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杰:重识“划过光明的黑暗”——反思当代中国启蒙困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63 次 更新时间:2015-03-04 20: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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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杰  
喜新厌旧才有意思。最高的道德问题与善恶无关,只与自由意志有关。一个没有自由意志之信仰的人是一个缺乏道德感的人,我甚至认为树立道德模范的方法本身是不道德的,因为这种做法试图使人变成一个样。

   启蒙还要往前追溯到16世纪的蒙田那里。他说:“我的大脑就像脱缰的野马,成天有想不完的事,要比给它一件事思考时还要多想一百倍;我脑海里幻觉丛生,重重叠叠,杂乱无章。”[3]“要使我们的心灵激动起来根本不需要什么原因,一个不着边际的胡思乱想就能主宰它,使它骚动不安。倘若我的头脑在建造一些空中楼阁,那么它必定为这些空中楼阁构思出种种魅力和乐趣,使我真心为它心驰神往。”[4]这是纯粹个人玄想的乐趣,这种情调在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是被批判的对象,有白纸黑字为证。1950年北京“五十年代出版社”发行了一本很薄的小册子《我的思想是怎样转变过来的》,主要是一批声名显赫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检讨,包括冯友兰、吴晗、费孝通等。书中有知名漫画家叶浅予的检讨,他决心今后在自己的作品中破除“小资产阶级情调”,而他检讨自己的早期动机,在我今天看来,却是艺术灵感的真正来源:“用新的幻想陶醉自己,故意颠倒正常现象、刺激自己。”

   我在严肃地思考,为什么要贬低想象呢?我终于想明白了,想象与自由有关。如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精神上就无法齐步走了。如果步调不一致,怎么能得胜利呢?思想改造者,思想灌输也,其结果,以作家戏剧家为例,曹禺不会写话剧了,沈从文不会写小说了。不是说再没有作家,而是说“小说写法”之类的标准已经在动笔之前预设好了,于是,作家们写出来的小说,基本全都一个样。人的脑子有个特征,就是被清洗之后再恢复原来的“不由自主的回忆”(普鲁斯特语)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是“文革”结束了,假设沈从文继续写小说,水平也超不过他1930年代写的。这道理,类似长期被关在铁笼的老虎某天被放出笼子,早已失去了野性。思想上的野性,就是自由想象力。

   哲学教育:当代中国启蒙的新困境和突破口

   丧失了“我”的社会后果令人十分担忧。以教育制度为例,我们的中小学教育在孩子还不懂观念为何物的时候,就向孩子们强行灌输一大堆“正确的观念”,无法引起孩子们的童趣,没有诱导孩子的好奇心,就好像下决心要早早扼制孩子们的自由想象力似的。与此同时,我们的孩子被培养起另外一种天下无双的能力,即背诵标准答案的能力。在与其他国家孩子的竞赛中,只要是有标准答案的知识性质的考试、考记忆力的考试、计算技术方面的考试,中国的孩子总是能拿高分。上海PISA测试全球第一即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这种培养方式不是在培养人,而是在训练未来的服从者和职业劳动力。我们总是把政治狭隘地理解为意识形态,而不是理解为政治科学;我们甚至狭隘地把哲学等同于意识形态而不是科学的哲学;我们总是相信权力能解决一切问题,而严重忽视了个人内心的想法;我们迷信人的幸福是建立在财富基础上的,而对有钱又做官的人患抑郁症感到大惑不解;我们迷信金钱能买来一切,无论是贞操还是感情。我们可以用钱去买思想,于是,即使自己缺乏思想或者在世界上缺乏文化影响力,似乎也不那么可怕了。

   后果呢?就是精神个性的严重缺失。清末大诗人龚自珍曾感叹在他所处的时代“巷无才偷”,坏人都坏成一个样,坏都坏不出个性出来,坏不出创意出来,就像时下的贪官一样,在升官发财娶小老婆的简单动机下齐步走。可以调侃一下:没有想象力的坏,比坏还坏。缺少自由想象力,搞阴谋诡计的水平也不会很高,基本就是历史糟粕的重复。

   我们的基础教育应该教会人和鼓励人去独立思考。这里,我把法国中学会考制度与中国高考制度做个比较,比较的重点,最能反映精神素养的地方,就是“高考作文”了——中国考的是“语文”,而法国人考的其实是“哲学”。语文者,考的是一套有潜在标准答案(包括思想正确等)的知识,在性质上它是技术的、具体的、被灌输的;哲学者,考的是对经典哲学独立思考基础上的理解力,在性质上它是抽象的、没有标准答案的。法国中学生不管将来学的是文科还是理科,在进入大学之前都要面对这张“哲学高考卷”。法国的中学会考制度是1808年建立的,至今已有206年的历史,它曾经影响了多少代“法国青少年”,从中走出了很多世界著名的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我这里列举2014年的法国“高考作文题”(其实就是哲学考试),看是否能引起中国的“高考作文题”命题者深思:

   文科:第一题,艺术品是否提升我们的洞察力?第二题,追求幸福快乐,是否什么都可以做?第三题,解读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一书中的一段论述;经济社会科:第一题,是否拥有了选择就是自由?第二题,为什么人们追寻自我认知?第三题,解读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一书中的一段论述;理科:第一题,我们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了幸福吗?第二题,艺术家是否其作品的主人?第三题,解读勒内·笛卡尔《思维指南录》中的一段论述。再补充几个历年的法国中学会考题:1.期盼得到不可能的事情是否荒谬?(2009)2.是否所有信仰都与理性相悖?(2012)3.平等是否影响自由?(2011)4.为了未来,是否应该忘记过去?(2010)5.人们是否可以不受磨难而满足欲望?(2008)

   值得我们重视的是,法国中学文学类的学生每周要上7个小时的哲学课,而经济科和科学类的学生每周也分别要上4个和3个小时的哲学课。法国人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气力学习哲学呢?根据法国教育部颁发的大纲,哲学课目的是要“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并建立理性分析坐标以领悟时代的意义”。说得通俗一点,就是要让学生发现自我价值,学会对周围司空见惯的现象说“不”,在未来的实际工作中养成创造性的思考方式。

   为了对照,我选取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高考作文题(从1952年到“文革”前,都是全国统一命题):1952年:记一件新人新事;1953年:写一个你所熟悉的革命干部;1955年:我准备怎样做一个高等学校的学生;1956年:我生活在幸福的年代里;1958年:大跃进中激动人心的一幕;1961年:一位革命先辈的事迹鼓舞着我;1965年:给越南人民的一封信。“文革”结束后,1977年北京市高考作文题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1980年代以后开始有话题作文,例如1981年的话题是“仔细阅读《毁树容易种树难》,写一篇读后感,要求观点正确、中心思想明确,紧扣原文发表感想”;1990年代开始出现漫画寓言等更多形式的话题作文,虽然鼓励学生想象,但仍有很多附加条件,比如不能写成独白、不要使用概述或转述,或者要求议论时要有比较,等等。2000年以来,命题呈现多样化,包含了以上各个年代的形式,但仍有潜在的标准答案。这里的潜在,就是不得违反潜在的“思想正确”或潜在的“道德风俗”。以上种种,都在无形中制约着学生的想象力。

   显然,从中国的高考制度中和法国中学会考制度中,会培养出不一样的人,两者的人文教育结构完全不同。换句话说,在教育的出发点上就不一样。如果两个国家的学生交换,会有一段不适应期。但既然都是人,适应和重新塑造自己的能力是很强的。人是环境的产物,这个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教育制度。

   重思中国当代启蒙

   没有了“我”,人会丧失才华,甚至变得平庸与愚昧。曾任《中国青年》杂志总编辑的韦君宜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她的个人回忆录在她去世后的2003年问世,书名是《思痛录》。其中最有反思价值的,是第十章:“当代人的悲剧”,写的是她的丈夫、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的杨述。杨述在“文革”中被扣上“叛徒”和“走资派”的帽子。韦君宜写她的丈夫这个老实男人盼啊盼啊,盼什么呢?“到1978年11月,才好不容易算得到了结论——整整12年,受了无法言说的折磨虐待,所得结果是一句:‘维持原有结论’。这简直是开玩笑,但是我们这个人间就是有这样残酷的玩笑。杨述为了这一句话,把自己的生命赔了进去……为什么?不为任何具体的东西。实际上他只为了要向党证明自己的纯洁、自己的忠心。为了希望党承认他这一点,得不到这一点他就不能活……这个老实人的一生是一个真正的悲剧。”[5]为什么是悲剧呢?因为我不能主宰“我自己”的价值与命运,我的幸福完全寄托在非我的地方。这很像是一种非常陈旧的名分观念。1978年给全国55万右派平反时,我没听说有拒绝平反的,没有人敢于公开宣称自己就是右派。右派也应该有公民身份,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既有左派,也有右派和中间派。上面那个杨述没有了名分就不能活,我认为他是把本来就不是自己的东西当成了自己的全部,他的心里完全没有“我”这个字。他不在乎钱财也不在乎官职,但我觉得他仍旧在乎一种精神上的身外之物,他没有勇气像卢梭在《忏悔录》那样为自己的独一无二性而感到骄傲,更没有勇气像卢梭那样描述自己最真实的心灵。杨述的判断力,已经被修剪过了,但是绝不能说他生来就是那个样子的。被修剪过的判断力,成了他的第二天性,而悲剧就在于,他把这个第二天性当成了他的天性本身。巴金在《十年一梦》中说到他小时候读林琴南翻译的英国小说《十字军英雄记》里的一句话:“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6]奴在身者,尚且知道自己为奴;奴在心者,却是不自知的,因此是一种可恶的平庸。这种平庸,正是启蒙者要加以反抗的。

   悲剧出自哪里呢?就出在人本来应该用自己的灵魂说话,而不要用观念说话。观念有正确与错误,属于判断力问题,但这与让灵魂说话无关。灵魂在内心深处默默地与自己说话,就像内心独白一样只有真话,没有必要说假话。所谓说真话,并不等同于说正确的话。要把真话与正确的话区别开来。只要是真情真话,即使是在描述一个乌托邦,也是能感动人的。如果一个人丧失了让自己的灵魂说真话的能力,就等于失去了人的第一天性。由于每个人的灵魂都是其精神个性的天然表现,会显得生机勃勃,有一股天然的冲劲,特别感染人。这就是卢梭写作的奥秘。我们绝不能从观念出发判断卢梭。他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如果您希望我们能相互理解,我的好朋友,那就要对我的遣词造句更加用心。相信我,我的词语很少是那通常上的意义;与您交谈的,一直是我的心,有一天您也许会明白,它不像别人那样说话。”[7]来自灵魂的天然的冲劲,是以感动人的方式说服人的,而不仅在于“讲道理”。道理有对错,但自我的心不会自我欺骗。一个人不要掩饰自己心智的天性,不要去刻意模仿别人,更不能让别人为自己的天性做主。我沉醉于自己的天性之中,身不由己。这样的不由自主,具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力量,任何来自外部的思想都无法战胜我的自由意志。天性绝不能被任何观念框住,即使数学那样的精确性,也要在人的天性面前打败仗;天性是活生生的、是充沛的生命与直觉;在天性中,人放任自己无拘无束的感情自由,捍卫天性,就是捍卫心灵;天性是无法用语言把握的,而观念或者概念,却往往是意思已经被完成了的东西。守住自己的天性本身,这就是道德的。卢梭认为,一个人不能丧失自己的独一无二性,要走自己的路、过适合自己的生活。他尤其批评上述的“奴在心者”,后者的表现是,“他们不再是为了生活而生活,而是为了让别人以为他们在生活而生活”[8]。换句话说,是为了别人活着,似乎他们活着是为了让别人来观赏或羡慕的。

   在谈到启蒙的真谛时,康德说启蒙就在于成熟的心智不需要别人来引导,要勇于使用自己的理解力。康德是熟读卢梭著作的,他比卢梭小12岁,因此有理由猜测当康德说卢梭是“道德领域里的牛顿”时,是指人在彻底返回心灵生活状态下的自我满足——自由支配自己的想象、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我是我自己的主人、心灵在最自然的状态下极度放松、陷入不由自主的遐想、迎来排山倒海般的喜悦——这全部过程都是独处状态下的独享。

与狄德罗不同,“卢梭拥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朝向孤独的冲动”[9]。(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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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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