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强:刘少奇与新中国成立初期镇压反革命运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52 次 更新时间:2015-09-02 23:2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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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强  
10月20日,刘少奇修改并批发了这个指示。指示指出,为改善内河航运事业,肃清隐藏在内河木船业中的反革命分子,应在木船业中进行民主改革,重点打击“黄牛”船行、荐头行等封建残余和混入木船业的土匪、恶霸、特务等坚决反革命分子,劳资问题暂放次要地位[58]。但是,在指示发出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各地却未做更多工作,连中央组成的工作委员会也没开会。1952年9月1日,刘少奇致信薄一波并王首道说:民船工作情况极复杂,“此事在今后应由首道同志主持,似乎还应召集一次全国性的会议(或将内河与沿海民船分开召集)来加以讨论和布置,才能使运动发动起来”[59]。

   根据刘少奇的指示,交通部很快召集了两次会议,一是9月8日民船民主改革座谈会,二是12月2日至11日第一次全国民船工作会议,落实第五次全国公安会议部署,掀起了水上镇反的高潮。会议确定,“陆上有土改,水上要有水改”,要划清船民同反革命分子、封建把头的敌我界限,严格以五个方面的坚决反革命分子及封建把头、走私贩毒主犯等为限,全国运动最迟1953年秋全部结束[60]。

   到1953年4月,第二次全国民船工作会议时,全国已经结束水上镇反重点试验。据西南区不完全统计,该区12条主要河流,有25万船民参加民主改革,打击反革命分子和封建把头1143名。中南试点8个,参加船民176161人,捕反革命分子和封建把头640名。华东完成29个重点试验及62个乡,参加船民76817人,打击反革命分子和封建把头869名[61]。7月至9月,西南、华东、中南相继结束运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反动会道门种类繁多,道徒甚众。其中一贯道人数最多、分布最广,为害既深且巨。仅山西省就有一贯道徒90余万人,分为明线、暗线、郝宝33个系统,点传师以上道首1400余人,其中前人以上道首190余人,职业掩护机关243处,仅太原就有83处[62]。一贯道源于山东,曾投靠日寇、汪伪政权、国民党反动政府,宣传“三期劫变观”、“救赎说”等,蛊惑群众,进行反革命活动,朝鲜战争爆发后更为猖獗,甚至秘密组织武装暴乱。

   1950年9月25日,西北局报送中央审核《关于开展反一贯道活动的工作指示》。10月19日,刘少奇修改了西北局指示,并在当天复信西北局[63]。这可能是中央领导人系统地论述反对一贯道斗争的第一篇文献。刘少奇在信中指出,反一贯道斗争的实质首先而且主要是一场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他认为,一贯道存在且日益猖獗的根本原因,固然是人民生活痛苦和文化落后,但主要是由于地主阶级和特务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和我们的麻痹,因此,“我们应该纠正这种错误,进行正面的有系统的反对一贯道的斗争。”

   刘少奇还指出了一贯道中反革命活动与迷信行为、反革命分子与一般迷信群众的界限和不同的处理方针:在公开宣传上宣布一贯道为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禁止和解散,劝告一切善良的人民不要加入,已加入者应退出。“但对人民个人纯粹迷信行为,政府不加干涉。在内部指示上则应强调加入一贯道的大多数人民并非反革命,而反革命分子是极少数,不要连累好人。对一贯道应正面反对,在有了准备后应逮捕其首领和有证据的反革命分子。”“对群众及会众则展开宣传教育,不加追究。”这些原则政策尤其是对反动道首和一般会众的区分,大大缩小了打击面,集中了打击对象,从而确保了反一贯道斗争的顺利进行。

   1950年10月16~21日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公安会议决定,在老区对一贯道实行公开的正面的进攻方针。1950年底,华北、西北等地以取缔一贯道为重点展开镇反运动。山西省镇反计划以一贯道为主,1950年11月12日开始逮捕道首[64],当月退道者82300余人,登记普通道首1692人,逮捕职业道首133人[65]。12月19日,北京市发布取缔一贯道布告,至1951年3月,逮捕首恶381人,枪毙42人,登记点传师720人,坛主4775人,三才663人,声明退道者178074人,封闭大小道坛1283处[66]。1953年夏秋,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展开全面取缔反动会道门的群众运动,自动退道近400万人。

   随着水上镇反和全面取缔会道门取得决定性的胜利,1953年9月16日,彭真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7次会议上宣布:“现在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作为一个大张旗鼓的群众性的运动来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已经结束。”[67]

   1950年10月至1953年9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上歼灭了嚣张一时的匪祸,基本上肃清了中国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尤其是逮捕、处决、关押、管制了一大批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使敌焰大降,民气大伸,激发了人民同反革命斗争的自觉和士气,树立起社会各界对新生人民政权的信心,从而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扫清了土地改革及其他民主改革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保证了经济恢复工作的顺利进行,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

   刘少奇在协助毛泽东领导镇反运动的过程中,主持制定了《惩治反革命条例》等法律,使运动有所依据和规范。同时严格区分了一般迷信行为与反革命行为、反革命分子和一般迷信群众,保证了反一贯道斗争正常开展。此外,正确处理了镇反运动与土改运动、整党运动之间的关系,为几项运动同时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镇反运动作为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初建时期的重要实践,巩固了人民政权,其间初步制定了保障专政工作的法律法规,推动了法制、司法、公安、检察等队伍建设,为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最终确立奠定了基础。因此,从建立、巩固与建设人民政权的意义上说,刘少奇在协助领导镇反运动的过程中,也为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初步建立和最终确立,做了许多重要工作。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76、1475页。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3页。

   [3] 孙宇亭等:《建国初期镇压反革命运动史略》,《公案史资料》1989年第一辑,第12页。

   [4] 华东局关于镇压反革命暴动及处理群众性骚动事件的指示,1950年4月29日。

   [5]《叶剑英选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222页。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重庆市委员会编:《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出版社2006年12月版,第100页。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4月版,第595~597页。

   [8]《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613页。

   [9]《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38~1239页。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72页。

   [1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第358~360页。

   [12]《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257页。

   [13]《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146页。

   [14] 彭真:《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8页。

   [1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第442~443页。

   [16] 刘少奇在十八个专业会议代表会上关于政法工作的讲话,记录稿,1950年8月5日。

   [17] 罗瑞卿:《一年来人民公安工作的成就和今后任务》,《人民日报》,1951年1月1日,第3版。

   [1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第420~423页。

   [19] 孙宇亭等:《建国初期镇压反革命运动史略》,《公案史资料》1989年第一辑,第21页。

   [20]《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第443~446页。

   [21] 参见《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二册,第540~541、553~554、557、583~584、591~592页。

   [22]《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二册,第611页。

   [23] 刘少奇对罗瑞卿1950年12月29日关于各地执行“双十指示”情况报告的批示,手稿,1951年1月6日。

   [24]《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二册,第496页。

   [2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270页。

   [26]《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三册,第80、135~136页。

   [27]《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二册,第553页。

   [28]《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8月版,第142页。

   [29]《彭真年谱》第二卷,第144页。

   [30] 刘少奇对罗瑞卿1950年12月29日关于各地执行“双十指示”情况报告的批示,手稿,1951年1月6日。

   [31]《彭真年谱》第二卷,第155、161页。

   [32]《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三册,第53页。

   [3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第80页。

   [34]《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三册,第54页。

   [3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44~47页。

   [36]《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三册,第335页。

   [37]《政务院关于没收反革命罪犯财产的规定》,《人民日报》,1951年6月23日,第1版。

   [38]《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253页。

   [3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第275页。

   [4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第280页。

   [41] 刘少奇在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51年5月11日。

   [4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第294~301页。

   [43]《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版,第398页。

   [4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第127页。

   [4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第319页;《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三册,第321~324页。

   [46]《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第274~278页。

   [47] 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记录稿,1951年5月7日。

   [48] 刘少奇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临时总学委党组扩大会议上的报告,记录稿,1951年6月21日。

   [49]《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11月版,第82页。

   [50]《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三册,第682~684页。

   [51]《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二册,第613页。

   [52]《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三册,第38页。

   [5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第351页。

   [54]《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三册,第81页。

   [55]《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182~183页。

   [56]《建国以来公安工作大事要览》,群众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51页。

   [57]《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三册,第668~669页。

   [58]《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三册,第669~672页。

   [59]《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四册,第454页。

   [60]《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四册,第456~458页。

   [61] 中央批转罗瑞卿关于水上镇反情况的报告,刘少奇修改件,1953年6月24日。

   [62] 华北局转报山西省委关于执行中央镇反指示的计划,1950年11月25日。

   [63]《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二册,第483~488页。

   [64] 华北局转报山西省委关于执行中央镇反指示的计划,1950年11月25日。

   [65]《山西重点取缔会道门,八万一贯道徒自动退道》,《人民日报》,1950年11月28日,第1版。

   [66] 北京市档案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1)》,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6月版,第261页。

   [67] 彭真:《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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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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