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 王新建:先控后减的“新人口策论”

——与六个不同观点商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63 次 更新时间:2015-08-29 12:3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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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恩富 (进入专栏)   王新建  
对问题甄审后的回答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在人们的谈资甚至"研究"中,一般充斥的是一些非常态的、少见的事物或现象,人们对之多有兴致;而习常的、应该的和多见的事物或现象却是没有多少位置的,既为司空见惯,故而熟视无睹。当人们在谈论个别或少数独生子女的任性、自私等倾向时,他们实际上忽视了更多发生在他们身边的、行为表现都十分正常的独生子女。而所谈个例,由于其个别和特殊,不免人云亦云,于是给人们留下了有关独生子女整体的印象,促使个例变成了"整体",个别走上了"一般"。

   如1983年9月,《美国新闻周刊》发表《一大群"小皇帝"》,文章认为中国的父母今天都跪倒在自己的独生子女面前;1986年,北京《中国作家》便刊登了报告文学《中国"小皇帝"》,作者哀叹:今天的父母看来只是抚育孩子成长,事实上却在创造历史。这些年来我们看到,有人提出独生子女容易得"四二一综合症",于是这种症状便"三人成虎",连"四二一家庭"好似也成了中国走向衰败的说辞;有人写了个《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于是便出现了各种版本的"拿什么拯救你,独生子女们"……至今我们记忆犹新的是,1980年上海市幼儿教育研究室等单位进行了"四岁至六岁独生子女的行为特点与品德教育"的调查。调查以70名独生子女和30名非独生子女为对象,得出了独生子女"挑食、挑衣、不尊敬长辈、不爱惜用品、玩具、爱发脾气、无理取闹、比较自私、不懂关心别人、胆小、生活上自理能力差"等等结论。尽管调查也指出了非独生子女身上也有类似的问题,但由于是中国最早的独生子女问题研究之一,以致其结论至今还经常被引用,甚至夸大和"传抄"。可以想见,这对独子性格说的形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2)部分独生子女的部分不良倾向,完全可以在其社会化的过程中,通过教化等社会交往实践予以纠正。就像非独生子女的部分不良倾向也是这样纠正的一样。一个社会大多人性格和言行的现实往往与该社会的各种制度、教育等密切相关。我们刚刚看到,80后、90后甚至不到10岁的00后这些"新新人类",是怎样在5·12震后成为社会的道德楷模,现实生活中他们又是怎样以实际行动颠覆着自己"被毁掉"的形象的。所谓的独生子女问题,本质上却是社会制度环境以及家庭、学校和社会教化方式的问题,是"社会化因素的影响和作用"问题。学界有关"差异是一种随独生子女的年龄变化而变化并逐渐缩小"等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充分的佐证。不同社会化因素(如不同的年龄阶段,家庭、学校和社会等因素)的作用和影响是随着独生子女的年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年龄越小,父母、家庭对独生子女社会化的影响和作用越大。比如年龄越小的儿童越不喜欢他人与自己分享一些玩具、食品。因为是独生,于是习惯了"独占"。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更多地受到学校和社会大家庭的感染(或制约),开始与父母疏离并向同龄群体靠拢。而且孩子各自所面对的父母和家庭的差别相对要大一些,而他们所面对的学校、同龄群体、大众传媒等则是相同和相似的。这种相同性和相似性,成为使差异逐渐趋同的重要机制。所以,儿童也并非只能在"通过与兄弟或姐妹相处"中才能社会化;"独子难教"、"兄弟为朋友之本"等观念并非具有绝对意义。

   (3)学界所揭示的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至今依然是人们难以客观公正地看待独生子女这一群体的主要障碍。如理论性研究的一般化、个别化倾向,普遍存在着的无经验数据支持的空洞的、泛泛的、心得体会式的主观议论;经验性研究中缺乏科学性,方法上存在研究设计的简单化、资料分析的表面化倾向,有相当多的研究结果是在对象选择、样本抽取、概念操作化、变量测量、统计分析等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的情况下得到的,且单纯描述现象较多,着重于现象间关系的深入探讨较少;研究对象上以学龄前幼儿、学龄儿童为主,对青年期普通独生子女的研究不够;在对大学生独生子女的研究中,将实际上属于城乡变量或家庭背景变量所造成的差异,误以为是独生与非独生所造成的差异。最后在学科探讨的分布上,也存在着社会学、人口学等学科方面探讨相对较少的问题,比如对于与一代独生子女的成长和未来密切相关的社会性、宏观性、潜在性和未来性问题的探讨相对薄弱。学界还指出,在看待独生子女的成长与发展状况时,我们不能忘却与他们"共同成长的"中国社会。目前许多被认为是"属于独生子女的"特征、现象和问题,实际上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与中国社会巨大变革一起成长的新一代城市青少年的整体特征和共同问题。我们在生活中所看到的种种差异和不同,可能是两代人(50~70年代出生的人与在计划生育和改革开放大潮中出生的人)之间的差别,而非两类人(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差别。因此,"现行的生育政策造成了空前的教育难题"和"为什么把下一代的成长搞得那么难"等批评,并没有看到两代人之间的差别。

七、回应性别失衡说

   性别失衡说既是国内一些论者主张放开二胎的主要论据,也是西方少数人利用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来歪曲和攻击中国计生政策的主要说辞。在对待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问题上,悲观派认为是"一个无解的难题",乐观派则认为"微不足道";有论者认为未来4千万至5千万男性公民将要面对终生的"无妻徒刑",而其反对者却指出这是严重地夸大其辞;一些人认为这将在未来产生诸多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另一些人则批评这种推断是想当然……可谓莫衷一是,"迷雾重重"。

   然而,在综合考察了各种观点以后,笔者认为,截至目前,在对偏差程度的认识、偏差原因的解读和偏差后果的前瞻等方面,马瀛通所带领的研究团队历经十年心血撰著的《出生性别比新理论与应用》(以下简称《新理论》),否定了许多虚妄之辞,澄清了错谬,拨开了迷雾。该专著针对学界出生性别比问题上的是是非非而作的崭新独到、有根有据的回答,获得了学界广泛而持续的赞同。

   (1)《新理论》主要提出了出生性别比属于条件随机事件而非独立随机事件(即性别比随胎次上升而升高具有普遍性,从而一、二孩比例的增加不但不会使性别比增高,反而会使之下降)这一崭新观点。它表明:出生性别比是一个具有强烈生物属性倾向特征的指标,其总体出生性别比、分孩次出生性别比等指标,在无极端人为干扰的条件下,只受分孩次性别次序别出生性别比及其构成分布的影响而产生有限的变动。并且这种变动,完全置于根据分孩次性别次序别出生性别比理论值所计算出的相应出生性别比值域内。出生性别比变动与生育率下降速度快慢、总和生育率下降幅度大小、生男性别偏好强度的增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高低、受教育年限的长短、重男轻女生育文化是否改变、城乡差异程度的大小、母亲生育年龄是升是降、人口政策与工作重点是否调整、歧视性性别偏好是有是无等等因素均无关系。因此,把中国80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日益增高归结为是性别偏好日益强化的结果,或归结为是出生人口中的第一、二孩比例升高与多孩比例下降所导致等观点,都是只看表面现象误用相关分析方法而产生的误解。性别偏好与出生性别比没有直接的互为因果关系。只有当生男偏好付诸于人为影响受孕胎儿性别,如实施胎儿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才能导致出生性别比异常变动;中国第一、二孩比例提高与多孩比例的下降,不仅不会导致出生性别比升高,反而致使其下降。中国人大郝虹生教授等众多学者一致认为,这项成果形成了一套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出生性别比数学模型,是出生性别比研究上的一次质的飞跃和理论上的重大突破,是对中国人口学发展的重大贡献,也是国际上今后人口研究的一个"范本"。

   (2)《新理论》确认了中国80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客观事实。这种正视和承认客观现实的研究态度,为人们更深入地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客观现状定位"的重要依据。通过对1982年和1990年中国第3次与第4次人口普查,以及对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和1988年中国2‰人口生育节育抽样调查的比较分析,《新理论》充分确认了80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升高并非统计不实的问题,而是一个客观事实。尤其指出,1990年人口普查所获取的1989年的出生性别比为111.92,是一个误差很小的结果,但却并非主要是人为因素造成。如《新理论》认为,"如果把近期出生性别比升高的主要原因归咎于统计不实",即瞒报、漏报女婴等,"那就是说统计不实歪曲了客观事实。实际上中国近期的出生性别比并不那么高。"而如果把高出"正常"值的数字中大约有1/2至3/4归为是瞒报、漏报女婴引起,"那么,我们对此问题的研究就不应是出生性别比异常偏高问题,而应是统计不实问题"。《新理论》创立之前,几乎所有学者都把西方国家分孩次出生性别比随孩次升高而降低视为一种普遍规律,相应地也就推断中国分孩次出生性别比随孩次升高而升高,要么是瞒报、漏报女婴比重随孩次升高而加重,要么是溺弃女婴不申报出生的比重随孩次升高而提高所致。这样,《新理论》的结论便澄清了计划生育与出生性别比的关系,使那种将出生性别比偏高主要归于溺弃女婴的说法不攻自破。

   (3)《新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深刻又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对于学界反思既往的观点与认识,重新审视中国出生性别比问题,意义重大。如明确指出,A.要使出生性别比反映实际代表总体,就必须要有一定规模的样本量。这一规模的样本量不是指人口规模的样本量,而是指出生人口的样本量。指出那种以数十成百的出生婴儿做出生性别比分析,往往会误导结论。B.指出出生性别比不是标化指标,将若干个出生性别比加总求其算术平均值,是概念上的误用。出生性别比平均值只能通过将出生男婴数与出生女婴数分别累计加总求其比值获取。C.指出如针对国外近期提出的以家庭规模划分的出生性别比,明确指出不同孩子数的家庭,因其子女出生不同期,根本不能用来表征出生性别比水平。D.指出出生性别比相应于未来婚配时的性别比(简称婚配性别比),绝不是简单的随时间推移的队列匹配关系;出生性别比根本不同于未来的相应婚配性别比。因此不可将其等量齐观,或将其简单化了。重视未来婚配性别比变化,决不能忽视出生率变动形成的年龄别构成因素的影响。E.指出历年的出生性别比异常与否,绝不意味着未来婚配性别比的异常与否。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人口增长控制能力变动,即出生率在死亡率相对稳定条件下的变动,对我国婚配性别比的影响要远大于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影响,等等。

   综上可知:(1)以性别失衡说而主张全面或基本放开二胎的论者,"有必要论证,其放开二胎的方案会更有助于消除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仅简单重复放开二胎"有利于缓解目前严重的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问题",是没有说服力的。由《新理论》可知,放开二胎的方案不仅不能消除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反而会促使这种偏高程度增加。同样,性别失衡说也没有有力的论据足以证明是我国疾风暴雨式的生育控制对总人口性别比产生了具有因果关系的影响。那么,也就没有什么理由把出生性别比的失衡"安置"在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头上。(2)在如何看待和治理现在偏高的出生性别比包括总体性别比问题上,持"微不足道"观点的学者也给了我们一些启发。如指出:常识告诉我们,男性从事的许多高风险的社会职业角色如当兵、下井、建筑等,生理特点和后天的许多习惯如吸烟、酗酒等所导致的相对较高的死亡率,客观上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相对较高的出生性别比。即便实行普遍二胎会有助于出生性别比有所降低,但对于因庞大人口基数和巨量增长而导致了如此众多社会经济问题的大国,为此而付出使人口多出数以亿计的代价,并非理性选择,却有些舍本求末。

总之,男女出生性别比的偏差,不能归咎于现行计划生育政策。观念上的重男轻女、技术上的胎儿性别鉴定、养老保障制度的缺陷、社会上的一些不合理状态(如女性就业歧视)等,并非因计划生育政策而来,也不能因取消计划生育政策而去。"扭转性别失衡现状,也是固本之策,百年大计。""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完全适用于解决人口性别失衡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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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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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口研究》2010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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