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自由与传统的会通 ——重读《西南联合大学国文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12 次 更新时间:2015-08-17 22:38:04

进入专题: 自由   传统   西南联大   通识教育  

刘东  

   至于素来讲究“美味”的朱自清,到了这个几近油尽灯枯的时候,也再无余力去写什么品鉴“美食”的随笔了。同样取而代之的,则是我们从他儿子那里读到的追忆:

   我父亲住在龙院村,他到西南联大,到城里去上课,他要走很远的路。那时候没车。有一年冬天,昆明那一年冬天最冷,他买不起别的衣服,他就买了一件赶马人的披风,披着那件东西到西南联大上课。

   他的身体在那个时候日渐憔悴了。这一段时间他是形销骨立了,瘦的,你想三十八点八公斤,不是形销骨立吗?头发也白了。朋友也说,那一段他明显地见老了。他不是精神上的老,而是生活条件实在太差了。(15)

   于是,就像从“文革”中侥幸存活下来的人,越是被一穷二白的“插队”给弄怕了,就越会在意自己在物质生活上的满足,从而就越想学到快点脱贫的本事一样,我们在记住“南渡”生活之精神层面的同时,也不应太过一厢情愿地忘却了,在那个作为“黄金岁月”的“理想国”里,也照样存在着有点令人沮丧的、不那么具有精神高度的现象,正如同样任教于此的沈从文所批评的:

   在这美丽天空下,人事方面,我们每天所能看到的,除了空洞的论文,不通的演讲,小巧的杂感,此外似乎到处就只碰到“法币”。商人和银行办事人直接为法币而忙。教授学生也间接为法币而忙。最可悲的现象,实无过于大学校的商学院,每到注册上课时,照例人数必最多。这些人其所以习经济、习会计,都可说对于生命毫无高尚理想可言,目的只在毕业后入银行作事……社会研究所的专家,机会一来即向银行跑。习图书馆的,弄考古的,学外国文学的,因为亲戚、朋友、同乡……种种机会,又都挤进银行或相近金融机关作办事员。大部分优秀脑子,都给真正的法币和抽象的法币弄得昏昏的,失去了应有的灵敏与弹性,以及对于“生命”较高的认识。其余无知识的脑子,成天打算些什么,也就可想而知了。(16)

   实际上,只要把“法币”替换成“人民币”,上面这段话就可以原封不动地,也用来形容晚近司空见惯的身边事,而我们由此就更能确信,它当然会属于历史的真实侧面之一。那么,为什么历史的另一个侧面,即那个“自由自在”的精神侧面,反而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被突出强调出来了呢?那当然首先是因为,但凡有资格来进行这类回忆的人,在当年都比别人更关注精神的维度,都更具有继续发育人格的后劲,并由此才养出了足以熬成这种资格的心力。

   而从历史学方法论的角度来考虑,作为一种“史料”的回忆录,也是容易产生这类一厢情愿的偏转。大概也正因此,柯文才会在义和团的史料变奏中,听出了作为“事件、经历、神话”的三种声调。(17)而在这里,为了能更好地体验其中的变奏或转调,我姑且再引用一段更让人称奇的问答:

   前一阵儿,我问唐晓峰(北大教授,比我大几个月),你这辈子,哪段儿感觉最好,哪段儿感觉最坏。他说,插队最好,出国最坏。他在内蒙三年,美国九年,洋插土插,都是过来人。他是大环境坏,小感觉好;大环境好,小感觉坏。前边和后边,里边和外边,都有强烈对比。(18)

   事实上,无论上面的发问者李零,还是答问者唐晓峰,都是笔者当年在北大的同事和多年好友。所以,我当然还是愿意相信,这种把“文革”当作了“黄金岁月”的时候回味,就算不无“故作惊人之语”,可在某种意义和程度上,亦未必就属于全然虚假的。不过,即使如此我们还应当警惕,人们对于过往经验的事后玩味,或许正因为那种经验已然过去,不会再直接伤害到自己,就往往算是经过了“无害化”的处理,特别是过滤掉了苦难与刺痛。而如果看不穿这中间的奥妙,还真把那段历史当成了什么“神话”,甚至进而巴望着“过七、八年再来一次”,那就绝对算得上是愚不可及了。

   三、历史的惰性

   还应当再接着想到,既已说过西南联大乃是某种难逢的“奇迹”,而且这“奇迹”的主因还在于学术上的“自由”,那么,只要把这两个判断简单地加到一起,也就应当引起我们在逻辑上的警惕:纵然那“自由”在当年确有其事,也不过是因缘凑合的“灵光一闪”,或曰为时不会久长的“灯下黑”。

   此话又怎讲呢?我曾请另一位研究义和团的名家周锡瑞,到北大来对我们当时在民间兴办的“国学所”发表讲演。而他在那段时间,恰正沿着美国汉学的特有叙述框架,来研究在“抗战”与“建国”之间的历史“连续性”。正因此,那场报告所带给我们的基本结论,就是既令人醒悟、又让人沮丧的,因为那场全民之间的紧急战争动员,对于中国此后的社会整合、政治结构、乃至宣传口径、民众心理,无论从哪个党派或战区来看,都具有使之更趋“板结”的影响。由此观之,在“抗战胜利”与“解放建国”之间,就并不像寻常想象的那样,具有一刀两断的分水岭般的“断裂性”了。

   作为一种独立的旁证,日本学者笹川裕史和奥村哲也从其他个案中,得出了跟周锡瑞大体类似的研究结论:

   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得政权的革命,首先是基于在国共内战中的军事胜利,但作为其后盾并且后来接受中共政策的基层社会的条件,在日中战争期间就已在形成之中了。

   进而言之,如果战争状态长期化而严酷的战时征收被继续要求强化,日中战争期间已见萌芽的“强制性一体化”,就愈加伴随着实际过程而带有现实的味道。这种可能性,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即爆发的朝鲜战争和其后持续进行的冷战转变成现实。这样一来,传统中国社会的构造就被置于相反的极端;非但如此,超过曾经的日本而将人们更紧密地组织起来的中国社会主义体制得以成立。在此意义上,从根底上支撑着激荡的战后中国的基层社会变动,是以日中战争为决定性契机而开始的。(19)

   而从这样的史学判断出发,此刻我首先能够联想到的,偏又是文学家穆旦的另一首诗——此人偏巧也曾在清华—联大求过学,而且该诗也恰恰是写于抗战期间(1942年):

   告诉我们和平又必需杀戮,

   而那可厌的我们先得去欢喜。

   知道了“人”不够,我们再学习

   蹂躏它的方法,排成机械的阵式,

   智力体力蠕动着像一群野兽。(20)

   无独有偶,曾经被陈寅恪誉为“清华近年学生品学俱佳者中之第一人”的、毕业后也曾任教于清华—联大的张荫麟,亦尝就此流露过更加精准的预见:“抗战是长期的、艰苦的,但最后是必胜的。只是到胜利之后,国旗上的‘青天白日’已不存在,只剩下‘满地红’了。”(21)事实上,也唯有从这样的历史感出发,我们才能更复杂而微妙地领会到,何以等他老师终于熬到了日本投降,反倒在其诗作中流出亦喜亦悲的情绪来:“渺渺钟声出远方,依依林影万鸦藏。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破碎山河迎胜利,残余岁月送凄凉。松门松菊何年梦,且认他乡作故乡。”(22)“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衰。国仇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时。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23)

   无论如何,正因为这种“趋于板结”的变化是总体性和结构性的,是不分前方后方、官场民间、国共两党的,才表现为更加难以打破或逃脱的;而且,也正因为这样,一旦当局企图收回这种“灯下黑”,那就不仅会让读书人感到愤怒,还会让处于“在野”或“反对”地位的政党发现有机可乘。我们从闻一多那篇著名的“最后一次讲演”中,可以确信无疑地看到这一点:“反动派挑拨离间,卑鄙无耻,你们看见联大走了,学生放暑假了,便以为我们没有力量了吗?特务们!你们错了!你们看看今天到会的一千多青年,又握起手来了,我们昆明的青年决不会让你们这样横干下去的!”(24)

   正是沿着这种决定性的历史分岔,才产生了李泽厚后来历数过的史实,而众所周知,他还曾创造出了“救亡压倒启蒙”的命题来概括它——“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群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人权利的注视和尊重”。(25)尽管我曾经多次指出过,我并不赞成自己老师的这种概括,因为他这种“启蒙”与“救亡”的二分框架,毕竟还是要把空间中的“中西”等同于时间中的“古今”,因而“毕竟还是要肯定五四时期的否定传统的传统”,(26)但无论如何,我们沿着上文中的线索却又可以体谅,他的这种概括毕竟也是其来有自的。

   当然话说回来,进行这种反向的史实提醒,并不意味着要去否认西南联大确乎享有过难得的自由;刚好相反,进行这种谨慎的反向提醒,倒是更有可能来向大家演明,联大教授当年在这方面的坚持,是何等的顶住压力与难能可贵。另外,也只有在意识中同时保留住这两个侧面,有关西南联大的两种历史形象,才能在我们笔下再次融合与统一起来。

   所以,一方面必须首先指出,恐怕最要不得的,就是只根据小说《围城》中的尖酸漫画笔调,去想象当年坚守大西南的文化人群体,正如我们虽也引证过沈从文对于“法币”的描述,却不会以此来概括大后方风习的总貌。文学当然也自有它的一番理由,不过那理由却更在于抓取部分特征,那逻辑也更趋于走向夸张变形,不然的话,也就很难达到它所追求的“片面深刻”了。

   由此在另一方面,无论是到了长沙、蒙自,还是昆明,当我们把心境沉浸入当年的历史现场时,都还应当设身处地地体会到,历史终究还是有它自身的惯性,还会自然地向前延伸一段路程,所以,整个社会还不会在当局“一声号令”下,就变成后来那种彻底“斯文扫地”的样子。这一点,也正像笹川裕史和奥村哲又同时看到的:“蒋介石和国民党领导层为了抗战而一直不停地强调全体国民的团结和一体化,但却不可将这些言说和政策理念原封不动地混同于当时的实际情形。”(27)此外,我们还应当微妙而会心地体验到,也许恰是因为当时正国步艰难,使得政治力即使想要强行介入进来,一时间也会在“最高学府”这里有点力不从心,这才造成了或容忍了它如此自由散漫的“灯下黑”,甚至显出了作为“民主堡垒”的形象。

   比如,对于西南联大素有研究的汉学家易社强,就曾对这种情况进行过历史的还原:“大师云集,学术自由,加上三所高校良好的声誉,联大吸引了大量品学兼优的学子前来报考。根据战时不同的情形,联大或者独自举行招生考试,或者与国统区其他高校联合招生。无论采用哪种方式,联大都严格按照成绩录取新生,而被录取者往往拥有很强的自学能力,都能敞开胸怀呼吸联大自由的学术空气……对于教员和学生,联大提供最大的空间,使他们最大限度地保持独立。学生可以享用这种自由,在知识的海洋中尽情遨游。在讲授内容、教学方法和学业考评方面,教师几乎拥有全部主动权。”(28)

   再如,当年曾就读于此的汪曾祺,也从学生角度提供了独特的旁证:“联大的系主任是轮流坐庄。朱自清先生当过一段系主任。担任系主任时间较长的,是罗常培先生。学生背后都叫他‘罗长官’。罗先生赴美讲学,闻一多先生代理过一个时期。在他们‘当政’期间,中文系还是那个老样子,他们都没有一套‘施政纲领’。事实上当时的系主任‘为官清简’,近于无为而治。中文系的学风和别的系也差不多:民主、自由、开放。当时没有‘开放’这个词,但有这个事实。中文系似乎比别的系更自由。工学院的机械制图总要按期交卷,并且要严格评分的;理学院要做实验,数据不能马虎。中文系就没有这一套。”(29)

   还有一点需要细心辨察的,就是切不可沿着“启蒙—救亡”的简化框架,而一旦说到西南联大享有的“自由”,马上就归宗到舶来的“自由主义”上来,误以为那必是当年唯一的精神资源。实际上,这正是我不赞成以“启蒙”来概括“五四”的最主要原因:

严格说起来,“启蒙”这个动词的中文本义,和开蒙、破蒙、发蒙一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自由   传统   西南联大   通识教育  

本文责编:zhaoziyuan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教育学 > 教育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91416.html
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3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