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老虎本当在山林,而不是在笼子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76 次 更新时间:2015-09-04 11: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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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劼 (进入专栏)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李劼因天马行空、才气纵横的著述和桀骜不驯、独立不群的个性成为文化界一时风云人物。后因忍受不了国内的种种约束和限制,去国离乡,旅居纽约多年。下面的这篇文章是李劼2014年接受《新周刊》采访时的自述,对自己的人生、个性、写作和去国离乡种种感受做了较为全面的回顾。此篇是在《新周刊》刊发稿的基础上根据李劼新浪博客贴出的采访原文,对文章结构进行了局部调整,并增加了部分内容。

   1.边缘读书造就重写历史

   父母皆为工人,自幼酷爱读书,以致家父一再抱怨:你生错了人家,应该生在书香门第才是。那时,我也觉得自己会不会是投错胎了。及至年长,见识不少书香门第出来的各色人等,才发现自己其实很幸运。华夏民族当中,最愚昧的并非是不读书的人,而往往是读书人。过去有说,人生识字糊涂始。如今发现,人生识字愚昧起。书香门第出来的孩子,身上未必一定有书香味。就算有书香味,通常也是文弱得不行。更不消说,在一部由枭雄主宰的历史当中,书香气的浓淡远远比不上精神骨骼的健壮与否更为重要。嵇康能够临刑抚琴,不是因为书香气浓得化不开,而是骨骼非常健壮。

   有人说我的《中国文化冷风景》颠覆了整个历史,其实首先颠覆的,恰好就是两千多年的读书传统。倘若生在书香门第,没准就跟众人一样,沿着那个传统顺顺当当地香过来了。就算出格一些,也不过像钱钟书那样,将读书心得做成一部《管锥编》,显示一下如何博闻强记。幸好没有投胎书香门第,天然一介边缘书生,才没有被两千多年的读书传统所左右,才能够从《山海经》和《河图洛书》这两个华夏文化的源头开始,重新审视中国文化连同中国历史。

   从毛时代过来,加上生在工人家庭,难免会有阅读贫困,从而不无懵懂。不像书香之家的孩子,从小就博览群书。但正是那样的懵懂,使我没有成为遇罗克烈士。我的童年少年时代,始终处在读书人和不读书的夹缝当中。好像读了许多书,又像什么都没读过。记得文革年代,曾经在同学家碰到邻校一位红卫兵团的团长,那团长告诉我们说,他正在读《红楼梦》。我傻乎乎地觉得他很了不起,然后自惭形秽地承认,自己没读过。团长问为什么,我不好意思回答家里没有那部小说,只好搪塞说,不敢读。团长将身子一直,很不以为然地说,这有什么不敢读的。

   如今想起这个细节,真是忍俊不禁。虽然自从那次谈话之后,激发了我读《红楼梦》的求索心,从农场当知青一直读到上大学;但真正读得清澈见底,却是在过了许多年后的身陷囹圄日子里。九十年代写了三部专著,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便是那部《论〈红楼梦〉》,后来收入五卷本《李劼思想文化文集》,今年在台湾重新出版。说句实话,能够与《红楼梦》比肩对话的著述不多,在下的论红或许可以算一部。

   从毛时代过来的人们大都知道,工人家庭天然具有保护伞作用。在农场里被变相劳改之际,曾闹过罢工。后来上面一查,出身工人家庭,于是没有拿我怎么样,最后和平解决了。这个细节,写在上海三部曲中那部讲述农场故事的小说《被遗忘的岁月》里,台湾出版时叫做《毛时代》。

   2.隐形人的被迫强硬

   我小时候非常柔弱,不会打架,也不会跟人吵架,一点都不顽皮,中规中矩得不行,并非是人们如今印象中那个一直以强硬的姿态面对世界的人。后来怎么会变得强硬的?这可能也是我对自己的提问。

   也许是我辈生不逢时的缘故吧。长身体的时候碰上大饥荒,长知识的时候碰上文革,谈恋爱的时候被要求晚恋晚婚,成家立业的时候没有住房。具体到我自己身上,改革开放的时候,沉缅书海,不懂得为自己捞钱。学府执教的当口,又正好幸逢不得不表示一下良心的时刻,然后当了十几年的讲师。所有应该得到的全部错过了。蓦然回首,教过的学生都成了教授了,自己依然站在起跑线上。到了海外,又不无惊讶地发现,大凡中国人出没的地方,无论学府还是传媒还是什么,游戏规则全都一样,就连潜规则也一样。

   你们问我身份认同,我不知道自己算是有没有身份。能够证明我身份的,只不过是一本美国护照和一张美国驾照。既不愿与难民为伍,也不想高攀知识分子行列,不管是公知还是私知,全都高攀不上。曾想自比伯夷叔齐,可是翻开历史一查,史书上写着,人家是贵族,不是工人家庭出身的。以前高校里胡乱混着,还可以跟在人家后面自称贫下中教,如今连这个称呼都自行放弃了。

   在美国就算是底层社会,也有个底层的说法。可我到底算是哪一层的?这身份还真是不知到哪里认同去。很想说自己是外星人,可又有哪个外星球会承认我呢。过去读美国小说《隐形人》觉得很好玩,哪曾料想,自己也成了隐形人。落到这种地步,你们说说看,不强硬,还活得下去么?

   3.无相可着才天马行空

   好在我不算怎么个孤独,总有些朋友可以说说话。与其说是因为写了几十本书,不如说是因为有了网络世界。倘若不是因为网络传播的缘故,可能不会有多少人知道曾经有个叫做李劼的人存在。那几十本书,就算将来终于出版了,也跟我本人毫无关系。因为那时很可能我已不在人世。死去元知万事空。人死了,书虽然还会继续活着,但跟作者本人却毫不相干了。我是不相信留取丹心照汗青那类豪言壮语的。人都没了,还照什么汗青?

   《金刚经》里有说,不着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我的尴尬在于,想要着相都没法着。我有什么相呢?无相可言。但正因为无相可言,所以下笔没有任何束缚,自说自话,天马行空。前不久在网络流传那篇谈论北京文人墨客的文章,你们问我是否得罪人?其实你们应该看看我在《枭雄与士林》亦即台湾版的《百年风雨》里,是如何臧否二十世纪那些政治领袖和文化泰斗的,就应该知道,我对文学名人的评说,算是很客气的。

   再读读我是怎么谈论西方自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到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演变,读读我如何月旦先秦诸子的高低优劣,读读我如何调侃乔伊斯那么顶级作家的文字,就可以明白,北京城里也罢,上海滩上也罢,那些个诗人作家,只要提到名字,不管褒贬如何,其实都是抬举了。有位局外人的海外作家就曾指出,《文学备忘录》提了太多不值得谈论的文人墨客。

   这阵子家母病危,又无法回去探视相伴,经常思念得苦。印度禅师有言,所谓菩萨般的人物,并非是被供在寺庙里的,而是在日常人生里不声不响地活在当下的,无欲无求,不给他人压力,像一阵微风般拂过。这番描述,正是我母亲的写照。真是说来惭愧,以前一直没有读懂过我母亲,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纺织女工。直到她老人家病危,才猛然意识到,母亲此生,淡如水,轻如风。倘若说,我的无相是生存所迫,那么以后的努力,也就是母亲的轻淡了。

   有人将我比作持笔笑傲江湖的人物。确实喜欢侠客。但在文字间的那么酣畅淋漓,快意驰骋,似乎并非本性。大凡跟我有过交往的人,都会觉得,区区性本和善。偶尔出言不逊也是童言无忌,并且往往是说了别人都不肯说的话。

   4.空空荡荡的自言自语

   我的写作,主要分两大类,一类是思想的,主要由论著和评论构成;一类是审美的,主要体现在小说写作里,尤其是上海三部曲和三部历史小说里。网络上流传的评说北京文人墨客那样的文章,在我的写作中,占的比例很小,并且很不重要。再说,当代汉语作家里值得谈论的,应该是木心那样的民国余音。上半年写了一篇木心的专论,藉此阐述了我的一些想法。其中的上篇,由《天涯》杂志发表了。你们若有兴趣,可一读。由于陈丹青的鼎力推荐,木心其人其作,已广为人知了。我的论述无非表明,木心值得那么鼎力推荐。

   我与木心的天然相通之处是,写作不是为了生存,相反,生存是为了能够写作。汉语写作的最大困境,恐怕在于写作的生存意味太强了。不少当年的先锋作家,其才华最后都被生存需要所出卖。你们问我,为什么我说大家其实都活的很可怜?我的意思是,从我的角度看为生存而写作的同行,很可怜。而从他们的角度看我,也会觉得我很可怜的。因为我一无所有。他们拥有的名声地位职称房子票子车子娘子孩子,我全都没有。到底谁可怜呢?只能互相可怜了。这就好比当你可怜卖笑女的时候,得小心人家一旦傍上高官大款后反过来可怜你。把文人聚到一起的什么会,弄不好就成了青楼。所以曾对诸多在文学上成名成家的人们,咕哝过一声,妓院。提醒他们小心成为青楼中人。

   过惯了校园生活,一下子沦落纽约街头,起初有些不习惯。那感觉就是空空荡荡。殊不知,正是那样的空空荡荡,突然发现自己空前的自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根本不在乎听众的有无,完全处于自言自语的状态里。自己写给自己看的论著,是最精彩的。自己说给自己听的故事,是最好听的。仅一年半的时间,就写了三部历史小说,一部四十万字,一部六十多万字,最后一部二十多万。从来就没有那么开心过。即便悲剧,也悲剧得痛快淋漓。一面写,一面流泪,朝着那些自己虚构的人物悲痛欲绝。不知当年曹雪芹写作《红楼梦》是否也如此悲痛过。但那几个古希腊悲剧家,应该有过相类的体验。悲痛过后,感觉内心像暴雨扫过的天空,一如亚里士多德所言,被净化过了。

   写得最快乐的是《美国阅读》,原名是《东部文化西部魂》,在大陆出版时叫做《脚下的沙漠天空的鹰》,在台湾出版时叫做《美国风景》。那是在美国西部走了一圈之后的产物,仿佛是接了自然的地气。有位朋友读了之后,告诉我说,将来拍成一部文化风光片,美伦美奂。那当然是将来的事情了。我自己反正已经快乐过了。

   写完历史小说之后,曾经告诫过自己,不要再写悲剧了,虽然开心,但很累。结果,一进入上海三部曲的写作就又朝着悲剧方向走去,一部比一部惨烈。最后都不敢写了,受不了。

   5.老虎本当在山林,而不是在笼子里

   人生一世,最终是个选择的结果。选择有时是意识到的,有时是下意识的。除了从农场考上大学是我强烈地意识到的之外,挺身而出,异国他乡,都是下意识的。因为华夏民族有《山海经》人物传下的担当传统,所以血脉里会有担当的冲动。担当过后的悄然离去,也是有传统的。不求回报。这一切在古代都是无言的,不言而喻的。因为孔丘以降的硕儒硬是讲出来了,所以有了立功立言立德之说,有了修齐治平之类的道德标准。其实即使是儒家,也是一说便俗的。你们可以看看讲说《论语》的过气明星,如今夸张成什么样子了。

   遥想当年,坐在农场的考场里应考时,多么向往学府生涯。事实上,八十年代的那些日子里,也确实享受了一下自由自在的学术空气。但好景不长。正当风华之际,历史突然拐弯,学府跟着衰败。到了海外之后,曾满心以为,美国的学府应该是大有作为之地。结果在东亚系里转了圈,看了眼,不瞒你们说,远不如八十年代的一些中国高校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曾经到耶鲁投石问路,汉学权威劝告,不要来,走自己的路。这位学者在学术上成就如何且不论,这声劝告确实很权威。

   上苍待我不薄。倘若有人为我离开学府感到惋惜,那么我只能说,老虎本当在山林里,而不是在笼子里。衰败的学府像笼子,美国大学的东亚系也像是笼子。这两种笼子比较适合家禽,即便是鸽子都不愿就范的,更不用说向往天空的鹰。倘若要问我与昔日同行的区别是什么,那么可能是,他们有志于成为研究者,而我却无意间成了将来学府的研究对象。不管他们眼下如何装着看不见,但最终还是会抑止不住好奇心的。一旦拉开距离,过去的所谓冤家对头,全都会变成李劼先生的朋友。中国人的嫉恨,一般都是源于觉得别人挡了自己的道。有朝一日他们发现我其实不是他们眼里的挡道者,都会声称是我好朋友。更不用说,假设我从这世界上消失了,不知会冒出多少个朋友来。真是这样的。我太了解会写文章的中国知识分子了。因此,你们说,我有必要害怕得罪人么?根本不用怕。

   6.我也留恋日常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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