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运生:宪法文本主义的迷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3 次 更新时间:2015-03-07 23:1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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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运生  
陶远华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页。

   [7]前引⑥。

   [8]前引⑥。

   [9]德沃金曾经指出:“一个文本主义者不能恰当地说作为最高法律的宪法的意图是起草者的意图,还是批准者和接受者的意图。”参见Dworkin R, A Matter of Principle, Cambridge Mass: Harvrd University Press,1985, p.36.

   [10]参见[美]约翰·哈特·伊利:《民主与不信任:美国司法违宪审查理论》,刘静怡等译,商周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

   [11] Erwin Chemerinsky, Interpreting the Constitution,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1987, p.45. [12] Kent Greenawalt, Constitutional and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in Jules Coleman, Scott J. Shapiro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Jurisprudence and Philosophy of L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p.298.

   [13] WilliamJ. Brenna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temporary Ratification,27 S. Tex. L. J.438(1986).

   [14]参见 Antonin Scalia, A Matter of Interpretation: Federal Courts and the Law,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 p.17.

   [15][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80页。

   [16]张翔:《宪法学为什么要以宪法文本为中心?》,载《浙江学刊》2006年第3期。

   [17]参见前引[14]。

   [18]参见 Paul Brest, The Misconceived Quest for the Original Understanding,60 B. U. L. Rev.225(1980).

   [19][美]霍姆斯:《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霍姆斯法学文集》,明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6—167页。

   [20]参见张伯晋:《尊重宪法,从重视宪法文本开始——访〈世界各国宪法〉主编之一、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韩大元教授》,载《检察日报》2012年11月7日第3版。

   [21]韩大元、杜强强、王贵松、柳建龙:《话说中国的宪法事例及其分析方法》,载韩大元主编:《中国宪法事例研究(三)》,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代序部分。

   [22]参见前引[16]。

   [23]前引[16]。

   [24]前引[16]。

   [25]参见《宪法学研究:规范与事实、文本与实践,何者为依归?》中韩大元教授的观点,资料来源于正义网:http://www.jcrb.com/procuratorate/theories/academic/201212/t20121213_1008270.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3年3月3日。

   [26]张翔:《祛魅与自足:政治理论对宪法解释的影响及其限度》,载《政法论坛》2007年第4期。

   [27]韩大元、张翔:《试论宪法解释的界限》,载《法学评论》2001年第1期。

   [28]范进学:《试论当代中国宪法学研究的使命》,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29]韩大元:《试论宪法解释的效力》,载《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30]前引[26]。

   [31]前引[16]。

   [32]前引[16]。

   [33]前引⑤郑贤君文。

   [34]前引⑤郑贤君文。

   [35]宪法文本分析又称为“文本主义(textualism)”或“严格解释(strict construction)”。参见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美国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

   [36]前引⑤郑贤君文。

   [37]前引⑤郑贤君文。

   [38]郑贤君:《如何对待宪法文本——法律实证主义与社会实证主义宪法学之争》,载《浙江学刊》2006年第3期。

   [39]前引[38]。

   [40]前引[38]。

   [41]前引[38]。

   [42]前引[16]。

   [43]前引[16]。

   [44]参见屈文生:《〈布莱克法律词典〉述评:历史与现状——兼论词典与美国最高法院表现出的“文本主义”解释方法》,载《比较法研究》2009年第1期。

   [45]参见 Ellen P. Aprill, The Law of The Word: Dictionary Shopping in the Supreme Court,30 Ariz. St. L. J.278(1998).

   [46]据统计,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200余年来,至少在600余件判例中参考并引用了词典。参见 Note, Looking It Up: Dictionaries and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107 Harv. L. Rev.1437(1994).

   [47]前引[44]。

   [48]在美国“尼克斯诉赫登”(Nix v. Hedden)这一著名的关税案中,“tomato(西红柿)”到底应理解为水果还是蔬菜,有不同的理解。大法官格雷(Justice Gray)最终拒绝承认词典所给出的关于“西红柿是水果”的释义,理由是“在人们的一般语言中”,西红柿应当是“蔬菜,它种在菜地里,而且通常是在正餐中食用;它与水果不同,因为水果常作为餐后的甜点”。参见前引[46], p.1450.

   [49]目前,关于宪法文本的理解,并不统一。在整体上,有泛化的倾向。如郑贤君教授认为,广义的宪法文本包括宪法典、宪法修正案、宪法判例、国际条约(参见前引⑤郑贤君文);而任喜荣教授则认为,宪法文本在成文宪法国家指的是由宪法、宪法性法律、宪法解释所构成的以文字形式正式公布的宪法规范性文件(参见任喜荣:《完善宪法文本构建和谐社会》,载《当代法学》2005年第6期);另外,刘国博士则认为,宪法文本可分为文字文本和非文字文本两种(参见刘国:《论宪法文本及其变迁方式》,载《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50]参见前引⑤郑贤君文。

   [51]参见焦宝乾:《文本论:一种法律文本解释方法的学说考察——以美国法为中心》,载陈金钊、谢晖主编:《法律方法》(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52]“致命的自负”为美国著名学者哈耶克的同名著作。本文采用这一概念,与其内容无关。

   [53]前引[16]。

   [54]前引[16]。

   [55]前引[16]。

   [56]“宪法学学”的概念,是日本宪法学者内野正幸教授提出的。在国内,比较明确提到这一概念的是林来梵教授。一般认为,所谓的“宪法学学”,指的是“有关宪法学的学问”。参见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57]前引[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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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方法学》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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