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树臣:齐鲁法文化与中华法系的精神原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4 次 更新时间:2015-09-11 22: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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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精神和战国时代的法家如出一辙。

   第四是“刑”。甲骨文的“刑”写作“井”。最早“井”使用来实施文身的辅助用具“校”。东夷民族最早发明了文身。文身是特殊宗教仪式的组成部分。它实行于男儿成童礼,青年男女成人礼。其方法分别是文额、文胸、文乳。文身的图案各式各样且井井有条,人们一望便知其族籍、辈份、年龄。用这种方法来标明氏族人群之间的血缘关系,杜绝父与女、母与子、兄弟与姐妹之间的性行为,以期保持种群的健康发展。当具有文身习俗的民族战败集体沦为奴隶时,文身就自然演变成奴隶的符号。而将有罪者罚为奴隶时便给他刻上这种文身符号,于是就成了黥刑。据《尚书·吕刑》说,东夷民族的领袖蚩尤发明了“五虐之刑”,其中就包括黥刑。除死刑之外,凡执行肉刑都离不开刑具校—“井”,如《周易》所谓“何校灭耳”、“履校火趾”之类。同时,那种用于文身雕刻的工具“辛”,也就变成了令人恐惧的血淋淋的刀锯。起源于风俗习惯的文身最终演变成刑罚,是描述古代礼刑同源的一首绝妙好辞。{10}

   第五是“德”。甲骨文中的“德”写作“彳臣”(“臣”字上面有“|”,代表弓弦)。“彳”是“行”字之省,代表道路、街口、城邑。“臣”是俘虏、奴隶。该字表示战争胜利之后,牵着俘虏回到自己的驻地。其寓意与“行有所得”的“得”字是一样的。“臣”与“目”二字形近极易混淆,所以才有人将“彳臣”误判为“彳目 ”,(“目”上面有“|”)以致失其本义。甲骨文的“臣”字字形是以弓缚首,即用弓弦捆住俘虏的脖颈。{11}在远古时代,弓箭是最重要的武器或工具。弓箭上面常常刻上特殊标志,以表明其所属。在确认猎获物归属或损害责任时,常常通过弓箭上面的特殊标识来做出判断。战争结束后,战士们常常因为战俘的归属而发生争执,这时法官就查验俘虏脖颈上面环绕的弓和弦,以判断胜负。《诗经·鲁颂·泮水》说:“淑问如皋陶,在泮献(谳)囚。”《睡虎地秦墓竹简》亦记载二战士“争首”的案例,就是证明。男性俘虏成了奴隶“臣”,女性俘虏成了奴婢“妾”。他们都成了战胜者的重要财产。“臣妾”地位虽低,但是如果他们来自文化水准高的部落,倒成了先进文化的传播者。而“妾”对于个体婚姻的产生,也许起着重要的作用。西周的“德”字是在甲骨文“彳臣”字下面加上“心”字符而成的。这一变化与“明德慎罚”思想的产生正好合拍。“怀保小人”以笼络其心,勿使臣妾逃亡,不失即得。西周之“德”是对东夷之“仁”的远距离折射,是对被统治者的政治价值的一次默默确认,是对鬼神权威的一次不经意的疏远,它标志着西周统治集团政治觉悟的一次升华。

   第六是“法”。古代的“法”字写作“灋”。尽管甲骨文中尚未发现“灋”字,但是组成“灋”的“水”、“廌” 、“去”都已经有了。金文始有“灋”字。“灋”字里面的“廌”是个独角兽,是东夷民族蚩尤部落的图腾。《尚书·吕刑》说,蚩尤“作五虐之刑曰灋。”这些古老传说已经变成集体意识,当先民创造“灋”字时,特意选择了蚩尤部落的图腾独角兽,这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去”字由上“矢”下“弓”两字组成。两个字上下分开,说明矢与弓上面的符号不一致。即《说文解字》所说:“去,人相违也。”“弓”“矢”二字的合书便是“夷”字,表示矢与弓上面的符号相一致。发生争讼时法官要求诉讼双方出示证据弓箭,这就是“明夷”,即证明弓与箭的符号一致。《周易·明夷》说:“箕子之明夷”。《尚书·洪范》载,箕子向武王陈述“洪范九畴”,其七为“明用稽疑”,盖与“明夷”同义。“疑”字亦由矢、矢镞构成。可能是由于箕子发明或者提倡过这种决讼方法,所以才把他的名字和“明夷”连在一起。不难发现,“灋”描述着一种诉讼活动,通过一个一个具体的案例来告诉人们应当做什么和不应当做什么。{12}

   综上所述,笔者以六个典型性甲骨文字为化石,借助古文献、传说史料和出土材料,窥测了东夷的法文化结晶,意在探索齐鲁法文化的古老精神家园。

  

   三、齐鲁法文化的思想脉络

   大体而言,从时间来看,齐鲁法文化以春秋为其始,以战国末为其终。从学派来看,齐鲁法文化以鲁儒为其始,以齐儒为其终。从思想元素来看,齐鲁法文化以崇礼为其始,以礼法兼重为其终。从政权形式来看,齐鲁法文化以贵族政体为其始,以君主集权政体为其终。从施政策略来看,齐鲁法文化以德政为其始,以德刑兼顾为其终。从法律精神来看,齐鲁法文化以宗法理论精神为其始,以国家家族并重为其终。从法律样式来看,齐鲁法文化以判例法为其始,以混合法为其终。

   齐鲁法文化的理论奠基者是孔子。孔子的先世可以追溯到宋、殷商、东夷。孔子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最大贡献,是在发扬东夷文化精髓,摒弃殷商鬼神观念,继承西周德治思想的基础上,创造了以“仁·礼”为理论框架的思想体系。在孔子看来,“仁”是君子的最高行为准则,也是人类最美好的社会理想;“礼”是实现这种目标的必经渠道。孔子的“仁”已经远远超越了东夷民族狭隘的血缘部落意识,成为人类的共同理念。在“仁”的旗帜下面,一切具体的社会之人的差异,诸如种姓、国籍、出身、性别、贵贱、贫富等等,都不复存在,大家都成了抽象意义的人。所有异于禽兽者都具有人的资格,都应当以人之义相待。你要别人如何待你,你就要如何待别人。即《论语·颜渊》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目的是实现天下归仁的美好社会。孔子表面上尊崇周礼,实际上却几乎“颠覆”了周礼。经过孔子的改造,原先那种凭借鬼神威严、仗恃钟鼓玉帛、炫耀血缘身份、注重外表仪式、“礼不下庶人”的西周贵族之礼,变成了注重内心情感的,对社会所有成员均普遍适用的,人人都可以践行的民间之礼。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兄兄、弟弟的硕大网络当中,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伦理坐标,都可以找到通向“仁”的伦理道路。孔子的法律思想是其“仁·礼”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主要包括:建立统一、开明、分权、自律式的贵族政体,提倡君子修身养性,克己复礼,率先垂范,选拔俊秀,使民以时,反对暴政滥刑,实行德治教化,致民富而后教,有耻且格而至于至善。

   齐鲁法文化的实践创新者是管子。管子是春秋时代第一位革新家。他在周礼的薄弱环节齐国,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改革。管子把“礼义廉耻”比作“国之四维”。[3]认为发展经济是国家富强的前提,也是使人们遵守礼义法度和稳定社会秩序的物质基础。《管子·牧民》载管子名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对当时一味残酷压榨,不顾人民死活而侈谈礼义廉耻的贵族也是一种深刻的批判。要想国富民安,就要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这种思想是他在齐国进行一系列改革的理论基础。管子利用齐国的有利条件,大兴渔盐和铸铁之利。他设置盐官和铁官管理盐铁业,并采取渔盐出口不纳税的政策,以鼓励渔盐贸易。在农业方面,他也改革了赋税制度,按照土地的好坏分成等级来定税收额,即所谓“相地衰征”。[4]他号召人们开垦荒地,兴修水利,种植五谷、桑麻,饲养六畜,努力耕织。为了奖励耕织和发展工商业,他提出“与民分货”[5]的政策,即必须让人民分享到生产成果和经济利益,从而把“富国”和“富民”统一起来。管仲认为,制定法律,必须顺从民意,即“令顺民心”。“民之所欲,因而予之;民之所否,因而去之”。[6]不顾周礼任人唯亲的“亲亲”原则,主张“匹夫有善,可得而举”,提倡破格选拔人才。并规定,乡大夫若有才不举,便以“敝明”、“敝贤”[7]论罪。管仲曾按职业和身份将“国”(国都以内)、“鄙”(国都以外)的居民重新加以编制并“寄内政于军令”,把行政组织和军事组织结合起来,从而强化了地缘行政管理。总之,管仲的改革已超出了礼制的范围,突破了“礼不下庶人”[8]的旧传统。他还敢于打击旧贵族势力,据《论语·宪问》记载,他曾剥夺“伯氏骈邑三百”.管子的改革主张都与后来的法家一脉相通,他被视为法家先驱,是有道理的。《韩非子·五蠢》云:“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管子和商鞅的改革成果被广为流传、历久不息。

   齐鲁法文化的正统捍卫者是孟子。孟子是孔子“仁·礼”思想体系的忠实继承者。在孔子思想被批判冲决之际,孟子又成为孔子思想的勇敢卫道士。孟子对儒家思想的最大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经过孟子的思考和加工,把孔子关于“仁”的美好理想,具体化为可以操作实施的“仁政”措施。他借鉴了齐国重视物质生活的历史经验,试图从经济生活特别是土地财产制度入手,来解决社会危机,进而实现“仁”的目标。他的以“恒产”来维系“恒心”的思路,与管子的“仓廪实则知礼节”如出一辙。“夫仁政必自经界始”,“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加之“薄其税敛,”给人民带来的不只是丰衣足食,还有对君主的感恩戴德。在此基础上“谨庠序之教”,使人们牢固树立伦理道德的“恒心”;[9]至此,孔子泛泛而论的德治、教化主张,到了孟子那里,都成了具体的施政策略,让君主一望便知;其次,孟子坚持了孔子的开明贵族政体的主张,鲜明地反对专制暴君。他认为,对独夫民贼式的暴君,不仅社稷之臣可以消极抵触甚至起而易其王位,人民也可以起来反抗和复仇。从这一立场出发,孟子又进一步派生出两个主张:一是“惟仁者宜在高位”、[10]贤者在位,能者在职的“人治”思想;二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1]的“重民”思想。他提出,国家重大事项都应当听取人民的意见:国人皆曰贤,方可任之,国人皆曰可杀,方可杀之。重民之君便成了仁君。孟子的原始民主思想是其思想体系中最耀眼的一页,也是中国古代民主思想之绝唱。

   齐鲁法文化的批评修正者是墨子。如果说,孟子原始民主主张之实质,不过是为当权者长治久安计,教育他们不要倒行逆施,避免走向反面,因此应当自我约束善待人民的话,那么,墨子则是鲜明地站在平民的立场上,公开批判不劳而获、养尊处优的贵族制度。墨子用“兼相爱,交相利”的平民之仁,批判“爱有差等”的贵族之仁。墨子主张“尚贤”,即要求允许平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墨子主张“尚同”,要求天下人都服从天子,以天子之是非为是非。墨子主张“赏当贤,罚当暴”,“不党父兄,不偏富贵”,[12]要求有效保护平民的权利。这些主张和法家反对世袭贵族政体,建立集权官僚政体,实行“缘法而治”、“刑无等级”的“法治”主张,是一脉相承的。

   齐鲁法文化的革新者是齐法家。鲁国墨子与齐国法家的思想是相通的。齐国法家和三晋法家虽然都坚持“法治”,但是由于社会生活、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两种“法治”的内容、特征明显不同。齐国法家虽主张“尊君”,但又强调“令尊于君”。[13]以实现“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14]的目标。他们认识到刑罚的威力是有限的,“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15]故而承认道德教化的作用:“教训成俗而刑罚省数”。[16]齐国素重工商,故齐国法家重农而不抑工商:“务本饬末则富”。[17]齐法家学派所具有的广阔理论视野,使它容易与其他学派相沟通融合。齐法家的思想给齐鲁法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

齐鲁法文化的理论装饰者是邹子。邹子即邹衍,他是战国时期阴阳五行学派的代表。他的功绩是预先为齐鲁法文化准备了一套理论形式。阴阳、五行本来是西周神权没落以后产生的具有原始朴素唯物色彩的流行思想。经过邹子的加工而盛行一时。其思想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天文星历的天论;二是大九洲的地论;三是五德终始论。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五德终始论。根据这一理论,五德系五行在人类社会的显示,每一德都支配着某一朝代的兴衰。五德循环往复,便决定着王朝更替。黄帝土德,夏朝木德,商朝金德,周朝火德。因为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故尔后朝取代前朝。未来的新王朝属水德,必须按照水的形象来治理天下。阴阳、五行本身并非填密的思想体系,至多不过是一种论理形式。在汉武帝时代,经过董仲舒的加工,这种理论形式和正统法律思想结合在一起,使人间的三纲五常、德主刑辅等制度从神秘理论那里获得了合理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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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论坛》201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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