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松泉:启迪人们思索的史学遗产——顾准历史思想述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33 次 更新时间:2005-09-30 03:2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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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松泉  

  是明君治天下的武器,发首先是和刑,而不是和权联系在一起的。可是,取法希腊精神的罗马法,以及继承罗马传统的欧洲法律,法首先是和权联在一起的。他们的封建制度,是具有严格身份的一种统治制度,可是,至少在统治集团之间,相互之间的身份和关系,观念上认为是契约规定的。从理论上讲,西方个人的权利是由契约规定的,不是国家随意可以侵犯的,城市因握有了特许状,获得了自治权。”在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无所谓权利,实质上是马克思所说的“普遍奴隶制”。所以,城市及其市民购“特许状 ”,取得自治权利,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支持统一的基础,并使西方经由开明专制主义走向资本主义,这种路在中国是不存在的。因此,“我们有些侈谈什么中国也可以从内部自然生长出资本主义来的人们,忘掉资本主义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他也是一种法权体系。法权体系是上层建筑。并不是只有经济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能使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生长出来或生产不出来。资本主义从希腊罗马文明产生出来,印度、中国、波斯、阿拉伯、东正教文明,都没有产生出来资本主义,这并不是偶然的。”

  第四,有了城市文明和市民阶级,并不必然产生出资本主义。且不说中国没有欧洲意义上的城市和市民阶级,即便已经有了这样的城市和市民阶级,没有一定的土壤和条件,也不会产生资本主义来。顾准举了几个例子:一是意大利诸商业城邦和商业共和国,曾经为现代资本主义举行过奠基礼:现代银行和国际汇兑制度发源于此,近代物理学和实验科学滥觞于此,他们还是文艺复兴的故乡,但他们最后衰落了,那里的市民又返回到农村经营起园艺式小农业来了。因此,可以推断:“仅仅经济上的优势,而没有强大的军力和适当规模的民族国家来保障这种经济上的优势,那种商业城邦是发展不出资本主义来的。”二是汉堡、不来梅和卢卑克等北欧商业城邦组成的汉撒同盟,虽显赫一时,最后也衰落了。三是西班牙诸城市公社,借着发现新大陆和征服拉美发家起来的西班牙王国,曾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但“野心勃勃的皇帝要世界霸权,把城市当作金鹅,并且还杀鹅取蛋,以至城市既失掉它中世纪的威力,又不具有现代的意义。于是,西班牙就一蹶不振,而航海、商业、殖民,对它竟毫无收获。”由此说明,“市民阶级在转化成为资本家的路途上并不都是成功者,有许多倒下去了。也说明,商业城市,唯有在合适的政治权力和强大的武装保护下才能长出资本主义来。可是,如果政治权力和军事力量只以城市为取得征服扩张的财源之所,而不保护它成长的话,那也是长不出资本主义来的。”

  按顾准的逻辑,资本主义的发展,除了必须具备有航海、商业和殖民所扩大了的市场,蒸汽机和机器的发明之外,还必须具备“法权体系和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国家的商业本位的根本态度;欧洲古代,加上经过文艺复兴积累起来的科学技术;合理经营(包括复式薄记)的知识;宗教革命,尤其是16世纪英国宗教纠纷中对天主教的深刻憎恶所激起的崇尚节俭积累清教徒的上帝选民的意识。”

  第五,产业革命注定首先在英国发生,然后传布于全世界。英国充分具备了上述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诸种条件。“它承受了古代及通过文艺复兴所积累起来的全部科学技术、合理经营知识,承受了16世纪航海、商业、殖民的全部有利后果。”它有一个统一王国,不仅足以保护其商业利益的扩张,而且还以保护它的商业利益的扩张为基本国策、采取商业本位主义国策。它的殖民扩张,不以建立那破仑式的大帝国为目标,而是建立希腊式的殖民地。它不采取王朝本位政策,因而它每一次对外战争的胜利都是财神的胜利,最后导致产业革命。

  顾准认为,在英国产生资本主义,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任何单一因素都不能达到这种结果。并由此推断:“⑴历史地来说,发生产业革命是必然的,但发生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却是历史事变凑合的结果。⑵它只能发生于出现了这样的凑合的国家内。由于这种凑合的机会并不是在所有国家都可以随随便便发生的,所以,它注定要发生在一国内,然后传布于世界——产业革命本身的史实证明了这一点,它是由英到法,到德,到美,到日,这样传布的。”谁具备必要条件多,谁接受产业革命快;具备条件少,接受愈迟缓。所以,“认为任何国家都必然会产生出资本主义是荒唐的。”

  通过上述几方面的分析、论证、推理,顾准得出结论:中国不具备自发产生资本主义的任何一个条件。他不无激动地指出:“特别在中国,这个自大的天朝,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敲不醒,1884年的中法战争还敲不醒,一直要到1894年的中日战争猛敲一下,才略打一个欠伸,到庚子、辛丑才醒过来的中国,说会自发地产业出资本主义来,真是梦呓!”(以上引文见312-325页)顾准的这一观点,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值得人们思考。

  

  四.启迪人们思索的一份珍贵的史学遗产

  

  顾准在他的历史研究中所关注的上述几个问题,以及涉及到的相关的问题,是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史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广泛讨论的问题。随着“文革”的 结束和新一轮思想解放浪潮的层层推进,学术界广泛讨论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和东方专制主义的起源,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实质及其历史影响,关于中国古代科学不能兴盛的原应,关于中国能否自发生长出资本主义,关于东西文化比较及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等诸问题。实质上,这场讨论是“五四”的继续,所讨论的问题也是“五四”没有讨论完的问题,这些问题是这个历史时期历史学界及整个学术界讨论的核心问题,整个思想解放运动,也借此得以实质性地得到展开和落实,也使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比“五四”时期更广泛更深入,更有力地推动着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和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王元化这样评价顾准:“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风靡思想界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仅就这一点来说,他就比我们及和我一样的人,整整超前了10年。”(226页)除了这种独立高潮的精神境界和科学态度,我想更重要的还在于他的思想紧紧贴近时代脉搏,紧扣时代课题,因为他坚持认为,“历史的探索,对于立志为人类服务的人来说,从来都是服务于改革当前显示和规划出未来方向的”(229页)。在恩们正在黑夜里沉睡时,他比同时代人更早找到并深刻地探索了时代课题。据说有人曾阅读过他的手稿,人们是否在80年代的那场热烈讨论中汲取其中的营养,他的手稿及在80年代先后出版和刊出的书和论文对这场讨论有何种具体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但影响的存在是无可怀疑的。从他的选题,他的思考方式和他的解答本身,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已经不仅仅是超前了10年的问题,可以肯定地说,他是这个时代的思想先驱之一。

  中国社会长期停滞问题在80年代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学者们以各种不同的角度予以解答。其中“超稳定结构”说最具代表性,但“超稳定结构”也有它的成因。顾准没有采用“超稳定结构”这个词,但他从中国神授王权到中国绝对专制主义这条历史发展线索中为这种社会结构的成因找到了解答。他认识到,在绝对专制主义下,阶级斗争只能采取骚乱、暴动、农民战争和皇朝更迭的形式,他意识到中国神授王权的传统决定了“唯有绝对专制主义才能完成中国的统一,才能继承发扬并传播中国文明”,但同时又使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他同时指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对这种停滞的责任。而他对希腊与中国从“神授王权”后分道扬镳,特别是对希腊僭主政治的分析也有独到的见解。

  中国科学不发达与中国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是与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相关的两个问题。许多人在寻求“李约瑟难题”的解答,顾准则超前地试着探索这个问题。他的立足点在分析中国的史官文化及这种文化与古希腊文化和欧洲宗教文化的区别之上。他发现,在史官文化主导下,自然没有哲学、数学、逻辑学,一切超越现实的东西不在它的兴趣范围之内和允许的范围之内。李泽厚借助于“实践理性”也探索了这个难题,其实就基本思路上讲,两者是一致的。他对史官文化及史官文化对中国科学发展的影响的论述,至今仍对我们的相关学术研究颇有启发。

  至于资本主义发展问题,顾准的探索,给我们的启示是:中国的所谓“市民”不同于欧洲,它仍是皇民,中国的城市也只是皇城。因此,所谓明清之际江南等地资本主义萌芽的现象与欧洲资本主义培育期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中国没有执行商业本位主义国策来保护市民阶级的利益,在上层建筑领域也不具备条件。虽然没有读到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但他的见解与韦伯相吻合,他从清教徒的“恶欲”和“节约”,从他们的冒险精神、创业精神和上帝选民的意识中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精神动力。这也是80年代学者们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顾准的观点是否正确,值得讨论,但他的研究和分析对于我们解答中国资本主义自发生长的可能性问题及对中国传统文化改造等问题,都有一定的启发。

  顾准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精神。他坚持独立研究,不以权威的结论为依据,敢于怀疑,善于思索,尊重史实,坚持实事求是。同时,他善于进行历史的比较研究,善于进行科学的理解分析,善于探索解答时代课题的不同方式。这些,以及他立志改变现实和规划未来方向的精神,所有这一切,与他的研究成果一道,成为他留给我们这个时代的丰厚的史学遗产。如果说我们无法确定他的思想和研究成果对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具体贡献的话,那么,我们完全可以确信,他的著作,他的研究成果,他借以思考问题的方式,这一切仍对我们的历史研究,尤其对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关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等问题的研究富有启发。

  我们正在逐步远离顾准的时代。中国已经走上了迈向现代化的征程。虽然我们仍有一些顾准时代的课题有待解答,但我们还面临更多的新的时代课题。这其中,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与现代化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由于时代的需要,顾准跟更多的是坚持“五四”运动的立场,他着重提出了要发展科学和民主,必须彻底批判中国传统思想。他业已指出,对中国来说,已不纯粹是“接受”资本主义的问题,更主要的是“现代化”的问题。但究竟怎样实行现代化,中国传统文化如何改造等诸问题,他没有来得及为我们作出解答。这是我们后人必须解答的问题。

  

  原刊《浙江学刊》199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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