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浩:占有不是财产犯罪的法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21 次 更新时间:2015-09-17 21:5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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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浩  

   另一方面,在亲属间相盗的问题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只能适用于所有权人而不包括占有人。2013年两高《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规定:“偷拿家庭成员或者近亲属的财物,获得谅解的,一般可不认为是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酌情从宽。”也就是说,从我国司法解释规定看,近亲属间相盗属于一种个人性的刑罚减免事由(或犯罪排除事由)。但是,这种刑罚减免事由并不适用于占有人与行为人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家庭成员或者近亲属的财物”只能是指家庭成员或者近亲属所有的财物,而不包括家庭成员或者近亲属占有的财物。例如,老王把手表暂时托放在邻居老张家,老王的儿子小王去老张家玩时又将手表从老张处偷走变卖。在这个案例中,小王打破了老张对手表的占有,但是由于老王与小王之间的父子关系,因此可以适用近亲属相盗的司法解释,对小王不再追究刑事责任,此时根本就不会再去考虑对老张的占有保护的问题。相反,如果是老张的儿子小张来老张家看望父母时,将老王托放在老张家的手表偷走后变卖,那么就不存在适用亲属间相盗的问题,也不存在老张为了宽恕小张,而决定放弃自己的“占有法益”的问题。

   司法实践中发生过这样的案例。江某与周某是夫妻。周某的姨妈将现金500多元和2000元定期存单交给周某暂为保管。周某将钱装入一黑色提包,又外装一黑麻袋,放入自家装稻谷的石仓里,并上好锁,之后将此事告诉了丈夫江某。1987年3月7日9时许,江某夫妻俩一道出家门,周某上街卖鸡,江某去客车制造厂上班。上午10时许,江某悄悄溜回家,把石仓内装钱的提包盗出藏于其母(已分家单过,不知此事)家楼上一个纸箱内,并伪造了被盗现场,然后再去上班。下午2时许,周某回家,发现她保管的钱被盗,立即去告诉了江某,并想在下午4时左右到派出所报案。经江某的劝阻,周某未去报案。针对这种情况,有学者指出:“盗窃属于家庭中代为保管的或近亲属保管的公私财物的,应追究其刑事责任。因为家庭或近亲属保管的财物,已不属于家庭内部或近亲属所有的财物,盗窃这些财物,侵犯他人的财产所有权,当然构成盗窃罪。”{3}940这种看法是正确的,是否适用亲属间相盗的规定,关键是看财物所有权人与行为人之间的关系,而非占有人与行为人之间的关系。否则,在有些场合就会出现荒谬的结论。例如,在一个家庭盗窃团伙内部,出现了“黑吃黑”的事件后(比如说姐姐甲又偷走了妹妹乙偷来的财物),如果说此时还需要考虑小偷甲和小偷乙之间的亲属关系来适用上述司法解释,显然是荒谬的。

   在国外也有类似的问题。《德国刑法》第247条规定:“家庭成员间相盗或被害人与行为人同居一室的,告诉乃论。”那么,假设上述案例发生在德国,争论就集中在:周某是否享有决定告诉的权利?从德国的司法判例来看,联邦法院认为,决定是否提起自诉的权利只能由财物所有权人享有,也就是说,只有当行为人与财物所有权人之间存在亲属关系时,才适用该条款[7]。

   日本判例和理论都对亲属间相盗问题给予重视。山口厚教授指出:“所谓与财产犯罪有关的人,归根结底,指的就是被相应的犯罪侵害了利益的人(被害人)。只有当被罪行侵害到利益的人都与犯罪人之间有亲属关系时,才能适用亲属相盗特例的见解是妥当的。”{25}243对于被害人的范围,日本的司法判决看法不一。在大审院的时代,对于占有人不是亲属的案件以及所有权人不是亲属的案件,全部否定了亲属相盗特例的适用。不过,在行为人窃取由非亲属占有的财物的案件中,最高裁判所的旁论却认为亲属相盗特例要根据“盗窃罪的直接被害人即占有者与犯人之间的关系来判断”,为了避免下级法院的混乱,最后,最高裁判所明确指出,只有当犯罪人与所有权人以及占有人之间都具有亲属关系时,才能适用亲属相盗的特例。山口厚教授认为这并不违反占有也是盗窃罪法益的看法:“即使以占有说为前提,判例的立场也是正确的。这是因为,占有说只不过认为通过占有侵害能够认定盗窃罪的构成要件该当性,绝不意味着盗窃罪的保护法益不包括所有权。”这个理由本来是在强调所有权也是盗窃罪的保护法益,但就像他自己所说的,所谓占有的侵害只不过是为了“能够认定盗窃罪的构成要件该当性”而已。{34}244法益的认定与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判断在此又被混为一谈了。

   综上可见,刑法中关于“被害人”的规定以及司法解释关于“家庭成员或者近亲属”的规定,只适用于财物所有人而不适用于占有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然坚持占有法益的观点,可能会与刑法对所有权人的保护出现冲突。通常情况下,刑法上的占有并不以民事上的占有权为前提,或者说,刑法上的占有并不是一种权利[8]。盗窃罪中的行为人也同样可以建立起一个新的占有,并且再度被窃。但是这个新占有显然是与所有权人的权利相冲突的。如果承认所有权人的法益又承认占有人的法益,此时就会出现两个法益相互对立的情况。正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黄荣坚教授提出的:“把单纯的持有利益视作窃盗罪所要保护的法益,把单纯的持有人也列为被害人,那么在持有人与所有人的意思不一致的情况下,窃盗罪相对告诉乃论的立法旨意可能落空,而且持有人的地位反而凌驾持有人的地位。最主要的是,在刑法上的财产罪章忽然出现一个对独立于所有利益之外的单纯持有利益的保护,不免突兀。基于上述理由,我们认为,窃盗罪所要保护的法益就是所有权的利益。所有权人是唯一可能的被害人。”{23}

  

   三、实务见解不支持“占有是法益”的观点

   主张占有是法益的学者,最经常举的例子就是,窃取他人合法占有的本人财物的行为,侵害了占有法益,构成盗窃罪。{9}840{10}77但是,这种观点存在疑问。本文认为,所有权人或者得到所有权人同意的第三人,打破财物占有人对物的占有状态而取走财物,并不构成盗窃罪。在客观构成要件层面,所有权人取走的财物是自己所有的财物,因此不符合“公私财物”的要求,可以直接排除出罪。退一步讲,即使按照有些学者的主张,法条中的“公私财物”包括“公私占有的财物”[9],进而肯定行为人符合客观构成要件,但是仍然会因为不符合主观构成要件而出罪。因为主观构成要件中的“非法占有目的”,是指打算非法地取代所有权人的地位,像所有权人那样去处分和利用财物,而所有权人显然不可能具备非法占有目的。因主观构成要件不符合,应得出不成立盗窃罪的结论。

   我国的司法实践奉行的也是这一立场。相反,占有是法益的观点基本上没有得到实务见解的支持。从最高人民法院近年来编发的几个指导案例中可以看出这一点:

   案例一:王彬故意杀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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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出处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编:《中国刑事审判指导案例》( │

   │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法律出版杜2012年版, │

   │      │〔第104号〕,第4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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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案情    │被告人王某自己所有的三轮车因无证驾驶而被交警扣押,被│

   │      │告人在潜入交警大院准备将车偷开走时,与值班人员发生冲│

   │      │突。被告人殴打值班人员并将其捆绑致其窒息死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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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件焦点    │对在盗取自己被公安机关依法查扣的机动车辆的过程中致人│

   │      │伤亡的行为应如何定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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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物所有权人  │被告人王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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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物占有人   │公安机关(执勤交警和值班人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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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法占有目的  │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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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院定性    │一审法院认定为抢劫罪,二审法院改判为伤害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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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判理由    │王彬主观上是想取回自己被公安机关查扣的车辆,也就是自│

   │      │己拥有所有权的财产,而不是非法占有自己不享有所有权的│

   │      │财产,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因此,王彬盗取自己被扣机动│

   │      │车的行为不同于盗窃,这也就决定了其在盗取自己被扣车辆│

   │      │过程中致人死亡的行为不能认定为抢劫。      │

   └─────────┴──────────────────────────┘

   案例二:江世田等妨害公务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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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出处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编:《中国刑事审判指导案例》( │

   │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法律出版杜2012年版,〔第205号〕│

   │      │,第3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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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案情    │被告人江世田与张信露等人用于制售假烟的设备被政府相关│

   │      │部门组成的联合打假车队查获。被告人纠集数百人拦截查扣│

   │      │的载有制假烟机器的农用车,并殴打执法人员,趁机开走农│

   │      │用车。                │

   ├─────────┼──────────────────────────┤

   │案件焦点    │聚众以暴力手段抢回被依法查扣的制假设备应如何定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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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物所有权人  │被告人江世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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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物占有人   │政府相关部门组成的打假车队         │

   ├─────────┼──────────────────────────┤

   │非法占有目的  │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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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律科学》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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