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科举、学校到学堂与中西学之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28 次 更新时间:2015-02-05 14:3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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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难上加难。科举时代,自童蒙时便诵读经书,以致皓首穷经,仍然不得一当。况且学堂课程繁多,不能兼顾,实际上还是以西学为主。而科举取士重通人与学堂教育重专才的理念取向相互抵牾,中西新旧的体用与专通相互纠结,成为确定取士标准的一大难题。1906年10月,孙家鼐提出甄别用人的新方案,学堂毕业生考试时,将学生按所学分门别类。第一类仅通语言文字者,日后作为翻译使用;第二类学习制造等专业知识,应另设职务,不给予“治民之权”;第三类“惟中学贯通,根原经史,则内可任部院堂司,外可任督抚州县”。[10]以西学专才办事,而以中学通才治民,如此一来,从中西会通的新途又回到各行其是的旧轨。孙家鼐的办法看似中西兼顾,其实偏于中学。因为学堂偏重西学,恐经学荒废,纲常名教日益衰微。中国为伦理社会,又少纯粹宗教信仰,必须道德维系,所以三纲六纪为中国文化抽象理想的最高境界,而礼制名教是具体体现。明清科举制度具有取士、教育、举业、教化、文化传承等功能。新式学堂注重培养做事能力,与科举读书明理的取向明显有别。科举停罢,道德教化与文化传承的功能缺少相应的补救措施。《四书》、《五经》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重在对经义的理解阐释,包含传统中国文化价值标准的基本元素。举子在应试过程中反复研习背诵,耳濡目染,日积月累,逐渐内化为其言行的准则依据,并借助各种教学形式代代相传。载道之文,本非只有科举文体,只是明清以来科举考试日趋程式化,又具有垄断性影响,使其他文体的应用范围大为缩小,反而削弱了道德教化和文化传承的功能。晚清改科举,从形式到内容力图压缩经义阐释的分量,增加西学比重,促使学以致用,科举制的道德教化和文化传承功用进一步削弱。西式学堂事实上很难接续这方面的功能。

   清代科举考试虽因内容与形式僵化遭人诟病,其取士实为选官入仕的预备,所重在于通过儒家经典的熏陶培育道德文章的通人,以便亲民教化,并且驾驭深谙办事门道的师爷胥吏等项人员,既非直接造就会做事的能员干吏,也不能涵盖一般教养之道。用西方近代功能政府、科层组织以及国民专门教育的标准衡量,当然百无一是。至于形式,对于统治者而言,将科举视为“抡才大典”,未必仅仅侧重士子个人的才干与文采,抑或检验其学习的程度,更主要的是引导社会风气与趋向,使天下士子风从响应,遵循纲常伦理、修齐治平的大道。这与学堂考试旨在检验个人学习的效果大不相同。问题在于,纳科举于学堂后,学部虽竭力调整取向,可是抡才与培才并途,仍不免本末倒置,使考试成为学习的指向。而合并科举与学堂的流弊,虽一再批判学而优则仕的取向,读书做官始终是后科举时代教育的一大症结。时至今日,科举余毒之类的谴责,恐怕已很难取信于人,这不免让人怀疑当年主张废科举的种种义正词严是否真的理所当然。用中外不同的标准来观察评判彼此固有文化价值的误导之甚,由此可见一斑。

   戊戌时期,即有人怀疑学堂教育难以体用兼顾,独力担当兼备中西学之长的重任,中国文化传承及道德教化必须另行设制。为了在兴学的同时保存传统文化,王照提议分设教、学二部:“以西人敬教之法尊我孔子之教,以西人劝学之法兴我中国之学。特设教部,就翰林院为教部署,以年高之大学士统之,辅以翰詹各官,专以讨论经术,维系纲常。”各省学政改名教政,佐以教职。各邑各乡增设明伦堂,领以师儒,聚讲儒书,生徒之外,许人旁听,立之期会,令乡老族长书其品行之优者,具结上陈。教官复核之,由教政考以《四书》各经经义,每州县拔取数人以至二三十人,统名为优行生,以备用为教官;并备学部咨取,用作学堂之国文教习,表以章服,树之风声。另设学部,以重实用。这样,卫道与兴学可以并行不悖。[11]

   纳科举于学堂后,西学之“用”通过学堂的分科教学得到实现,而经学文史虽然列为分科,却失去主导地位,相比之下,变得最不切实用。科举让位于学堂,等于中学让位于西学,退缩为一科的经史,无力承担传道与载道的重任,其日趋衰微难以避免。在儒学被视为无用,且被有用的西学逐渐取代之时,礼的作用地位亦被动摇,主管科举事务的礼部裁撤问题被提上日程。

   停罢科举留给中国两个世纪性难题:其一,价值标准及道德准则的重建。离开宗教信仰和道德伦理,如何使人们的思维言行自律。其二,在社会剧烈变化与快速发展中,中国文化能否摆脱劫尽变穷的宿命,把握协调继承与扬弃的关系,尽力吸收外来文化与不忘本来民族地位相辅相成,使之绵延永续,再创辉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义是否应该保存以及怎样保存,这一千钧重担显然不能仅仅由学堂教育来承担。要想在学习先进的同时不迷失自我,保持传统文化的精髓并能与时俱进,依然任重而道远。

   本文参考关晓红《晚清议改科举新探》(《史学月刊》2007年第9期)、《殊途能否同归——立停科举后的考试与选材》(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8年3月第59期)、《终结科举制的设计与遗留问题》(《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朱贞《清季学制改革下的学堂与经学》(《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等论文以及安东强、霍红伟、左松涛等人的相关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下,第67-70页。

   [2]郑观应:《盛世危言》卷1,《考试下》,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99-300页。

   [3]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总论》,陈景磐、陈学洵主编:《清代后期教育论著选》下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39页。

   [4]《沈文肃公政书》卷4,奏折。

   [5]《管理大学堂大臣孙家鼐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285页。

   [6]刘汝骥:《丙午召见恭记》,《陶甓公牍》卷1,示谕,第1-2页。

   [7]《恽毓鼎澄斋日记》,光绪三十年七月初九日,第250页。

   [8]《宣统元年京师及各省小学堂表》,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73页。

   [9]《学部官报》第6期,本部章奏栏,1906年11月16日。

   [10]《德宗景皇帝实录(八)》卷563,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第5158-5159页。

   [11]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54-3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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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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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研究》2012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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