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培民:中国历史分期新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76 次 更新时间:2015-07-08 18:3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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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培民  
特别补充以下几点:

   (一)时代划分命名与社会定性并非一事。历史阶段的名称与其社会定性并不完全一致。例如同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时期,前一段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后一段社会主义性质的。过去五种形态命名带有“定性”的特点,使用高度抽象的概念,有较强的理论色彩。分期命名应该只是用一定的“名称”将历史阶段切分开来,采用具有各个时期“标志性现象”或“常用习语”,仅引导研究者入门,并不妨碍学者们对各段历史进行各自不同的解读或定性,不希望名称能准确概括历史的本质或从名称中解读出全部的历史事实。因此要尽量一词专用,不要对某段历史的“名称”赋予太多含义,否则就会造成词义泛化。例如,封建本义只是一种政治现象,但我们常说封建专制、封建经济、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封建迷信等,造成“封建”词义“泛化”,语义模糊。简言之,要注意社会形态生产方式、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各要素的非同步性,分期只能采取统一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要素一个标准命名,再兼及分析其他历史要素。

   (二)要兼顾名称阶段性和时代完整性。时代划分是为了学者更好地把握不同历史阶段的特征,了解人类社会演进的规律。时代划分不仅要将各段不同的明显特征体现出来,还要注意阶段名称的“差异性”和阶段长短的“适度性”。如有学者提出氏族时代的划分,但氏族跨旧石器、新石器两个社会性质完全不同的阶段,效果不好;有的学者如陶希圣、周谷城、晁福林都曾提出中国自上古至近代之间都是封建社会,如晁福林提出夏商是氏族封建社会,西周是宗法封建社会,东周以后是地主封建社会。这样的分期法显然不能突出历史阶段的差异性,“封建”因滥用而丧失特点。另一方面,因所谓“社会性质”不同,将不同朝代肢解的办法也不妥当。如春秋战国之际社会性质确实发生变化,但将春秋、战国分别划归两个性质根本不同的历史阶段是不合理的;“唐宋变革论”者认为中国社会性质从唐代中期发生变化,这一点并无不妥,但将唐朝前后分隶不同的社会分期是不合理的。中国近代史通常以1840年为界,割裂清朝历史也是不好的。田昌五有过批评:“鸦片战争尽管是一件大事,但以此作为历史断限的根据,则未必可取。别的不说,此事乃发生于道光二十一年,而道光共三十一年。这样岂不是道光二十年前后的社会断为两截吗?”[19] 当然这里讨论的不是就某一个别现象历史演变的阶段划分问题,而是对历史总体特征的阶段划分,这就要经将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综合考虑,求大同存小异。

   (三)政治特征应当成为时代划分的标准。1、以政治特征划分历史阶段直观易于理解,符合由表及里、由易及难的认识规律,在分期问题上不会造成大的认识分歧。时代划分是个由表及里认识历史的过程,分期应以“表层”比较明显的特征作为分期标准,而不应以“本质”作为标准,表层特征不需要专门的学问,容易取得共识,“本质”则需要专业研究才能发现,而且见仁见智,众说纷纭,难以取得统一。强行统一思想,则束缚人的思维,妨碍历史研究。2、以政治作为时代划分更符合中国史学传统。中国传统史学是以政治为中心的,历史上时代的划分大都是以政治作为标准。如商鞅提出“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20],韩非子提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力气”[21],此后中国出现封建之世、郡县之世的划分。近代以来,吕思勉又提出部落时代、封建时代、郡县时代的史学观点,以上都是从政治角度提出的,五形态说是从苏联传播来的,也可以说是苏联模式的历史分期,它的概念套在中国历史并不贴切,不能体现历史的“中国特色”。3、以政治特征划分历史阶段有利于揭示历史上政治体制上的优缺特点,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借鉴。1978年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逐渐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政治体制仍然停留在计划经济的以管理、审批为特征的模式里,权力高度集中,官员腐败高发,妨碍民主自由和公平正义的实现。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是中外学者对中国秦汉以来古代政治制度的共识,中国近现代政治体制无不受其影响,以政治特征划分历史阶段有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现代政治体制的沿革关系,理清继承和改革方向。4、有利于打破片面强调经济决定作用和国家阶级性的传统,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适度分离,更加全面地研究历史。中国史学传统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实践中存在片面性,有时变成了唯生产方式论或生产方式决定论,认为一切社会现象都存在都由生产方式决定,都有阶级性。事实上政治、思想文化往往有复杂的传统,很多方面并没有生产方式的特点或阶级属性。

   三、五个时代的划分

   中国历史可分为游群、部落、封建、郡县、共和五个时代。后三个时代都已经进入国家阶段,因而也是三种国家形态。

   (一)游群时代(前200万——前1万年)。游群一词是西方人类学、考古学所用“band”的意译。游群时代大致相当于旧石器时代,人类以游群为基本谋生单位,四处游动,以采集渔猎为谋生方式。游群时代的社会组织通常只有两级,游群和游群聚合体。游群是一种分散社会,一般由十几个家庭或几十人组成,没有固定的组织权威。游群聚合体是几个关系较近的游群组成,聚合体只是一个集合,并不是政治组织。游群时代已经出现宗教和巫术。

   (二)部落时代(前1万——前3000年)。部落是原始农业、游牧民族的社会组织的泛称。部落时代在世界广泛的存在开始于新石器时代,人类定居后农业先后经历火耕、锄耕阶段的发展,形成以家族、氏族、部落为单元的社会,出现了固定的部落首领和社会分工,图腾崇拜是部落时代的文化特征。部落时代,部落之间关系尚不稳定,部落内部酋长与成员、母族与支族,本土族与移入族之间的关系是最基本的政治关系,酋长与成员的关系是社会的基本关系,是封建时代贵族与平民关系的雏形。

   (三)封建时代(前3000——前221年)。开始于传说中的黄帝,相当于考古上的龙山时代。由于部落征服和社会分工,逐渐形成封建等级,出现贵族和平民,形成早期国家。小国寡民的松散联合是封建时代的政治特征。村社公有私耕农业、自然经济、代耕制是封建时代的经济特征。等级化的神灵崇拜和家族宗法观念是封建时代的主要意识形态特征。封建时代,部落邦国之间的关系是基本的政治关系,在部落邦国内部,贵族与平民的关系是社会的基本关系,奴隶与奴隶主的关系是次要关系。

   (四)郡县时代(前221——1912)。开始于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以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官僚政治、德主刑辅为特征的新型国家,国家个体农业、实物税、货币税和商品经济是郡县国家的经济特征。政教合一、提倡儒家纲常礼教和吸收、压制其他宗教、学术思想是郡县时代的主要意识形态特征。一般情况下,郡县时代,官僚与农民的关系是社会的主要关系,地主(也是农民)与佃雇农的关系是社会的次要关系。

   (五)共和时代(前1912——现在)。开始于中华民国建立,自由平等、民主自治、宪政法治是共和时代的政治特征,工商业是共和社会的经济基础。政教分离、崇尚科学、信仰自由是共和时代的意识形态特征。一般情况下,共和时代官员与平民的关系是社会的主要关系,劳动者与企业管理者的关系是社会的次要关系。社会主义共和国是共和时代的一种国家类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特点是五个“一主多元”:共产党执政,多党参政。工人阶级领导,多阶级参政。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存。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导,多元思想共存。

   五个时代有四个人物及事件作为分期标志:有巢氏君主革命,黄帝封建式统一[22],秦始皇郡县式统一,孙中山民主革命。简称“两传说,两信史;两革命,两统一”。五个时代的划分是在继承前人史学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其核心部分是古代已经出现,中国自汉代以来就已经逐渐形成了封建、郡县时代的划分,清代官篡《续通典》明确地说:“封建起于黄唐,郡县创自秦汉”。清末黄遵宪预言了中国历史封建、郡县、共和的三部曲。1898年黄遵宪曾在演讲中倡言“自周以前,国不一国,要之可名为封建之世。”“其传国极私,而政体乃极公也。”“自秦以后,国不一国,要之可名为郡县之世”,“其设官甚公,而政体则甚私也”。黄遵宪希望士绅要“自治其乡”,“分官权于民”,“得封建世家之利,而去郡县专政之弊,由一府一县,推之一省,由一省推之天下,可以追共和之郅治,臻大同之盛轨”[23]。近代以来,吕思勉又提出部落时代、封建时代、郡县时代的史学观点。他首先将中国封建时代划出一部族或部落时代,他说:

   中国之历史,犹是分立之时长,统一之时短也。分立之世,谓之封建,统一之时,号称郡县,为治史者习用之名。然以封建二字,该括郡县以前之世,于义实有未安。何则?封者裂土之谓,建者树立之义,必能替彼旧酋,改树我之同姓、外戚、功臣、故旧,然后封建二字,可谓名称其实,否即难免名实不符之诮矣。故封建之前,实当更立一部族之世之名,然后于义为允也。[24]

   他又说:“我以为国家之成,实经三个时代:(一)部落时代;(二)封建时代;(三)郡县时代。”[25]

   美国学者塞维斯1962年在《原始社会组织的演进》一书中,明确提出了游群——部落——酋邦——国家四阶段的人类社会演进序列。中国学者往往赞扬最多的是他的酋邦理论,但是根据一些学者的看法,酋邦只不过是部落的一种类型。我们认为,他的游群理论可以弥补吕思勉历史阶段划分的不足,因为以采猎为生的游群比以农牧为生的部落相比,尽管二者的组织形式还在交叉混合的现象,但总得来讲,游群组织层级较少,组织关系松散。

   中国历史上明确提出“共和时代”的是陈独秀,他说:“封建时代、君主专制时代,人民惟统治者之命是从,无互相连络之机缘,团体思想,因以薄弱”[26],又称孔子之经“即在数千年前宗法时代、封建时代,亦只行于公卿大夫士之人伦日用,而不行之于庶人,更何能行于数千年后之今日共和时代、国家时代乎?”[27]1920年,陈独秀又说:“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会主义,这是社会进化一定的轨道,中国也难以独异的。”[28]陈独秀并非专门治史者,他的时代划分有模糊性,他时而将君主专制时代与封建时代并列,时而视为封建时代之一段,又将共和与社会主义理解为两个时代,都反映了他认识的局限性,但他将“共和时代”视为一个独立的历史阶段是值得关注的,现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称为“共和国”,绝大多数国家都实行主权在民的共和制度,中国也不例外,如果说“社会主义社会”是对中国生产方式特征的概括,那么“共和时代”就是对中国政治特征的概括。社会主义共和国是我国的总体特征,我们不但要讲社会主义,还要讲共和。

   总而言之,游群、部落、封建、郡县、共和时代的划分是地综合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五个时代和五种形态的概括的角度不同,前者强调社会组织特征,后者强调生产方式特征。五种形态理论的描述目标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与改革开放追求的中国特色社会目标是矛盾的,中国的改革突破五种形态模式下对“公有制计划经济”即社会主义,私有、市场经济即资本主义的理论概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要求放弃使用五种形态理论模式,否则只能引起更多认识上的混乱。我们需要一套新的概念和理论来重新阐释中国历史,我们提出五个时代的划分是希望中国历史的研究告别生产方式和阶级斗争为中心的苏联模式社会形态理论的一种尝试,我们希望学术界能够在一个开放包容的框架体系内开展历史研究。当然它能否适应对中国历史或人类历史的解释还有待检验,我们的观点正确与否也衷心希望得到学术界的批评指正。

   注释:

   [1] 黄现璠:《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

[2] 张广志:《略论奴隶制的历史地位》,《青海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1期,《论奴隶制的历史地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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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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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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