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 王新建:先控后减的“新人口策论”

——与六个不同观点商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63 次 更新时间:2015-08-29 12:3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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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恩富 (进入专栏)   王新建  
整体上看,全国各地区人口年龄老化的速度和现状是有很大差别的,这种巨大差异是中国不同于一些小国(如以色列)和其本身的同质性较高的国家(如英国、法国)的一个显著特征。这正是中国在平衡地区老龄化的矛盾差异时可以利用的一个"优势"。据国家统计局对中国31个省、857个县、7100个村68000个农村住户进行大规模的抽样调查显示,截至2008年底,中国农民工总数为2.25亿人。其中1.4亿人在本乡镇以外就业,占总数的62.3%。如果考虑到这1.4亿农民工的流动和迁移,我国老龄化的整体程度自然是大大缓解的。北京、上海等每年始终保持数百万年轻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大量的职工又提前离职或退休,如果客观统计,这些城市还存在老龄危机吗?众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农民工都急于转移到北京、上海等城市,这些城市有什么理由用市民两个独生子女生二胎来延缓这一转移呢?这说明,不能仅仅看到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总体趋势,混淆一般意义上的老龄人口问题和老龄化问题,以静止的老龄化数据替代动态的老龄人口分布和地区差异。否则,可能构成对正常思维和政策的误导。

   (4)在老龄化问题上,不能使用双重标准。持人口老化说的论者中,少数人一方面宣称人口爆炸必致科技和资源爆炸--计划生育减少的数亿人口中的少数人的科技成果,不但足以养活他们这个群体,还能使得全人类受益;说什么"要从全球化角度看待资源,即使中国一个孩子都不生,民族自杀,留着资源给其他国家,也不过多用几十年。因此人类要存在和发展只有一条路可走:依赖于科技进步开发新资源"等,可另一方面又呼喊未来的社会"老有所养,谁来养?怎么养?"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我们要追问的是:既然能养活绝对的、更多的人口,既然"科技进步开发新资源"那么容易,请问,为什么就不能养活相对的、更多的老人呢?

   (5)论者以个别国家所谓养老金的短缺问题来说事,也是站不住脚的。假如一个人口逐渐老龄化的国家并没有出现劳动力的真实短缺,而且人口总量的减少加速提高了人均收入水平,那么所谓养老金的短缺问题,不过是社会再分配政策方面的不合理所致,完全可以通过调整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而解决之。如现在有两个人口数量和经济规模一模一样的"中国",一个在200年内始终保持在13亿人口,另一个在200年后降低到5亿,后者无疑老龄化程度大大高于前者,但哪个"中国"将具有更高的人均收入和更好的生存环境?结论不言自明。相形澳大利亚70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而人口仅2千万尚且不欢迎移民,我们这个每3年接近出生一个澳大利亚人口的国度,还有必要担心未来劳动力的短缺吗?

   (6)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含老龄人口问题)取决于人均劳动生产率而非抚养比。人口老化说经常用劳动人口对老年人口的抚养比之提高趋势来表示老龄化将使劳动力养老负担不堪重负,甚至认为"存钱不如存人!多养育一个孩子等于买一份最好的养老保险。"这种观点,没有看到中国劳动力大量过剩的事实,以及仍将长期潜在过剩的趋势和资本对劳动替代的潜能,没有认识到一个社会提供养老金的能力取决于人均劳动生产率,而非劳动力的人头数。现代化的最基本涵义,就是以更多的机械与自动化设备代替人力来生产财富。所以有学者指出:美国为什么能够用3亿人口生产出远高于中国13亿人口所生产的GDP?说到底,就是美国科学技术的发达使得它得以用资本技术密集型生产方式来创造财富。一个用拖拉机和收割机耕种100亩土地的劳动力与20个用牛和镰刀经营着100亩地的劳动力相比,哪个能提供更多的剩余产品?1万个用手工采矿的劳动力与100个用自动化设备采矿的劳动力,又是哪个能提供更多的养老金?一个雇佣100人年销售额为10亿元的大型超市与1万个年销售总额为10亿的小商贩,又是谁能提供更多的税收?一个人均GDP4万美元需供养的老龄人口比例为40%的国家比一个人均GDP5千美元而老龄人口为20%的国家,哪个更有利于老年人的养老保障?答案显然是不言而喻的。

五、回应高质生二说

   有的论者指出了一种怪圈:"特殊人群允许生(指生二胎。下同),贫困人群躲着生,暴富人群交钱生,高质人群不能生。"认为这种"生育逆淘汰"或"人口素质逆淘汰"现象已有蔓延之势,如长此下去,将导致国民素质的整体下降。应允许高质群体生育二胎,如允许院士、教授、高科技人员(乃至企业家、白领阶层、研究生以上学历或有较高收入者)生育二胎。也有人认为,计划生育实行30多年来,"有钱的罚着生,没钱的偷着生",真正被限制的仅是公职人员。现在农村夫妇和城市无业人员大都生育了二胎,而1.5亿公职人员多是一胎。按1.5亿中处于生育年龄阶段公职人员来看,最多只是控制了近7千万的出生数。而这少生的7千万却是素质较好的一群人,从经济条件、学习环境、培养能力等方面看,他们是占优势的。论者认为,提出这一观点或建议"会引起争议,但是还是觉得有必要提出这个建议","不管结果怎么样,至少是一种提醒,一种思路。"

   笔者认为,"提醒"本身具有积极作用,其着眼于提高人口素质的出发点,将引发人们对"人口素质逆淘汰"现象的思考。但这也只能是一种"思路",不仅因没有可操作性而难以实施,在实际上也是弊大于利的,是得不偿失的。

   (1)没有数据证明高职务父母的子女智力就高,现代科学和民主国家不应当有"血统论"倾向。首先,从遗传学角度看,父母文化程度与子女智商具有不确定性。出生农村的重点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学生大有人在,而高干、高知和高管的孩子考不上大学的也不乏其人。一个人的能力、优秀程度主要不是天生出来的,而是通过教化等各种社会化的途径自我砥砺出来的。尤其在身体素质方面,所谓高职务的父母与其后代的"人口素质"没有直接关系。

   其次,一个民主的社会应该坚决反对"血统论"倾向。高质二胎说普遍被社会舆论斥责为"龙生龙,凤生凤"的陈腐血统论,就像古代等级制和现代"种族论"一样,孩子一出生就会被打上一种等级烙印。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出现所谓"精英"也在情理之中。然而这种"精英"与大众的关系,应该靠自然的经济关系维系,而不能成为一种国家政策或舆论导向。否则,就可能漠视和否定人生的勤奋和后天的努力,亵渎人类数千年来追求的平等。

   (2)重生不重教或生了不能教的观点是没有说服力的。有论者指出,低素质人口只注重生育而不注重教育,或不能更好地教育,应该严格控制其生育二胎,相应放开高质人口生育二胎。重生不重教或生了不能教,确有部分事实支撑,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而另一面却是:特殊人群(如广大农民和一些少数民族)允许生二胎,是国家不得已而为之的政策。半个多世纪以来,广大农民一代又一代为中国城市的现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农民兄弟用自己贫瘠的臂膀扛起了国家的工业化,但却是以"三农问题"的凸显为代价的。他们没有工人干部那样的养老金,没有医疗报销,没有宽阔的马路,没有休闲的公园和便宜的公交……,所以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为什么会有超生现象,它的根源何在。广大农民因贫穷和没有养老保障才多生。因此,建立不断提高的农民社会养老保险,是消除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等陈腐观念和稳定低生育水平的重要方法,是法律赋予农民承担计划生育义务的保障,是国家财政参与人口控制的经济手段。如果在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内,再允许高质生二胎,并对农民等加强控制,不仅会导致出生率的升高,还可能引起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成为一部分群体歧视另一部分群体的口实,给社会带来不和谐因素。试问,既然高质二胎说的出发点是着眼于提高人口素质,那么是否可以大力提倡高质人群多来资助农民的子女或领养农村的子女,使其更好地接受教育呢?假如认为这样花钱教育别人的孩子是吃了亏,而高质的"高"又如何体现?

   (3)应着眼于全民素质的提高。应该承认,高质人口一般拥有更加充裕的现实条件,如从营养学角度上说,妇婴良好的保健条件,会对孩子的身体和智力发育产生积极影响;从优教上说,一般会有必要的基础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机会,而不会出现贫困农村的孩子初中未毕业就被父母带去打工养家等现象。但提高国民素质,不能仅倚靠那些所谓处于人口数量金字塔顶的高质人群。国家人口素质的全面提高也非如此可一蹴而就。问题的关键,在于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着眼于全民素质的整体提高。

   首先,在目前的中国,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同人口总量的"先控后减"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中国人口的最大问题是规模问题,这绝对是首要的问题。规模庞大的人口总量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始终不该规避也难以规避的障碍,任何重要的、与人口或劳动力有关的政策出台,都只能把规模问题放在首位来考虑。高质群体多生孩子无疑会进一步增加人口,这不仅有悖于人口总量的减少,对于提高高质群体的比例也是杯水车薪。尤其是在未来10年生育水平处于回升状态和生育小高峰期间(张维庆语),更应倍加重视。

   其次,国家有限的教育等公共资源,应运用到提高国民素质的关键环节上。从国家范围来说,少生可以使每个人得到更多的教育等公共资源;而对于绝大多数家庭来说,几乎谁都知道培养一个子女的困难比两个三个要小,且下一代获得的教育也会更好。允许高质生二,表面上看也许达到了某种"平衡",但实际上整个国家的教育和公共资源,相对每一个个体来说却并没有增加。就中国各种资源人均拥有量看,保持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已是够紧张的。那么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保证农民等所谓"低素质"人口的子女能够有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方是提高整个民族素质的关键。因为"三农"问题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实质。

六、回应独子性格说

   独子性格说,是主张放开二胎的论者又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据。然而,一旦全面审视学界有关中国独生子女的研究历程和结论便可看出,独子性格说远不能成为一个事实上的论据,其人云亦云、简单拿来的倾向,是非常明显的。

   如果以1986年《光明日报》为时半年之久的全国性独生子女教育大讨论为界,我们可以把30年来有关中国独生子女的研究阶段一分为二。在前后两个阶段的研究中,关于独生子女是否具有性格缺陷等消极方面的争论尽管伴随着整个研究历程,但前后两个阶段却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差异性和各自的倾向性。前一阶段的研究大多认为独生子女在性格特征上有不同程度的问题倾向,甚或有的断定独生子女就是"问题儿童"。作为《光明日报》讨论的最后总结,专家指出了那时独生子女教育的问题:一是营养过剩,造成发育不良;二是智力投资过剩,品德教育不足。需要指出的是,在前一阶段研究中,代表我国学术水平的《心理学报》、《中国心理卫生杂志》、《教育学》等杂志所发表的成果,采用心理统计数据作出了质和量上的判断,比研究初期多以观察、个案推断等手段有较强的科学性,其结论也十分明确:普遍认为独生子女性格缺陷等特征在总体上并不存在。而后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则大多明确肯定了独生子女在某些方面较非独生子女具有积极的性格特征。尤其是近年来在独生子女长大成人、独生子女数量逐渐增多和在此背景下研究成果不断丰富的基础上,学界在对研究成果进行综合比较后表明,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之间的差异是一种随独生子女的年龄变化而变化的现象,并且这种变化的总的趋势是二者之间的差异在逐渐缩小。如果我们再把30年的研究历程进行持续的不分阶段的综合剖析,可以看到以下研究趋向:即随着研究力量的壮大、研究手段和方法的科学性增强、研究的学科性质凸显等,认为独生子女有性格缺陷的结论逐渐减少,认为独生子女具有积极性格特征或与非独生子女没有性格倾向方面差异的成果逐渐增多。

   问题的实质在于:

(1)少数个案不能拿来为独生子女整体属性定性的依据。社会上乃至学界一些夸张之辞如"小皇帝"、"问题儿童"等究竟是怎么流传的?他们在什么意义上才具有其合理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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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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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口研究》2010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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