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建国:“中国模式”的政体之维——一党治理的三个阶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03 次 更新时间:2005-11-21 21:2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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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建国  

  但有违宪政平衡的原则,人大的监督权应该集中到对人大所通过的法律的实施、人大所任命的官员的工作进行评估和监督,并与罢免权结合起来,对行政和司法部门起到有效的制衡作用,正如约翰?密尔所说,“议会可以监察、审议、批评、谴责或否决,但不能亲自参与管理”26;(4)合法象征权应该淡化,民意表达权应该强化,在一党制条件下,人大一直作为执政党的合法性工具而存在,它标志着政权建立在人民主权的基础上,但人大实质性权力的长期虚化导致这种合法性效果的日渐下降,人民日渐反感,因此,需要增强人大的民意表达功能,让老百姓的意见和怨情可以通过这个管道有效进入政治过程。

  再次,需要进行具体的代议制创新,让人大成为具有竞争性的机构。这是一件很困难、有风险、却必须要做的事情。学界、政界在这方面有很多的想法,众多想法中,重要的是要让人大代表成为让人羡慕的工作,人们愿意去竞争这份工作。做到这一点,如下几个方面是值得考虑的。第一,代表的专职化、工薪化不可避免,否则能干的人就没有积极性去做这种事情27。当然,这会增加一大笔开支(如果县级以上人大代表拿公务员工资的话,全国会增加约100亿的财政支出),但如果这笔开支能够减少政府的腐败,增加政治的开明,那就是非常划得来的投入。而且,可以通过一些措施来控制人大经费的增加,如缩小代表人数至合适的规模,将政府其它部门如审计和监察部门划归人大管理等。第二,有步骤地增加各级人大代表选举的竞争性。可以先在县一级进行试点,因为根据现行宪法,县级人大是最高一级由直选产生的代议机构。笔者曾撰文指出,不妨借鉴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实行的“三三制”,当时的抗日民主政权中,共产党员(代表工人阶级和农民)、进步分子(代表小资产阶级)和中间势力(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各占三分之一。现在可以考虑的方案是实行“三名选区制”,就是将一个县划分若干选区,每个选区有三个代表名额,一名从执政党推荐的候选人中产生,一名从民间推荐的候选人中产生,一名从联合候选人中产生,也就是所有候选人中得票最多者(前两名当选者除外)当选。县级以上人大代表在没有实现直选之前,也可以按照这个原则进行适当的制度设计。第三,改变安排流程,有学者建议,要改变行政领导退任后去人大任职的流程,相反,行政领导在任职前要有人大任职的经历,官员先要在人大里学会如何代表人民,然后再去行政部门担负领导职务。第四,改进人大议事规则,保证普通代表的发言权与提案权,允许代表之间有充分的沟通与合作,并引入有效的辩论制度28。第五,加强专门委员会的工作,让每个代表都加入适当的专门委员会,以利于他们在闭会期间连续性地开展工作。如此改造后的人大,既产生了有效的竞争性和制衡性,又没有改变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反而有利于执政党与民间力量的合作,克服走向松散式寡头政治的危险。更重要的是,人大可以成为精英和平民互动的一个平台、成为他们共同练习民主生活的一所学校。

  

  (三)依法治国与司法制度

  亚里士多德说过,混合政体必须是法治政体,因为将不同部分的公民混合在一起,必然会有利益和意见上的冲突,城邦的公共利益是在对这些利益和意见进行平衡的过程中实现的,纯粹君主和贵族政体下的这种平衡也许可以靠君主和贵族的德性实现,但在混合政体中,这种德性是靠不住的,只有通过法律来实现。

  公正和独立的司法体系对于一党混合政体有特殊的意义。一党混合政体下的民怨比较容易积累,而司法独立使大量的民怨可以在公正的诉讼活动中得以化解,这样就减少了针对执政党的愤怒。其实,在一党混合政体条件下,司法独立是不难做到的,只要有独立的财政支持和人员录用机制就可以做到这一点。然而,司法独立本身不能根治司法腐败,而且如果司法部门的权力加大,失去有效的监控,还有可能加剧腐败。这除了建立严格的法官录用机制和形成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外,加强人大对法官的监督与罢免职能是更为重要的。随着公开审判制度的推行和完善,法官的徇私舞弊容易察觉,容易曝光,比较便于人大代表进行监督。人大专门委员会中可以设立监督委员会,其中设有针对司法腐败的监督小组。在一党混合政体的初期,党在对司法部门的监督中仍然扮演着主要角色,但这种角色应该有步骤地转移到人大。

  公正和独立的司法体系是精英与平民之间的平衡器,一方面,它可以在法律正义下,对平民的利益和权利实施保护,另一方面,司法判决不是社会多数人意志的表达,而是少数专29门人士对法律的理解和对案情的判断,因此,它也可以防止平民的偏激意见对精英带来不合理的伤害。但在现实司法过程中,要把握这种平衡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已经有不少的案例反映了棘手的精英意见与平民意见的冲突30。不过,在这种冲突发生与解决的过程中,司法体系会逐步找到自己的独立性。

  与司法体系有关的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违宪审查问题。现行宪法中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宪法解释权,因此,在现有的正式架构下,司法部门不可能象美国最高法院那样拥有违宪审查的权力,尽管这项权力对于加强司法部门的地位有重要的意义。但由于“违宪审查”与“宪法解释”之间有含义上的区别。所以中国司法部门还是能够抢占部门违宪审查权的部分空间。这种抢占被称为“司法抢滩”,现实中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案例。事情是这样的:1990年山东某市中学生齐玉苓考上中专,但齐的同学陈某在其所在中学和她父亲的共谋下攫取了招生学校给齐的录取通知书,并冒齐之名上学和工作直到1999年。这一年 ,事情真相大白,于是齐以陈某和她父亲以及原所在学校等为被告起诉到山东朿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并上诉到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该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进行了请示,最高人民法院首次援用宪法对此案作出了批复:“经研究,我们认为,根据本案事实,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受的受教育的基 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这个案子激起了人们关于违宪审查的一些想象,但法学界还是非常谨慎地以“宪法司法适用”概念来加以解释,以避免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解释权相冲突31。但这种“司法抢滩”至少显示了中国司法部门有加强自主性政体地位的冲动。

  对“三位一体”的这些讨论一方面描述了当代中国政体的一些实际变化,另一方面也讲述了关于未来变化一些理论思考,这些变化和思考均指向一党混合制的某些特征。一党混合制的基本架构是一党保持领导权的情况下,存在一些相对自主的政治权力,共同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将一个人治理、少数人治理和多数人治理的的优点结合起来,以便实现现代化发展和中华民族复兴的政体目标。在讨论这些相对自主性的政治权力时,只讨论了正式的机构性权力,对社团、阶层和族群的权力没有展开讨论,尽管它们对于混合政体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内容。

  

  结语

  

  在刚刚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中国政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政体理论对这种变化或视而不见,或无法解释。本文从新的政体观念和新的混合政体理论出发,审视了这种变化,发现其意义是比较深远的。从这一变化过程中,我们可以体味到罗马共和国从草创走向强盛的历史过程,它同时也是一个从君主政体到贵族政体,再到混合政体的发展过程,每种政体都运用了它的优势,完成了它应该完成的历史任务。每一阶段的政体都有各自的使命,如果本阶段的使命没有完成,就会给后一阶段的政体留下负担,给民族事业的后续发展增添障碍。混合政体是一种现实的适宜政体,但它的和平出现和良好运作需要一定的历史和现实条件。在不同的条件下,同样的混合政体会带来具有天壤之别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果。一党混合制是一种非平衡的混合政体,它存在的合理性就是要为更加平衡的混合政体创造条件,提供机会。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我们需要理论自觉和操作智慧的更好统一。

  

  注释:

  1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1975年。

  2 毛泽东:《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04页。

  3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04页。

  4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302-303页。

  5 徐双敏:《二十世纪“左倾”错误及其根源》,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25页。

  6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刘遵棋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367页。

  7 地方人民代表会议只是个咨询性机关,不具有权力机关的性质,毛泽东等领导人把它当作党联系群众的一种组织形式,参见刘政:《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特点及其历史发展》,学术报告,2003年。

  8 朱蓬蓬:《中国的拨乱反正和正本清源》,《中国视点》,2003年11月21日。网址:http://cnview.51.net/read.php?docid=533

  9 所谓"两个估计",就是1971年由"四人帮"修改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里讲的两个基本结论:即"文革"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见李岚清:《邓小平同志与中国教育二十年》,载于《回忆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1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8页。

  11 储建国:《市场经济、市民社会与民主政治》,《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8-329页。

  13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4页。

  14 这种观点以萧功秦为主要代表,参见《萧功秦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

  15王怀超:《中国政治体制改革24年》,《中国经济时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 2003年4月22日。

  16 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孟繁华:《众神狂欢》,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

  17李景鹏:《论中国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和中国的政治发展》,《天津社会科学》第3期,1993年;朱光磊:《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待征与性质》,《新华文摘》,1998年第5期。

  18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9页。

  19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简称十六大报告),2002年,单行本。

  20 对发展与权威关系的理解,道格拉斯?拉米斯在《激进民主》中的讨论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参见道格拉斯?拉米斯:《激进民主》,刘元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0-75页。

  21 学界、政界流行的“党内民主”概念并非本文所说明的党内的“民主政体”,实际上是一种党内的“混合政体”,其基本含义是要在党内引入民主因素,以混合原有的威权因素,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民主集中制”。

  22 胡伟:《党内民主与政治发展:开发中国民主化的体制内资源》,《复旦学报》,1999(1),第1-11页。

  23 金太军:《 新世纪政治体制改革若干重大问题》,《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3),第83-92页。

  24《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73页。

  2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三条、第四条、第五十七条、第九十六条。

  26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代议制政府》,汪暄译,商务印书馆, 1982年,第89页。

  27 何鹏程:《专职代表制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人大研究》,2001(1),第475页。

  28 吴建侬:《论人民代表大会公开制度》,《社会科学研究》2001(3),第6-20页。

  29

  30 譬如说,最近由最高人民法院提审的刘涌案就是典型的一例。刘涌一审被判死刑,二审被判死缓,据说法律精英人士对这种改判发挥了重大的影响,但这种改判引起了平民的愤怒,面对这种民愤,最高人民法院以提审的方式再次判刘涌死刑,立即执行。

  31 关于这个案子的法学讨论,参见童之伟:《“宪法司法化”引出的是是非非——— 宪法司法适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国宪政网》,2003年1月24日, http://www.calaw.cn/include/shownews.asp?newsid=3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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