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晋藩 林乾:《户部则例》与清代民事法律探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8 次 更新时间:2015-07-17 12: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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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晋藩 (进入专栏)   林乾  
致使刑例不能旗民两适的缺陷。

   《大清律例·户律》不准立异姓为子的立法原意是通过严禁旗人立民人之子及户下家奴子孙为嗣,以保证旗人财产、支领银粮不外流。然而《户部则例》在八旗立嗣条下,不但放宽立嗣条件,而且明言:“如实无昭穆相当之人,准继异姓亲属,取具该参佐领及族长族人生父,列名画押,印甘各结送部,准其过继。”(注:《钦定户部则例》卷一,《户口》。)兵部例文也与此相符。由于此例文符合乾隆四十年上谕“立嗣亦不致以成例沮格”、“从权以合经”的立法精神,即允许立旗人异姓亲属之子为嗣,因此该例文一直保留下来。这与刑律例文显然冲突。因此,薛允升指出:“刑部改,而别部例文未改,有犯,碍难援引。”(注:《读例存疑》户律,177页。)但在实际中八旗人口稀少,异姓之间多为亲戚关系,因此,异姓承嗣并不少见,在这方面《户部则例》的效力高于《大清律例·户律》。

   此外,律例中八旗无子立嗣例文:“寻常夭亡未婚之人,不得概为立后,若独子夭亡……准为未婚之子立继。”但对“夭亡”无年龄限定,《户部则例》则载明:“子虽未婚娶,业已成立当差,年逾二十岁身故者,亦准予立继。”“凡未婚而年在二十岁以下夭亡者无后,在父自当先从故子同辈中按照服制次序为其父立继,如阖族中实无故子同辈可继之人,亦只得为未婚夭亡之子立继,不得重复议继,致滋讼端。”可见,既有年龄规定,又有法律上堵塞争讼漏洞。

   从整体看,由于《户部则例》按清代最明显而又最重要的民事主体之不同,将八旗与民人继嗣分为两门,明示区别,因此比《大清律例·民律》之混于一处更为完善。例如《清厘旗档》条对民人之子自幼随母改嫁与另户旗人者,成丁后取结报部,令其为民,实际上明确了民人之子的身份并不因其母改嫁的关系而改变。与此同时,凡旗下家人之子随母改嫁与另户民人之子随母改嫁与族下家人,及家人抱养民人之子者,丁册内注明,均以户下造报。明确了此等人不具有民人一样的法律地位。(注:《钦定户部则例》卷一。)

   (二)出旗为民及旗人出外谋生的法律认定与调整

   由于咸丰后出旗为民的大量涌现,以及旗人出外谋生禁条的废止,促使户部及时制定了相关民事责任管辖的法律条文。《户部则例》“旗人告假出外”条规定:“旗人有愿出外营生者,准将愿往省分呈明,该参佐领出具图结报明,该都统给予执照,填写三代年貌家口,盖用印信注明册档,随时分咨户、兵二部,准其出外营生,或一人前往,或携眷前往,均听其便。”“有愿在外落业者,即在该管州县将愿领执照呈请详缴,由该省督抚分咨部旗,编为该地方旗籍……有愿入民籍者即编入民籍。所有户婚田土词讼案件统归地方官管理。”(注:《钦定户部则例》卷二,《户口》。)“各省驻防兵丁及由驻防升用官员及由京补放官员,情愿在外置业者,也悉从其便。”(注:《钦定户部则例》卷二,《户口》“驻防官兵置产”。)对“旗民杂处村庄”则规定:旗人有犯,许民人举首,民人有犯许旗人举首。地方官会同理事同知办理。这些规定,对旗民畛域的破除,旗民法律地位的趋于平等,尤其是对改变旗人倚食官府,出外谋求生计,有积极意义,并且补充了户律“人户以籍为定”例文所不备。

   此外,《则例》卷三户口门“民人奴仆”“人户籍贯”“豁除贱籍”等例条,对民事主体关系的调整,均详于户律。

   (三)调整旗民之间产权、典权关系的规定

   清代前期,出于维护满族贵族及旗人的优越地位,法律严禁民交产。《户律》“典买田宅”例文,是针对八旗而言,此例据雍正十三年上谕,遵旨纂定,惩处甚严。但《户部则例》“违禁置买”条有小注曰:“驻防兵丁不在此例”(注:《钦定户部则例》卷十,《田赋门》。),即驻防八旗不受此条法律限制。薛允升曾经指出修订《大清律例》时“未经添入(此小注),系属遗漏”。(注:薛允升:《读例存疑》卷十《户律》二《田宅》。)

   嘉庆十三年《户律》“典买田宅”例文,仍然严禁民人典买旗产。但咸丰时修订《户部则例》,对“旗民交产”条作出详尽规定。如民人承买旗地,准赴本州县首报地亩段数,呈验契据,该管官验明后发给旗产契尾,令其执业。(注:《钦定户部则例》卷十,《田赋四》。)不但京旗屯田、老圈、自置,俱准旗、民互相卖买,而且“照例税契升科”,“均准投契执业”,(注:《钦定户部则例》卷十,《田赋四》。)使得旗民交产合法化。不仅如此,还对旗人违法买卖作出惩罚规定,“如旗人将祖遗及自置田房典卖与人,不将原契跟随,或捏造民契过税出卖后,本人物故,其子孙恃无质证持原契控告者,审实,照契价计赃,以讹诈论,有禄人加一等治罪。”(注:《钦定户部则例》《重复典卖》。)

   对民人契典旗地,《则例》确定了回赎期限(20年),如果超过立契期限,“即许呈契升科(小注:无论有无回赎字样),不准回赎”。如果在限内,仍准回赎。对限内无力回赎欲改为绝卖者,“许立绝卖契据,公估找贴一次”,如果买主不愿找贴,“应听别售,归还典价”。“如或不遵定限,各有勒掯找赎情事,均照不应重律治罪。”(注:《钦定户部则例》,卷十《田赋四》,“旗民交产”。)既保护了双方的利益,又限制了不法行为。可见这方面的民事立法已颇为完善。

   《户部则例》在“置产投契”条中详尽规定了旗人间典买田地及旗人典买民人田地的法律关系。在“撤佃条款”中还就民佃官赎旗地、民佃易主旗地、民佃入官旗地等各种不同主体下的权利义务关系,对撤佃条件,履行义务等做了详尽规定。(注:《钦定户部则例》,卷十《田赋四》。)是旗民间契约制度发展的重要体现。

   与《户部则例》相比,《大清律例》的相关部分仍胶执清前期的规定,光绪十五年甚至一度恢复原有的禁止旗民交产的例文。为此,薛允升指出:“即此一事,而数十年间屡经改易,盖一则为多收税银起见,一则为关系八旗生计起见也。”(注:薛允升论此最详,参见《读例存疑》卷十三等。)由于《大清律例》《户律》中的相关例文已成具文,表示出了严重滞后。

   另据乾隆十六年刑部议定的“典卖田宅”例,对不税契过割的惩罚规定:“凡州县官征收田房税契,照征收钱粮例,别设一柜,令业户亲自赍齐契投税,该州县即粘司印契尾,给发收执。若业户混交匪人代投,致被假印诓骗者,即照不应重律杖八十,责令换契重税。”此条例中并无代投治罪之条,而这又恰恰是民间流行的弊端。为此《户部则例》“征收事例”规定如下:“州县征收钱粮……于花户完纳时眼同登记,填发串票……如有借手户书,致有完多注少等弊,该督抚题参”;“州县经征正杂钱粮,听纳户自封投柜”,(注:《钦定户部则例》卷九,《田赋三》。)但是由于大户包揽小户,通过户书上下其手,代为完纳,引发大户与小户词讼纷纷。例如河南巡抚田文镜到任不久,便发现“豫省各州县征收钱粮,竟有不令小民自封投柜,纵容劣衿银匠柜书串通包揽,代为完纳,空填流水,出给串票,直至拆封之日方行入柜。”为杜绝此项弊端,保护小民合法利益,田文镜征引户部上述定例及处分例,移文全省司道府州官吏转饬所属,“嗣后钱粮俱各遵照定例,令小民自封投柜,眼同柜书登填流水,即给串票。将银听粮户自行穿线入柜,不许交给衿监、银匠、柜书、原差代纳。而该司道府州不时稽查,如有前项包揽棍徒,立即严拿详报,以凭照例分别褫革枷责……”(注:田文镜:《抚豫宣化录》卷三下,“饬令小民自封投柜”。),从而雄辩地说明了在司法实践中《户部则例》的效力和价值。

   (四)对于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婚姻、财产、交换等关系规定

   汉族与少数民族间的民事法律,《大清律例》几乎付诸阙如,而《户部则例》“番界苗疆禁例”等例目填补了这方面的法律空白。

   譬如,清朝一般禁止汉、苗交易田产,但《户部则例》规定:“贵州省汉苗呈控典卖田土事件,该地方官查其卖业年分远近、是否盘剥,折责,秉公定断”,“清查以后,凡系黔省汉民,无论居黔年分久暂,相距苗寨远近,及从前曾否置有苗产,此次曾否领颁门牌,一概不准再有买当苗产之事。”实际上通过承认清查以前的汉民置苗产,默认了汉苗间交易田产。

   《则例》还规定对于客民迁移回籍所遗产业,苗民无力收买,准售与有业汉民;其所当苗产,许苗民呈明取赎。如是客民垦荒成熟,酌断工本。表现出了法律既保护苗民田产,也照顾了客民的权益。

   除一般禁止汉民置买苗产外,对汉民典种苗土,汉民前往苗地贸易、放债等均不在禁止之列,而且在法律上予以保护。尤其是法律承认汉苗间的租佃关系,规定:客民招佃,原系苗民者仍照旧承佃,不得另招流民,也不准额外加收,均照原契数目;如系未耕土地,先由苗佃开垦,所出租谷照苗寨旧规酌分;对苗民承佃客田,掯不纳租,准客民控官究追。兴义、普安一带客民,“有置当苗民全庄田土者”,所招佃户也多系汉人,因此特别规定:如有退佃,先从原庄苗人承佃,如苗人不愿佃种,仍许汉人佃种。

   在苗寨贸易开店之客民,将钱米货物借给苗民,止许取利三分,严禁全利盘剥,更不许将苗民田土子女折为钱物,违者严惩。

   此外,《户部则例》对广西省苗民交易、典佃等事项,也作出法律规定。(注:以上均见《钦定户部则例》卷四,《户口》,“番界苗疆禁例”。)

   《户部则例》的上述规定对处理汉族与西南少数民族间的田土财产关系,提供了法律依据。对解决民族纠纷、增强民族团结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五)为旗民田房争讼提供了法律依据

   清代就完全民事主体而言,主要包括旗、民两大主体。从严格意义上说,二者的法律地位有所不同,同罪异罚较为普遍。《大清律例》中明显反映。但由于律例没有对民事行为主体加以严格区分,因此执行上带来相当不便。《则例》在这方面显示出立法技术的完善。《户部则例》“通例门”中“现审田房词讼”,共有24条例文,内容极为丰富,涉及旗民争控户田案件、旗民互控案件、部审旗民互控事件、旗人之间的田地案件等方面,而且对于管辖与受理衙门、诉讼程序、审判权限、审结时限、“抱告代审”,以及监督等均作出详细规定。凡“应批断者即行批断,应送部者必查取确供确据,叙明两造可疑情节,具结送部”。如两造隐情不吐,“必须刑讯者,会同刑部严审”。这种限制规定是有别于刑事诉讼的。如须实地勘察应将当事人“押发州县,令会同理事同知查丈审结”。而且规定八旗现审处办理旗民交涉案件自人、文到部之日起,限30日完结。

   总之,“现审田房词讼”是旗民财产关系不断发展的产物,堪称清代的民事诉讼法。

   综括上述,清朝民事法律继承了中国悠久的民事法律的传统,尤其是清中叶以来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关系的变革,推动了《大清律例》中“户律”的出现。但由于《大清律例》的相对稳定性特征,以及它毕竟属于以禁与罚为核心的刑法典,因此无论从民事关系的调整范围,还是民事法律规范的内容都不如《户部规则》那样广泛和具体,可以说,《户部则例》是清代民事法律比较集中的制定法,大体代表了清代民事立法的成就和水平。由于《户部则例》中一些重要的例,经过一定程序编入《大清律例》,因此某些民事案件依照《大清律例》审结与依照《户部则例》审结具有一致性。另据《户部则例·现审田房词讼》,有些民事案件或予民事制裁,或予行政责处,或予刑事制裁都分别作出了具体规定。可见《户部则例》不仅针对民事法律关系的发展及时修订,以补充《大清律例·户律》的不足,而且在司法实践中起到了法律根据的作用,尤其是嘉道以后律例与则例出现明显矛盾,以致在实践中依则例而不依律例,这是因为则例具有现实性、时效性,而非作为成法的律例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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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比较法研究》2001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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