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泰:《国语》的史学价值和历史地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17 次 更新时间:2015-09-14 00: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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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泰  

  


   一、被边缘化的古典名著

  

   《国语》是一部先秦史学名著。它按照国别记载春秋列国时期的历史,分为《周语》3卷,《鲁语》2卷,《齐语》1卷,《晋语》9卷,《郑语》1卷,《楚语》2卷,《吴语》1卷,《越语》2卷,共21卷。它所记载的历史范围,最早为周穆王伐犬戎之役,最晚为公元前473年(周元仁王三年)越灭吴。由于《国语》记载的历史时期与《左传》大致相同,所载历史事件又与《左传》密切相关,因此长时间内每有人称《左传》为“春秋内传”,而称《国语》为“春秋外传”。《国语》的撰著者,因司马迁有过“左丘失明,厥有《国语》”①的话,因而长期被归到左丘明的名下,甚或认为《国语》一书是左丘明撰成《左传》之后将剩下的材料纂辑而成。经过近代以来学者们反复探讨,证明上述说法并不可信。目前多数学者认为,《国语》是一部独立的史书,它的纂修者,不可能是与孔子同时、且年辈长于孔子的鲁君子左丘明,也不应是与《左传》同一作者。《国语》书中《晋语》卷数最多、叙述最详,次为《周语》,以此来推断,其纂修者应是战国时期三晋之人。②先秦时期有不少典籍的纂成过程有一共同的特点,“非成于一时一人之手”,《国语》也是如此。一般认为它成书于战国前期,但不排除后人有所附益增饰。③

   然则这样一部古典名著,长期以来却遇到被边缘化的对待。习见的情况,是它作为研究先秦历史的史料屡被引用。从研究层面说,已有成果主要关注于讨论《国语》一书的成书年代。④而关于讨论其史学价值和编纂特色的文章,笔者所见到的,仅有白寿彝先生于50年前发表于《人民日报》上的题为《国语散论》一文。⑤可以说《国语》是长时间被冷落了,这种情况与《国语》应有的地位是很不相称的。《国语》之所以被边缘化对待,恐与以下两个原因有关。一是,为《左传》的成就所掩盖;两书都是记载春秋时期的历史,以往又长期被称为“春秋内外传”,因而造成一种思想定势,即以《左传》的优点来衡量《国语》,其结果,是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国语》的不足之处,而忽视了其优长之所在,以致有的研究者认为“《国语》并非是一部史”。二是,没有充分揭示《国语》何以称为“语”,这种史书体裁为何产生于战国前期,书中记载的“语”究竟有哪些不同的类型和宝贵的价值,以及《国语》在历史编纂上有什么成就等。

   如此情况,给我们提出了严肃的任务,即必须努力探究《国语》本身的特色,对其史学价值和历史地位作恰当的评价。实际上,前人曾对《国语》作过很有见地的评论,其中以三国时代的韦昭和宋代学者戴仔所论尤为精辟。韦昭是著名的《国语解》的作者。韦昭在《国语解叙》中,称誉《国语》作者“明识高远”,“采录前世穆王以来,下迄鲁悼智伯之诛,邦国成败,嘉言善语,阴阳律吕,天时人事逆顺之数,以为《国语》”,“所以包罗天地,探测祸福,发起幽微,章表善恶者,昭然甚明,实与经艺并陈,非特诸子之伦也”⑥。他高度评价《国语》的价值应与儒家经典并列,尤其概括“邦国成败,嘉言善语”八字,实则揭示出《国语》全书的记载重点和精华所在。韦氏不愧既有撰史的实践,又有过人的史识,所论切中肯綮。戴仔的评论,则见于朱彝尊《经义考》卷二○九“春秋四十二”所引:

   吾读《国语》之书,盖知此编之中,一话一言皆文、武之道也。而其辞宏深雅奥,读之味犹隽永。然则不独其书不可訾,其文辞亦未易贬也。⑦

   戴氏之论,真能识人之所未识。他嘉许《国语》篇中所言“皆文、武之道也”,强调的即是《国语》通过总结邦国成败的史实和有关人物的评论,都深深符合治国的道理和成败的规律。此与韦昭的评价正好异曲同工。韦、戴二人可谓目光如炬,所论对我们很有启发意义,惜乎他们都仅是点到而已,未能畅加申论。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以前人提供的启示为基础,深入地发掘《国语》中富有价值的思想内涵,阐发其创设“记言”体史书的特色,总结它在历史叙事上的成功手法,对其在史学发展上的意义作出恰当评价,从而恢复这部古典名著在中华文化史上的应有地位。

  

   二、总结“邦国成败”历史经验记载贤士大夫“嘉言善语”

  

   《国语》首要的史学价值,是自觉继承《尚书》所开创的“殷鉴”传统,总结西周晚年至春秋时期宗周及列国的成败盛衰教训。而且由于作者选取的历史事件之重要和阐发的历史经验之深刻,书中的记载已构成中华民族历史记忆的极具教育意义的内容,千百年来脍炙人口,常常为人所称道,甚至作为箴言警句加以引用,因而在历史编纂学史上占据着引人注目的地位。书中总结的“邦国成败”历史经验,最为突出者可以举出以下两项。

   一是记载西周晚年走向衰亡的必然性,深刻地说明统治者如果不对周围少数民族采取安抚的政策,不体恤民众的痛苦,就必然失败。

   《周语上》着重记载宗周晚年穆王、厉王、宣王、幽王时期关系政治成败的大事件。第一则,记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周的卿士,周公之后)出来谏阻,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是故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先王之于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务时而避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祭公强调对待少数民族和对待民众,都要施行德政,让他们得到实利、增殖财富,通过修好政治、采取慈和温厚的措施,使他们向慕朝廷的恩惠,如果发生不按时祭祀贡享的失职行为,采用开导、说服的办法解决,才能得到发自内心的拥戴。祭公的诤谏,是申述周公之教,务必作到敬德保民,先修政事而后刑罚,先礼而后兵。可是穆王却拒谏饰非,“王不听,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⑧。周穆王不修德政、炫耀兵力的结果,是失去周边少数民族的归附!

   继之,是记载周厉王监谤,最后失败被流放的著名故事。尤为可贵的是,作者通过叙述明确表明自己的严正态度,认为像周厉王这样的暴君被流放是咎由自取,民众的举动是正义的。《国语》所载周厉王监谤,已成为最具鉴戒意义的典型史事,证明民众的意志才是决定最终成败的无比巨大的力量!其中总结的精警语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必溃,伤人必多”⑨,在古代是真理,在今天也仍然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周语上》记载的其他几则关于西周末年政治成败的史事,也都很有价值。周厉王听信贪聚财富、不顾民众利益的荣夷公,周大夫芮伯谏厉王不要任用荣夷公实行专利,否则,诸侯将不归附于周,说:“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胡可专也。所怒甚多,而不备大难,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今王学专利,其可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厉王却一意孤行,任用荣夷公为卿士,实行专利,其结果,“诸侯不享,王流于彘”⑩。又载,宣王即位,不籍千亩。虢文公谏日:“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庞纯固于是乎成。”据此,他批评宣王“不籍千亩”。古代帝王于每年春天举行籍田礼,既是表示对农业的重视,又与军事训练和对民众的有效管理相联系,故虢文公又说:“王事惟农是务,无有求利于其官,以干农功。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故征则有威,守则有财。”由此证明,“籍田于千亩”,不只是一种仪式,且是国家有效治理和习武加强防御力量的象征。虢文公谏行籍田礼,其归结点也是求福用民:“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绪,而弃其大功,匮神乏祀,而困民之财,将何以求福用民?”厉王废弃国事,籍田之礼已多时不实行,宣王继位,又不恢复籍田礼,果然招致失败:“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11)

   二是记载齐桓公为何能够成功称霸。

   齐桓公称霸是春秋前期的重大事件,《国语》和《左传》两书均有记载,而重点、详略颇有不同,这是证明两书作者所依据的材料不同和作者关注的重点各异的证据,相比较之下,《国语》的记载更加连贯,颇有本末完具的特点,且做到重点突出;而《左传》则较为简略,对于齐桓公如何实现功业的一些关键之处记载甚有欠缺。康有为曾认为,《左传》成书以后,作者“于是留其残剩,掇拾杂书,加以附益”(12)而成《国语》。我们通过比较两书关于齐桓公霸业记载的异同,即可证明康氏之说不足凭信。

   齐桓公之立为齐国君和任用管仲为相,有过一段充满戏剧性的经历。桓公小白是齐僖公之子、襄公之弟。僖公卒,襄公继位,他喜怒无常,公子小白惧大难将作,由齐大夫鲍叔护从,出奔莒。公孙无知杀襄公而立,襄公另一位弟弟公子纠由管仲、召忽护从,出奔鲁。齐人杀公孙无知,将迎公子纠回国。此时,公子小白与公子纠两人为争取成功归国立为国君,展开一场“智斗”。对于这一关键事件,《左传》记载甚为简略。对比之下,《国语》的记载却详细具体,再现了当时的历史场景。《国语》所载,事件曲折而又层次分明地展开,先写鲍叔如何大力举荐管仲的过人才能,再写桓公泯弃前仇的雅量,最后写齐国君臣巧妙用计,成功地从鲁国迎回管仲,桓公以格外隆重的礼节表示敬重。桓公与管仲原先是势不两立的仇家,后来桓公却委以相国重任,甚至称之为“仲父”,前后变化之大出人意料,通过《国语》的生动记载,读者才感到人物关系变化的自然、可信,并且从国君的器量和大臣的才干两个方面,体会到以后齐桓公能够实现赫赫霸业的深刻原因。

   《国语》更重点地记载管仲富国强兵的措施和齐桓公实现“禁暴于诸侯”、“御戎狄,卫诸夏”的霸业。管仲向桓公提出了一系列治国之策,包括:四民勿使杂处;处士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帅五乡,国子帅五乡,高子帅五乡。实行富民政策,“遂滋民,与无财,而敬百姓”;实行相地而衰征,使赋敛合理,无夺民时。“作内政而寄军令”:实行五家为轨,十轨为里,四里为连,十连为乡的制度;“春以蒐振旅,秋以狝治兵,是故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13)。

大国霸政是春秋史上的大事,由于霸主主持,中原各国互相救援,维持了相对安定的局面,成为中国历史由春秋初年小国林立逐步走向统一的重要环节。《国语·齐语》着力对齐桓公征伐强暴、扶助弱小、捍御中原安定局面的功绩作了总括性叙述:“即位数年,东南多有淫乱者,莱、莒、徐夷、吴、越,一战帅服三十一国。遂南征伐楚,济汝,踰方城,望汶山,使贡丝于周而反,荆州诸侯莫不来服。遂北伐山戎,刜令支,斩孤竹而南归,海滨诸侯莫不来服。与诸侯饰牲为载,以约誓于上下庶神,与诸侯戮力同心。西征,攘白狄之地,至于西河……西服流沙、西吴(同虞)。南城周,反胙于绛,岳滨诸侯莫不来服,而大朝诸侯于阳谷。兵车之属六,乘车之会三,诸侯甲不解纍,兵不解翳,弢无弓,服无矢。隐武事,行文道,帅诸侯而朝天子。”(14)并列举桓公扶助弱小的功绩:立僖公而成鲁;狄人攻邢、卫,桓公筑城以安顿之,又供给牛马牲畜,“天下诸侯称仁焉”。“诸侯之使,垂櫜而入,捆载而归。故拘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国诸侯既许桓公,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15)全篇之末,又作画龙点睛之笔,指出齐桓公任用贤材对其霸业起到关键的作用:“唯能用管夷吾、甯戚、隰朋、宾胥无、鲍叔牙之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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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学》2015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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