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章润:公民模式的后民族主义国家命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3 次 更新时间:2015-08-08 23:4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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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章润 (进入专栏)  

   【原按语】本文于国家学层面,循沿政治社会学理路,基于全体公民政治上的和平共处这一核心问题意识,紧扣中国语境,围绕着理想的政治国族这一愿景和国族的政治成熟这一理论命题。围绕着族群关系、国家治理和公民理性、永久和平等核心主题,提出六项命题。它们涉关民族理想与公民理想、地方关怀与世界主义理念、国族 本位与全球体系、国家理性与公民理性、历史时空与普遍正义、主导性的世界体系与多元的人间秩序,均为国家建构的必要理论 作业,也是建构理想而成熟的“现代中国”的必备心智。

   本文认为,对于此刻中国来说,以“后民族主义”为进路,重在消弭极度民族主义冲动所可能导致的国族解构和分裂倾向,既要继续培植国民认同,又要努力养育公民德性;进而,在全球伦理和世界公民共同体与民族国家恒为集体形态的双重意义上,营造平等互动的国家间政治与均衡的世界体系。

  

   现代民族国家建构需要多元要素,经由理念演绎与制度铺陈,以支撑起邦国大厦,收拾好这一方水土。其中,民族理想与公民理想、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地方关怀与世界图景、国族本位与全球体系、国家理性与公民理性、国族利益与人类福祉、历史时空与普遍正义,等等。

   凡此理念、价值、制度及其实践,涉关自然生态、社会政治和历史人文,二元对立,却又内在牵连,得为梗概。历史而言,它们既是民族国家与生俱来的必要构成要素,而构成民族国家的制度背景,也可能是随着民族国家这一新型人间秩序的呱呱问世,联袂牵动而来的一系列后果,经磨历劫,丁一卯二,层累地积淀为今日省视国家问题时必得面对的基本因素。

   一方面,它们在历史进程中递次呈现,逐层推展,构成了民族国家建构的必要条件,不可或缺,无法回避。可以说,民族国家本身就意味着必将内在潜含着凡此多元互动的复杂博弈关系,它们生存于民族国家以及民族国家借助它们而成型这一事实本身,就使得它们必然成为民族国家时加宣扬的主题;又因为是民族国家面临着的迫切问题,因而甚至有可能撕扯开民族国家的固有结构而成为自我解释的对象。

   另一方面,正因为它们彼此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内在紧张甚至激烈的冲突,故而要求民族国家提供足能涵容它们的政治体制安排、思想理论说明、实践回旋空间和心理承受能力。就是说,需要形成足以承载它们的国家制度框架,锤炼政体的张力、涵量和国族的心理能力。理想而言,将它们统归于抽象一体性程序主义法权安排,在这个叫做“民族国家”的宏大建构中容涵之,调适之,整合之,消融之。如此这般,地缘格局中的人民横向联合组成国家,人世遂得铺展为一种人间秩序。

   从社会政治技术角度(socio-politicaltechnique )来说,达臻此种开合有度、措置裕如状态的国族,蔚为进境于政 治成熟状态的国族,所谓“政治民族”者也。此为国家建构的理想状态,也是具备文明基础的现代国族都曾奋力追求的建国目标。揆诸历史,某个角度来看,诸如“大英帝国”这类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其之张合有度、迎拒无违,一切均以国族利益打转,无所不用其极,可谓卑鄙无耻却又落落大方,盖源于进臻此境矣。

   英国国旗

   “大英帝国”这类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其之张合有度、迎拒无违,可谓卑鄙无耻却又落落大方,盖源于进臻此境矣。

   从法政哲学而言,理想的情形是,全体国族成员具有坚定而明确的国族认同自觉,同时秉持公民理想与世界主义关怀的浩然心性;政体安排提供了将生民、市民、国民和公民等诸种身份统合一体的制度条件;优良政体妥恰分配了共处于同一民族国家政治屋顶下的多元族群自我族性的尽情彰显可能性与共享的公共空间。从而,民族国家不仅是一个族群共同体,一个追求国族利益边界最大化的经济与政治共同体,而且是一个法律共同体和历史文化共同体,一个明悉如何在全球体系中寻求国族的最佳生存发展之道的伦理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此为理想,既是政治民族的特征,也是成熟国族的上佳之境。

   基于上述基本理论背景和核心问题意识,围绕着理想的政治国族这一理论愿景和国族的政治成熟这一理论命题,本文于国家学层面,循沿政治社会学理路,紧扣中国语境,提出下述六项命题,允为国家建构的必要理论作业,也是建构理想而成熟的“现代中国”的必备心智。

  

   世界格局中的历史文化认同和国家利益本位             

   一方面,成熟的政治民族坚决恪守民族历史文化认同与国家利益本位,养育国族意识,并以此作为自我定位、凝聚和保存的手段,在此绝无讨价还价余地;另一方面,坚持在世界格局中,尤其是在现代全球资本主义秩序和世界主义文明中运思,涵养天下意识,保持二者必要的张力,从而谋取本族本国本文明的最佳境遇。

   有关生民、族民、市民、国民和公民的分际,无论是其中哪一种,均以特定民族国家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栖息之所,而分享安全、平等、尊严和自由等自由主义公共产品。国族身份界定及其时空疆域内的法政安排所提供的上述公共产品,既是它们的共同生存条件,也是它们获享生命意义的前提。与此相对,没有上述优良政体所提供的自由主义公共产品所彰显的政治正当性,特别是善待自己的国民,民族国家就没有文化合法性,从而难免出现全面的政治与文化危机。

   毕竟,在民族国家是一个共同体的意义上,人民和国家是一种权利义务的联合形式,更何况,失却公正,人世岂非赤裸裸的匪帮?因此,上述“矛盾”不仅并非矛盾,恰恰相反,是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各显身手的恰当场域。否则,彼此错位,将自由主义施用于国家间关系,要么是天真,要么是霸权,而暴露的恰恰是进攻性民族主义的极端性。

   当然,如此措辞,并非等于无视全球伦理与国际正义,恰恰相反,正是因为首先肯认具体国族及其法政边界的合法性,这才需要彼此让渡部分合法性,而于集结汇合中造就了后者,予调处中达致圆融。否则,这人世早就是赤裸裸的匪帮了。

   也就因此,需予乡愿、“爱国贼”与成熟的政治民族所当秉具的民族历史文化自觉之间,作出清晰的区分。民族主义常常饱受诟病,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是“恶棍的最后庇护所”,便是一句广为流传的名人名言。

   不添乱,不抹黑

   民族主义常常饱受诟病,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是“恶棍的最后庇护所”,便是一句广为流传的名人名言。

   爱因斯坦说它是人类的童稚化现象,人类心智上的麻疹,还真的不失其真理性。但是,凡此“恶棍”或者暴民,并非一定孕育于民族主义,比如法国大革命造就了暴民,就并非是民族主义的产儿,毋宁,是启蒙以还的自由主义鼓动的结果,是自由主义理想的负面产品,甚至,不过是“胃的造反”而已。

   毕竟,对于本族、本国与本文明的利益边界保持高度敏感,是天助自助的应然,正如任何人首先自助,便也就是在助人,任何国族和文明共同体必得自助、自救、自爱与自强,其后方有可能助人、救人与爱人,不为他国他族添麻烦。所谓“爱国” 与“民族主义”概念的外延,通常也就止限于此。逾此边界,惟我独尊,却不知众生平等,六祖所谓“见性是功,平等是德”,一切皆有前因后缘,将自己的利益和意愿强加于他人他族他国,那才真叫做爱国贼呢!由此,牵连出民族理想与公民理想及其双向互动这一更为广大的问题。

  

   民族理想与公民理想             

   成熟的政治民族总是立足现实,高扬理想。既心系本土,又畅想天下。交替运用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辩证处理民族理想与公民理想。

   就刻下的中国而言,如何因应,怎样措置,可从内外两面来看。自内而言,需要对于民族主义进行重构性阐释,经由充满同情地审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成长历史,将民族主义转化为一种自学术至政体、由民间到思想的全民族文化自觉,从而将中国的文化本体与政治本体、思想本体与社会本体,恰予连缀整合一体,使民族主义成为国民的情感,也是公民的心智。

   自外而言,刻下可能做与应当做的是,充分运用中国的经济实力来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藉政治权能谋取经济实利;同时,以大国之担当和全球胸襟,“协和万邦”,主张国际正义,伸张全球伦理;而首要牵引百年转型的主流政治意志所念兹在兹的优良政体登堂入室,支撑起这个叫做“现代中国”的华夏邦国的政治屋顶。

   正是在此语境下,的确,中国的民族主义并非如一些人所说的那样太过强烈,已经到了应该退场的时候;相反,倒恰恰是太过羸弱。较诸成熟的现代国族,弱到许多国人其实并无明确的国族认同和国族利益意识的地步,也就是前述唐君毅先生所说的欠缺“国家意识”的问题。

   此种情形,不惟存在于清末民初现代样式的民族国家初步登场之际,其实直到今天依然存在,正说明民族主义同样是一种养育的家国情怀,需要有意识地培育和引领,方始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正是在此,与其说中国现在的民族主义太强或者太弱,毋宁说是一个成熟与否的问题,表达方式是否妥恰的问题。

   而在上述不同语境中交替运用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理念,一以国族利益和国民福祉为最高宗旨,正为走向国族政治成熟的进路之一。因而,一方面,以此在中国这一在境性思考来回应世界主义要求,于“本族、本国、本文明” 的生聚作息中追求惬意生活,将充盈的世界主义关怀具体兑现为对于此在国族,特别是它的具体实在个体的关爱,于落地化努力中兑现世界主义诉求。

   再者,前文曾说,“许多国人其实并无明确的国族认同和国族利益意识”,此不惟天下主义的中国文明传统势能一直对冲民族主义的结果,还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一个民族国家唯有“以自由立国”将国民和公民的自由平等作为至高无上的国家目的,切实护卫其身家福祉,才能吸纳公民忠诚,促使国民皈依,养育全体国民充沛的国族意识和家国情怀,进而形成所谓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晚近以来,西方自由主义谱系中旨在护持消极自由的“最小国家”(minimalstate )概念,仿佛逐渐有被鼓励积极自由的“关爱国家” (caring state)理念取替之势,其因在此。反面来看,它透露了导致多种族多族群的大型民族国家恒具离散倾向的诸多纠结,其折冲樽俎之间的万般无奈。其中,族群关系是重要一项。

  

   公民模式的族群关系             

   以公民模式的民族主义调处统一民族国家内部的族群关系,意味着必须启动公民互助,形成各族群和平共处的法权政治形态,从而,在统一的政治共同体这一法政屋顶下,各自持守文化单元立场,于弘扬伦理主体性之际建构自己的政治主体性。

传统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原旨民族主义,因为实际操作中根本不具可行性,早已为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秩序所取代。统一的民族国家治理中的一大难题,也是造就成熟的政治民族所不可回避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对于民族国家时空内多民族、多族群关系的折中调处。此于现代中国这一栖息生聚着多种民族或者族群的大国,尤为凸显。其间,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如何经由各民族的平等参与,既尊重各民族的族性表达和政治自决,又于共享的公共空间制度框架内维续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凝聚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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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微信公号“中国法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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