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文革”前十七年中国史学的片断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76 次 更新时间:2015-06-18 10: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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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 (进入专栏)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虽不限于史学范围,却对以后的史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那时起,史学的阶级性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强调。如华岗所说:“历史科学具有显著的阶级性,所以随着政治、经济制度的变动,原来为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服务的史学,已经失掉了它的基础;新的社会和新的国家需要为新社会服务的历史科学。”
  对史学而言,在新时代和新社会里应当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是毛泽东在《人民日报》社论中提出的关键问题。《武训历史调查记》从方法上将其落实,确实具有示范性质。华岗和郭沫若都是1949年以前就运用过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历史的人,两人经历不同,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也不一样,却不约而同地从方法论层面认识《武训历史调查记》的作用,体现出非常敏锐的学术悟性。但在当时,能注意到并分享其方法层面之领悟的学人似乎不多。
  山东大学或许是个例外,《文史哲》创刊号上发表了历史系杨向奎的《学习〈实践论〉——一个史学工作者的体会》和童书业的《论“对偶婚”》。在该刊第1卷第4期(1951年11月)上,童先生又发表《论“亚细亚生产方法”》。这大概是1949年后第一篇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文章,引起了史学界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大讨论。童、杨二先生此前似乎都少有接触马列主义理论的经验,那时能很快写出这类文章,与华岗的引导应有直接的关系。据说华岗当时对《文史哲》每期稿件都要亲自审定,还帮助老教授和青年教师修改文章。
  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开展后,《文史哲》当年3月号上刊出了童书业的《“古史辨派”的阶级本质》和杨向奎的《“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批判》,两文皆批判作者的学术领路人顾颉刚,后来的事态发展却逐渐指向顾的老师胡适。不仅史学,李希凡和蓝翎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最初也发表在《文史哲》之上。此文及两人的后续文章在得到毛泽东赞扬后,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终引发了对胡适思想的全面批判,并附带引起了史学界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
  与童、杨二先生相类,历史系的郑鹤声也是没有多少“进步经验”的旧人物,却能分享前述华岗的学术领悟。他在《文史哲》创刊号上发表了《天王洪秀全状貌考》,其文并无明确结论,不过肯定了萧一山1945年提出的洪秀全应有胡须的见解;但能以农民起义领袖为研究对象,选题显然是正确的。稍具诡论(paradoxical)意味的是,由于文章的题目中含有“考”字,及其以罗列材料为主的写法,“洪秀全有没有胡子”很快成为趋新学人挖苦和批评“考据”烦琐无用的习惯表述。
  在《文史哲》第1卷第2期上,郑鹤声又发表《怎样研究中国近代史》一文,明言:“我们明白马克思历史科学观的道理,就要把这个史观去研究历史事实。所以我们的首要问题,是在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结合我国近代史上的问题。”他虽然把“革命理论”视为“材料”的一种,与中外文史料并列于同一门类之下,但已知道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是“应当深切研究而加以实践的。而这种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光辉典范,就是毛泽东思想。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首先要以客观真确史实作根据,其次要有革命理论的贯穿,才不致陷于迷惶”。
  山东大学历史系当时还有一些有着革命经历的学者(如赵俪生),他们写出与新时代脉搏相符的文章,是相对容易的。而童、杨、郑三先生则体现了华岗所说的“一部分历史学者感到唯心史观的错误,接受了符合客观事实和真理的历史,愿意从新学习”的事例。对这些人,组织上正“按照‘坚决改造,稳步前进’的方针,将他们改变成为人民服务的史学工作者”。揆诸山东大学当时的状况,华岗说他们中“大多数人都进行着自我改造,两年来这个趋势已十分显著”,是言之有据的。但若用以概括全国,则太乐观了些。
  在山东大学以外的地方,类似现象只能说不同程度地存在。当年很多“旧社会”过来的史家,或主动或被动,在学术层面大都采取了认同新时代、试图配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姿态。他们虽未必都像山东大学学者那样努力学习毛泽东著作和马列主义理论,但至少大家都经过一个学习“社会发展史”以了解唯物史观的过程。对不少人来说,这样的学习确实带来一些此前未曾注意的新视角。一些基本功扎实的学者,受新见解的启发,在学术研究上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以小学见长的杨树达在30年代也曾读过沈兼士从文字看社会的文章,但未觉其高明。到1951年因追随时代新潮而学习“社会发展简史”,感觉可以由此研究金文与周代社会的关系。他或许想起早年章太炎、刘师培都曾从严复所译的《社会通诠》获得启发,提倡过从文字研究历史,遂回头阅读《社会通诠》,立刻领悟到其中“可证古文字者极多,殊可喜”。有了这样的新认识,以前的积累立刻产生了作用,过去视而不见的材料现在也有了意思,杨先生不久即连续写出颇受“社会发展简史”影响的文章,通过古文字来诠释上古社会。到1952年便出版了《积微居金文说》。
  杨树达的例子提示出,尽管20世纪中国新史学从清末就曾提出跨学科的主张,20年代也有所谓“社会史论战”,整体上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并不明显,更多仍维持着人文学科的特色,而很多史家对大量社会科学论著也基本取存而不论的态度。学习“社会发展简史”能导致复读《社会通诠》,表明相当一部分史学研究者开始更认真地看待社会科学论著。这样的关联固然出乎提倡学习者之意表,却使更多史家从社会视角看历史和读史料,遂得出此前意识不到的解悟。
  同在1952年,张政烺在《历史教学》第2卷第2、4、6期上发表了《古代中国的十进制氏族组织》一文,根据甲骨卜辞与金文资料,对商周时期的氏族组织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当时氏族组织与军事组织和农业生产组织是一体的见解,对于认识商周社会结构有重要的推进。这大概也是从学习“社会发展史”受到的启发,正因其先有古文字方面的丰厚积累,才能产生这样相得益彰的成效。
  然而这类新尝试并非都是成功的。张先生稍早在《历史教学》创刊号(1951年1月)上发表的《汉代的铁官徒》一文,曾试图效法阶级分析的新取向,说西汉的铁官徒暴动是“无产阶级造反”;这一造反“较之后世出身不光明、领导欠正确的黄巢、宋江等等,不知要高超多少万倍”。那时他大概已学习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知道无产阶级比农民更“先进”,所以做出这样的评价。但这个模仿痕迹明显的尝试不久即受到批评。
  批评者是早已运用过唯物史观的翦伯赞,他肯定了张先生选取“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和农民革命的领袖人物”进行研究的正确,但指出,“无产阶级之出现于历史舞台是和资产阶级同时的”,故西汉时中国“不可能有无产阶级造反”。铁官徒暴动应与后来的黄巢、宋江等起义性质相类,若说其“高超多少万倍”,等于说中国反封建地主的起义“一代不如一代”,这“与实际的历史是不符合的”。
  上述批评只是翦伯赞那篇《关于历史人物评论中的若干问题》著名文章中的一例,该文列举了大量新老学者努力用新观点来认识和解释历史,结果仍解释错误的例子(如果用左右来判别,他们中很多人其实表现得比翦伯赞还更“左”)。这些尝试有力地证明了很多“旧人物”主观上的确努力想要融入“新社会”,实际却仍徘徊于“新社会”之外。他们大都解决了该研究什么的问题,但对于怎样研究,似尚未能真正领会那时的唯物史观方法。不少人或许并未注意到华岗和郭沫若曾经指出的示范作品,当然也就难以领悟典范所展示的方法了。
  这样努力尝试却学而不会的例子后来仍在持续,四川大学的蒙文通努力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后,在1957年写出一篇八万字的长文《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在蒙先生言,这样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历史,与其昔日治学方法相比,跨度不可谓不大。但同系一位稍年轻些的老师读了此文,立刻指出蒙先生所树的是封建资产阶级的旗,因其文中“完全悉用封建资产阶级学者的一套含义模糊的名称”和一大堆“唯心主义的术语”,故既不能“提出什么问题”,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蒙先生文与翦伯赞前引文中的众多事例相通而不甚同,因为他不是在词句上简易模仿,而是想要在研究中认真贯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进行贯通的整理。但批评者触及了很重要的一点,即“研究”也包括表述,而“转变”必须是整体的:仅改变研究什么的立场是不够的,改变了怎样看问题、怎样处理史料也是不够的,转变还应当体现在表述时使用的名称术语之上。
  与上述事例相近相类者还很多,大体上都呈现出一种想要“预流”的主观努力,以及学而不会的实际结果(程度容有不同)。1958年全国高校历史系已在开展“拔白旗、插红旗”的“史学革命”运动,学生可以在很短时间里编出通史讲义并登上讲台,很多术业有专攻的“老先生”受到自己学生的批判。当事实似乎证明他们即使努力学也学不会时,不少“老先生”可能因此而最终放弃了“预流”的努力。
  在曾经试图“预流”的“老先生”们基本停止努力后,被“纠正”的对象反而转移到已经“预流”者,而纠正者本身也只能是那些其历史地位已足够表明其学术正当性的学者。进入60年代后,范文澜已在大声疾呼“反对放空炮”,翦伯赞更站出来连续发表文章,反对“用空洞的抽象的社会发展史的一般原理原则代替具体的历史”,强调“片面性、抽象性、简单化、绝对化、现代化,是这几年历史教学和研究中突出的缺点”;主张只有把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结合起来,才能对历史事件做出全面的公平的论断”。但“史学革命”已改变了学界的气氛,翦伯赞一向进步的历史地位也不足以证明其学术正当性,他提出的“历史主义”引起了较大争议,并在争议中进入了“文化大革命”,被迫自己结束了生命。
  从今日的后见之明看,50年代初期那些自上而下的努力,不论成败,都对中国大陆的史学发展产生了巨大而长远的影响。上面说的更多是研究者自身的努力和转变,在研究对象方面,所有总结者都注意到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从“贵古贱今”转变为注重近代史的研究(虽然其真正落实还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因反帝的需要,总体的和分国别的帝国主义侵华史成为重要题目,连带着使中外关系史也较前兴旺了许多。在唯物史观毋庸置疑地成为主流后,经济史成功地借此东风,可见明显的上升;但社会史却不然,即使劳动人民的社会生活也并未得到太多展现。这些现象,在此后十多年的史学状况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十七年”史学失语之后的学统中断与接轨的异化
  对于“文革”前的“十七年”,史学界存在一个显著而迄今认识不足的现象,即自身学统的中断,而且很可能是一种“自觉”的中断。相当一些学者,甚至包括不那么年轻的学者,对以前的,特别是“十七年”的研究基本采取不看或视而不见的态度。有些年轻人对“十七年”的研究不闻不问,可能因为他们受学时便未曾听老师言及;还有人之所以不屑一顾,则或许认为那本无多少参考价值。可以说,在我们的史学言说中,“十七年”史学整体处于一种失语状态。
  个人以为,“十七年”的历史研究确不令人满意,但恐怕也没有那样差。我们现在特别鼓励“创新”,而出新正需温故。无源之水式的创新,往往事倍功半,还未必讨好。学术传统一旦中断,特别是人为的“自觉”中断,学术积累的作用便大为减弱,甚至虽有而亦似无。在这种情形下,不仅失去了“创新”的基础,很多时候也难以认识和理解既往研究与今日论述的关联。今日史学界喜欢提倡“与国际接轨”,却不知好些他们所接之轨,这里几十年前就存在(虽表现形式不甚同)。这样一种“接轨”的异化,至少部分可归因于对“十七年”的史学认识不足,是自身学统中断后出现的诡论性现象。
  例如,有些人跟着说什么民族都是构建出来的,中国到近代才有“民族国家”的意识,甚至连黄帝也是近代的构建。这却不是什么新发明,20世纪50年代“五朵金花”之一的所谓“汉民族形成问题”的争论,正是苏联学者提出中国民族形成于19世纪之后所引起的。另一些人又跟风说我们的史学论述无形中受“国家”(state)意识的控制,需要解放。然而50年代“打破王朝体系”的呼声虽强,效果却不彰。若史学主流仍是“王朝体系”,则所谓“民族国家”的影响便相对有限,遑论控制。还有些研究近代史的人颇追随什么“在中国发现历史”这一取向,殊不知侧重本土恰是几十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流倾向。
  且上述引进的研究取向之间,还隐伏着逻辑上的冲突——假如“民族国家”迟至近代才形成,怎么会几乎是刹那间就“控制”了我们的史学论述?如果我们的史学论述隐受“国家意识”的控制,为什么学者偏不研究“在中国的历史”,还要等他人来引导我们去“发现”?难道越受“国家意识”控制反越想了解“不在中国的历史”?对个体引进者而言,有可能是不同的人接不同的轨,或不觉有什么抵触;但若结合起来看,逻辑上的冲突便立刻显现出来了。
  这些西方人根据他们的国情学情提出的研究取向,对我们的研究都有启发和帮助。尤其“民族国家”与历史研究之间的关系,更是我们思考较少而必须探索的重要问题。但只有在了解彼此学情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借鉴。今日我们一些学者大概习惯了眼光对准前沿,向前看久了,或许就忘记了后面的历史,即使不过是近几十年的历史。有些人眼光向外,对二战后外国(特别是美国)的中国研究发展进程似乎耳熟能详(其实也未必),对这一时段中国本身的研究状况,则所知甚少。
  我这里说的,还是所谓“50后”“60后”的学者,他们中一些人对其出生时代的史学发展,已所知不多;若是“70后”“80后”的学者,对“文革”前“十七年”的史学状况,恐怕连模糊的印象也没多少。史学研究者而不熟悉史学发展本身,是略有些讽刺意味的;颇类有些学校的师生不知什么是“学术史”,往往把这一词汇放在论文的绪论之中。但这个责任不在他们,而在我们的史学史和学术史研究者——治学术史的,至少应该让其他人知道“学术史”是什么;治史学史的,就需要让他人了解史学的发展。

  
  来源:《第三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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