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舟: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政治稳定与国际关系

——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另一种透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2 次 更新时间:2015-06-19 13:4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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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逸舟 (进入专栏)  
“对受冲击的国家来说是不道德和不公平的”。问题在于,国际规则和国际组织尽管从作用范围上是全球性的,但它们的设立和推行往往是主要西方强国意志的反映,更多代表了发达地区的要求和水平,所以,虽然国际组织的许多方案是有道理的,从经济专家的角度看是正确的、符合市场竞争需要的,但对于不得不接受它们的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而言,它们的援助计划和改革方案仍然像“一剂苦药”。

   第二,经济的国际化、一体化与各民族坚持本土化及民族自主性之间,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碰撞和摩擦;表现在亚洲此次危机过程中,便是较为激进的民族主义和反美情绪的滋长或加强。这是国际关系在全球化时期面临的又一变量,它给发展中国家的决策层带来严峻的课题,也使当代的国际政治更加复杂多变。

   从印尼、泰国和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近期的情况分析,由于国际货币基金以及美国等西方国家所要求的严厉的改革方案,不仅涉及金融业本身的重组,而且要对原有的经济结构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在此背后,更还隐藏着援助主体对受援助国的政治体制、政府运作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的某些批判性态度,所以,像一些国际观察家注意到的那样,且不说摆脱危机的过程中发生什么失误,就是在正常履行IMF 建议的条件下,也有可能激发潜藏在亚洲一些国家中的根深蒂固的“激进民族主义”。问题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在这些国家本身,确实存在制度性结构性的缺陷,比如,在宏观经济政策失误的后面,证明了金融管理方面的混乱、不透明的政府—商业—银行之间的联系、腐败的“金权政治”、产业结构的低层次等问题,因此国际上援助的附加条件多半与对这些问题的消除有关;但另一方面,结构性制度性的问题既然如此严重,“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消除它们也不可能完全按照欧美人的眼光和时间表进行,比如,就泰印韩等国而言,若在目前已经萧条的基础上再大大抽紧银根,势必加速衰退和失业过程。因此,人们不难见到,几乎所有受援国政府都提出了希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适当放宽贷款条件、放宽改革期限等条件。而西方某些舆论的傲慢和幸灾乐祸,某些政治家的出言不逊(如美国国会议员经常表演的那样),则加剧了两方面的紧张摩擦。这是深刻理解全球化时代的进步性与局限性的最困难之处。笔者曾经指出:“霸道”与“王道”的杂合,是当今世界由西方主导的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的重要特征(注: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332~33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亚洲金融危机的目前阶段同样未能逃避这一逻辑。

   亚洲目前某些地方的反美情绪所以与对国际制度的抵触态度联系在一块,乃由于美国处于所有重要的国际制度、国际规则和国际组织的核心位置,也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和霸主,还是当今最“全球化”的国家。美国在当代的世界霸权,与英国在一个世纪以前的“帝国霸权”方式(建立在对其他国家的工业优势、尤其是“船坚炮利”的优势之上)不同,更有别于日本或德国在二战时期各自侵略占领的范围内的惩罚性威慑的“军阀恶霸”方式;美国有其自身的时代进步性,不只是技术、器物层面的先进性(如航空业、军火业及各种重工制造业),也不光是经济、政治层面的领先性(如大规模生产方式的不断创造、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管理方式上的革命),还包括美国人始终对“科学”力量的执著、对世界事务的“裁判式”强权(包括经常在外人看来不必要、不合理甚至不讲理的干涉),包括它所能够给予世界其他国家、向其他人提供的东西(如先进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或如货币体系和强大的军备援助),以及对所谓“不良国家”的改造或“修理”能力(如二战后对德日、目前对两伊)。从国际政治的意义上讲,其重要性在于,它把今天的国际关系锁定在美国定位的框架内。因此,无论是好是坏,在全球化的现阶段,美国起着不容置疑的主导作用。不管是没有陷入危机的国家,更不用提已经陷入危机的国家,均把本国与美国的关系牢牢锁定为最重要的国际双边关系;各国真正有眼光的战略家决策家,无不根据对美政策的考虑确定本国的外交态势——从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样明显亲美的国家,到世界大部分持中立和不结盟态度的国家,直至激烈反美的利比亚、伊朗、朝鲜和伊拉克,很少找得出例外。这一点,亦是理解现阶段国际关系复杂性的要紧之处。

   从目前亚洲处于危机中的国家看,凡是那些采取或试图采取反美政策的地方(印尼、一定程度上包括马来西亚),民众情绪的激发,或政府强硬言词的宣示,多半出于政治领导暂时的策略需要,但结果事与愿违,造成的情绪可能滋成动乱后果;而那些审时度势、谨慎回避IMF 和美国的批评锋芒、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国内结构改造上的地方(韩国和多数东南亚国家),虽然国内亦不乏反美的火种,但没有蔓延成更大的不可控的社会问题。笔者的一个结论是,现有的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则中确实存在许多问题,包括不合理不公平之处,但处于劣势的发展中国家选择的余地却很少,它们只能先加入进去,在自强的过程中图谋长远的改革;“另起炉灶”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可能还会对自身造成更大的伤害。

   第三,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各国间相互依存关系的加强,安全关系和安全观念也在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从亚洲金融危机出现以来的实际情况观察,这一地区正在出现一些耐人寻味的政治安全新动向,给区域和全球国际关系的前景增添了未知数;无论如何,人们常说的“世界经济政治化和世界政治经济化”的渗透趋势,变得更加明显。在各种政治和安全新动向中,下述事态可能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a.传统军备的角色相对弱化,而新的综合安全观受到更多推崇。世人注意到,由于汇率剧变、经济危机和政府开支紧缩,东南亚各国普遍削减了军事预算。结果是,原有的一些武器采购合同(包括军用战斗机、直升机、坦克、潜艇和军事侦察卫星等内容)被迫放弃或推迟,军事现代化进程放慢,东南亚这一仅次于中东的世界第二大军火市场急剧萎缩。与此同时,人们也认识到,庞大的军备并不能够阻止危机的发生或有助于危机的缓和,相反它可能成为经济的某种负担;印尼便是一个事例。当然,这并不说军队现代化目标不重要,或者已经被放弃,而是说,它们被放到与国力相称的位置上并且(更重要的是)越来越服从于国家的总体战略。与这一现象并行的,是综合安全观的广泛承认或被意识。在亚洲各国决策层的议事日程上,通过这次危机的教训,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综合安全概念被提到更靠前的位置。一定意义上,它应验了“坏事变好事”的古老格言。

   b.与欧美为主的国际制度(如IMF或联合国)不同, 亚洲自身范围内建立的一些区域制度对付危机的能力较弱,危机迫使完善它们的任务提上日程。其实,早在这次货币金融危机之前,东盟对于柬埔寨内战冲突新的升级迹象的无能为力,已经反映出这一问题;东盟对于印尼形势毫无办法,对于苏哈托只有私下抱怨却不敢有任何建设性作为,更证明制度化水平的低下可能造成的问题(有时它也看成是一种优点,就是说,给成员国很大自由和灵活性)。亚太经合组织此次表现亦不佳。如有的观察家分析的那样:“它的部长间聚会只在11月举行,对危机难有准备,反应相当迟钝;这一组织仅关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问题,部长们开会时脑海里多与此有关,而且,参会的主要是外长和贸易部长,他们与财政部的同事交往甚少;财政部长们单独开会,与首脑会晤没有多少联系。……亚太经合组织本身被证明缺少应对(金融货币)危机的机制。”(注:见Charles Morrison,Domestic Ajustments to Globalizat-ion,the paper for GLOBAL THINKNET PROJECT.)从我们前面提到的观点看,它也说明,亚洲国家虽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迈上新的台阶,现在又开始吸取新的教训(比如,需要建立综合安全观及其操作机制),但现阶段仍然处于一个不成熟的位置上。地区性国际关系的整合和各国之间更紧密的合作——尤其与欧洲联盟相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c.危机再度把大国位置推向前台,美日中三个亚太主要国家的关系调整和作用发挥十分重要。美国自然扮演了最重要最活跃的角色。虽然亚洲金融危机开始时美国并不积极,一段时期内甚至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援助,但随着危机的深化,尤其当威胁到亚洲地区的稳定和美国“世界警察”的形象时,“山姆大叔”才介入援助过程,并且像在世界其他热点地区一样,起着组织和协调的霸主作用。对于美国人来说,目前阶段尤其关心的是:亚洲地区会不会出现激烈的反美情绪和民族主义?印尼所发生的严重爆炸性事件将对它的邻国和整个地区产生何种后果?政府财政预算的吃紧会不会影响日本韩国对美国驻军的经费义务?中国和日本这样的亚洲的既有地位?(注:1998年3月11日下午, 美国国防部助理国防部长帮办坎贝尔(Curt Campbell), 在与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组织的中方专家学者(笔者是其中一员)举行座谈时,列举了上述担忧。)日本现在自身也面临严重的财政金融麻烦,泡沫经济的问题逐渐暴露,社会公众对政治家的不信任越来越严重,战后几十年来支撑日本经济模式的信念和做法受到国内外的广泛质疑,看来,这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改革和官僚体系改革也势在必行;问题在于,日本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和投资国之一,尤其对于东南亚地区更是如此。无论从经济利益或政治角度考虑,日本都会对东南亚和韩国的经济危机做出反应。日本在1997年提出的建立“亚洲基金”的倡议,虽然由于美国等国的不赞成而夭折,但它反映出日本人内心的有深刻含义的某些想法。估计今后一段时期,随着消除危机进程的深入,日本的内外政策会出现一些重大调整,并且给本国和周边地区带来深远的影响。中国由于各种原因避免了此次亚洲金融危机的直接打击,但中国经济仍然受到相当程度的冲击;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海外华侨的投资占了外资的绝大部分;目前印尼等国的社会骚乱已构成了当地华人的直接威胁……这样一些原因使中国不能不极其关注亚洲危机的进程及其克服,不能不采取各种措施(包括一些内外政策的调整),预防它对中国的危害。可以认为,中国在此次亚洲危机过程中既面临严峻的挑战,也有新的更大的发展和壮大自身的机遇。美国、日本和中国从1997年下半年起开始的高层密切互访和磋商关系,显然含有对这些因素的综合考虑的考虑,而美日中三大国的政策和战略动向,更直接关系到亚洲金融危机的消解前景,影响整个地区乃至国际形势的变化。

  

原文来源:《学习与探索》(哈尔滨)1998年第05期 第63-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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