃反,但由于该书的体裁是战史,主要内容偏于作战,对肃反的叙述比较简单、分析也不够深入。张建德的《略述湘鄂西苏区反“改组派”的斗争》(1992)是关于湘鄂西肃反比较有分量的论文,叙述较为全面,但分析比较简单,较少触及到肃反发生的深层原因。任光明是对湘鄂西苏区历史研究较深的学者,他的文章《“万夏之争”与湘鄂西苏区肃反》(2011)把“万夏之争”与肃反联系起来,指出了肃反发生的重要起因,但此文几乎完全站在万涛的立场上否定夏曦和当时的中共中央,忽视了中共中央建立高度集中统一组织体系的内在合理性,与本文的分析有很大不同。台湾学者陈耀煌《中共湘鄂西苏区的发展及其内部整肃(1927-1933)》对湘鄂西肃反做了相对理性的分析,但相关内容篇幅很小,非常简略。萧克的回忆文章《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1980)对夏曦到六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后的表现做了比较客观的叙述,并简单分析了肃反错误的原因。宋威的文章《改正错误中的夏曦》(1991)比较客观地评价了下台后的夏曦,一定程度上平衡了以往湘鄂西肃反论述中夏曦的比较片面的妖魔化形象。

   湘鄂西苏区的肃反主要发生在1932年5月到1934年6月,苏区失败和激烈动荡的战争环境使得相关史料保存很少,只有不多的档案文件和多年以后的回忆文章。本文试图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尽量收集相关材料,重建基本的历史事实。同时,笔者也尝试突破1945年中共七大前夕形成的、以两条路线斗争为主线的过于简单的分析框架,试图通过中共努力建立高度集中统一的组织结构、并由此引发激烈权力冲突这样一个角度,重新探讨湘鄂西苏区肃反发生的深层原因。

一、万涛等人推翻夏曦领导地位的尝试及其失败

   从1930年开始,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终于认识到农村革命的巨大潜力,开始把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为了加强对苏区和红军的掌控,中央先后派出重要干部到中央苏区、鄂豫皖和湘鄂西组建中央局和中央分局。夏曦1931年3月到达湘鄂西苏区,建立起湘鄂西中央分局并担任书记,成了湘鄂西苏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但是从实际结果来看,夏曦的经验和才能都不足以担当这样重要的责任,他的领导能力的不足和要求他加强领导的任务构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矛盾后来是湘鄂西连续四次肃反的重要原因。

   夏曦领导能力不足的问题从他刚到苏区就表现出来了,有时悲观失望,有时犹豫不决,引起了段德昌等苏区重要干部的不满。据贺龙回忆:“九师节节胜利向前发展之际,夏曦在周老咀把伤病兵遣散了,段对夏这种做法表示不满意,批评夏曦同志是退却逃跑和悲观失望,并说这种情绪会把苏区搞失败的。”又据省委宣传干部庄东晓回忆:夏曦“每次会一晚开不完,因此有些同志都怕开会。有的说:‘夏西[曦]又要念经了。’的确,夏西顾忌很周到,但正因为太顾前顾后顾左顾右了,所以每每遇事不决,或决而重变”。“军事长官(九师师长段德昌等)对夏西不满,××代表中央分局到九师参加‘五卅’大会时,段很气愤的说:‘中央过去给我们派了个邓中夏来,闹了一团糟,现在又派来了毫不懂军事、迟疑不决的夏西,对我们无丝毫的具体指示,只会叫我们拼命。’”

   到1932年秋天,因为九师行动、三军历史、发展方向等问题引发了激烈争论,以万涛为首的多数地方干部对夏曦领导的失望和不满爆发了,激烈的对立情绪使万涛等人违反当时中共的组织原则,策划了自下而上推翻夏曦领导地位的行动,而且行动显然得到了贺龙等重要军队干部的同情,这一事件是后来肃反发生和严重扩大化的重要起因。

   (一)“九师错误”引发的激烈争论

   1930年12月原湘鄂西苏区主力红二军团在澧州和松滋杨林寺一带遭遇惨败,被迫脱离洪湖核心区,在邓中夏、贺龙带领下先向西、再向北,撤到鄂西北山区房县一带,红二军团缩编为红三军,原二、六军缩编为七、八师。但是原六军军长段德昌留了下来,他收集了伤病员和在杨林寺打散的红军余部,经过坚苦卓绝的奋斗,又建立起一支红军主力——九师。九师是当时洪湖核心苏区唯一的主力红军,苏区领导为了壮大革命力量,一直希望红三军主力能够返回。1931年6月夏曦写信贺龙:“三月间,中央派我到湘鄂西及二军团工作,代理中夏同志职务”,“亟盼你率队回来指挥湘鄂西整个军事行动,务希依照中央分局决定执行”。

   1931年夏天,长江中游发生了历史罕见的大水灾,使湘鄂西苏区陷入严重困境,长江以北的苏区主体绝大部分被淹没,吃饭都困难。长江以南情况好些,但是秋收时可能面临敌人抢谷的危险,九师原计划过到江南,后来觉得太冒险,最终决定向北发展。1931年8月2日,湘鄂西省革命军事委员会做出了《关于九师最近行动的决议》,正式决策由万涛带领九师,向北部潜江、天门进攻,扩展苏区,并规定:“军委主席万涛同志到部队中去指挥一切工作,他对于一切政治、军事有最后决定权。”

   万涛是湘鄂西苏区重要创始人之一,此时被任命代替邓中夏担任三军政委,和段德昌一起带九师主力出征。虽然在决议中没有提到三军,但是在谈话中夏曦提到北进过程中如果能和三军取得联系,就争取接三军回来。如果三军主力能够返回,湘鄂西红军可以壮大几倍,苏区形势必然大为改观,这显然也是一个重大任务。

   九师北进行动相当顺利,“八月十五占领潜江城,一部于十七日占领沙洋,一部于二十一日占领荆门。徐德佐旅已消灭二团。潜江已成立革命委员会。”不过九师8月17日占领沙洋以后,得到了三军的消息,临时决定改变原来向东进攻天门的计划,转而向西进攻荆门,希望联系上红三军。经过一些曲折之后,于9月28日在刘猴集与红三军汇合,传达中央指示后,和三军一起返回了苏区。综观九师北上行动,确实由于把重点转到联系三军而放弃了开拓天门的任务,但是这次行动毕竟打了胜仗,重创了徐德佐旅,用缴获的武器扩大了一个团(27团)的红军,并且接回了红三军,使苏区红军增加了数倍,总体上仍然是一次成功的军事行动。

   但是这次行动却引起夏曦的强烈不满。夏曦的不满大概来自两个方面,首先九师北进确实没有按计划完成扩张苏区的任务,不仅没能开拓天门,连潜江都得而复失。夏曦发现在后方很难指挥前方红军,特别是当前方将领非常自信、对上级指示并不完全服从的情况下,这和中央苏区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上,来自后方的中央局委员任弼时、项英等一定要取消毛泽东的指挥权是一样的。此时夏曦已经决心亲自领导红军,所以一定要夸大九师错误、撤掉万涛。其次,江南苏区秋收时遭到敌人蹂躏,中央来电责问。本来在当时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保卫江南苏区客观上几乎不可能,夏曦本可如实汇报、承担责任,但夏曦却顺势把责任推到万涛带领九师主力北进脱离苏区上。推卸责任的领导是很难赢得下级尊重,这也说明夏曦缺乏一个领导人必备的担当和气度。

   夏曦到前方和红军会合后,给自以为得胜而归的九师领导当头一棒,宣布处分九师领导:“九师打下沙洋后,即违反省委决议,实际是脱离苏区不要后方的冒险轻进的行动。万涛、德昌、培英同志应负责任,现由军委会公开明令撤销万涛同志政治委员之职,调后方工作,德昌、培英两同志予以警告。”同时,夏曦对刚回苏区的三军也提出严厉的批评,并且宣布彻底改组三军,取消军部、师部,三军编五个大团,干部降级使用,这些极不成熟的举措引起各级干部强烈不满,也使夏曦从一开始就陷入很孤立的境地,和多数高级干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产生了强烈的对立情绪。

   三军军长贺龙对夏曦的批评很不服气:“夏曦说我们(彭之玉带的材料)南下是一贯错误,这是没根据的。我们当时主要是肃清立三路线,到苏区才个把月,打了胜仗,什么‘一贯错误’?”九师师长段德昌对夏曦的处分也很不服气,据贺龙回忆:“段德昌不同意这个决议,他责问夏曦说江南苏区失守是你的事还是我的事?部队可以调你为什么不调?你谈话在先,决议在后,你谈完话我们就走了,怎么怪我们?”夏曦和军队多数红军高级干部产生了严重的对立,据贺龙回忆:“实际上他是与整个新前委争论,新前委有万涛、刘鸣先、孙德清、段德昌、陈培英[荫]和我,万涛任书记。在竹根滩打了六天仗,就争论六天,部队无人指挥。会上党的同志、军事干部都批评夏曦。” “夏曦在当时是十分孤立的”。

   万涛对夏曦的不满是最激烈的。他以三军政委名义带领九师北进,回来时不仅九师扩大了一个团,还把三军主力七、八师都带回来了,苏区军事实力大大增加,自以为功劳不小,结果却遭到羞辱性的撤职处分。万涛被赶出红军、回到地方后,在省委会上听夏曦的爱人谭国甫提到“中央由于东山失守的真象不明而问夏曦的电文,以及夏曦对中央复电的电文(谭国甫管电台,翻译电码)”,了解到夏曦在江南苏区失守问题上推卸责任的意图,对夏曦的不满更加激烈了。万涛不仅公开表示对的处分表示不满,还把官司打到了中央,10月18日和25日两次致信中央,质疑夏曦对自己的处分。

   (二)万涛发动批判夏曦“右倾逃跑主义”的斗争

   在“九师错误”争论尚未平息的情况下,11月因在红军的发展方向上出现分歧,气愤难平的万涛违背了当时中共组织原则,自下而上发动了批判夏曦“右倾逃跑主义”的斗争,其根本目的是推翻夏曦的领导地位。

湘鄂西洪湖核心苏区虽然群众条件很好,但是距离武汉很近,交通便利,地理上很利于敌人进攻,而不利于防守,洪湖苇荡虽能隐藏游击队,却很难容纳万人以上的主力红军。当面临敌人第四次“围剿”时,段德昌提出向北部鄂豫边山区发展,这一建议得到了夏曦的支持。从湘鄂西红军一次又一次被迫上山才能生存的事实来看,这一发展方向是比较符合实际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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