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科举、学校到学堂与中西学之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28 次 更新时间:2015-02-05 14:3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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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二年,御史赵炳麟奏请立国学专门学堂。光绪三十三年,张之洞以近日学堂怪风恶俗,于湖北省城设存古学堂,以经、史、词章、博览四门为主,辅以普通科学,以求经训不坠,保国粹而息乱源。拟试办半年后,如课程条目毫无窒碍,即请旨敕下学部核定,通行各省一律仿照办理。次年,江苏仿设存古学堂,以存国粹而造通才。同年,御史李浚以存国粹关乎人心世教,故经学亟宜注重,请饬学部、各直省督抚,于国子监及各省城一体设立存古学堂,以补科举之不足。所有事宜,悉照湖北、江苏两省奏定章程参酌办理。湖南、贵州、陕西、广东、四川、甘肃等地相继奏办存古学堂。宣统元年,学部拟定分年筹备宪政事宜清单内,列有于二年各省一律设立存古学堂。至三年三月,学部颁布《修订存古学堂章程》,申明存古学堂贵精不贵多,因经费支绌,取消原定各省一律设存古学堂的规划,并定修业年限,分为中等5年、高等3年,以资深造。

   存古学堂的设立,在趋新人士看来,反而使普通学堂的经学课程变得无足轻重,社会舆论对中小学读经的批判日益高涨。1911年中央教育会召开,有人提议停止初等小学读经讲经,得到多数通过。只是迫于反对者态度激烈,学部才未将该议案咨送内阁。民初教育部通令停止中小学读经,大学以上的经学课程,只是作为纯粹学问。经学进出学堂,成为退出历史舞台的必由之路。

   科举抡才不能应世变,学校培才连带受到普遍质疑。随着新式学堂的普及和旧学的衰微,抡才与培才相互分离的局面难以维系,最后只好幡然变计。新式学堂之设,本来是补学校育才之不足,也就是以西学补中学。而科举与学堂两不相容,停罢科举,独兴学堂,将抡才与培才熔于一炉,虽然确定宗旨为中体西用,实际上却是以西学取代中学。学堂成为出身正途,旧学机构只能退出。继书院改制后,国子监及各类官学相继改为学堂,社学、义学也纷纷改办新式学堂或简易识字学堂。只有府州县学确定保留文庙和教官,因而失去生源,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其尚存的经费多被挪用,场地设施也陆续被新式学务机构改造利用。科举在与学堂的竞争中失势,原有的学校、书院等机构便失去培才的效用,只能逐渐向学堂靠拢,改变课程及教学。癸卯学制颁行之际,决定十年三科渐停科举,形式上为学校留下存身的余地,以便与学堂比较,其实中学的地位大为降低。国子监虽然归并学部,保留下来,原来的教学职责却不复存在。国子监南学改为新式学堂,学校旧迹完全消灭,仅余文庙、辟雍等建筑以供观光、凭吊,特设之国子丞专司祭祀,几同庙祝。

   清季设立学堂,大体有改造书院和重新建立两种途径,至于各地府州县学的兴废,因为牵扯科举和中学,始终予以回避。《奏定学堂章程》颁布,科举立停,府州县学的教官除了典守文庙、奉祀孔子以及生员考职、举报孝廉方正等科举遗留事务外,无所事事;若教官不存,则府州县学自成废署。学部成立后,各州县学留教官一人以奉祀孔孟。教官虽得不废,但因其职简责轻,停选教官一缺,缺出后不再选补,教官数量逐渐减少。

   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1907年1月),山西道御史张瑞荫鉴于原来教职无以聊生,以致职守尽荒,学宫日坏,奏请对府州县学和教官加以变通利用,于学宫隙地设立蒙学,令教职为蒙学之师,酌给束脩。每年提学使派人稽查学宫,随时修理。学部议复,予以否决。在保留文庙和教官而生源尽失的情形下,府州县学究竟何去何从,内外官员迟迟未能议定统一善后办法。只是学堂一枝独秀,学校的整体命运难以改变,实际上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一些地方在兴办学堂时,鉴于财政窘迫,资金难筹,遂自行利用和改造府州县学的场地设施。

   各地利用府州县学改设新式教育机构的情形大体有以下几类:一是设置教育行政机构,将学务公所、劝学所等设于学宫内部的明伦堂、崇圣祠等处,或直接就学宫改建,以引领兴办新式学务的风气。二是创办师范学堂、师范传习所,培养学堂师资力量。三是创建中学堂及高等、两等、初等小学堂。学校原有屋宇用地被改建为学堂的教学、会议、体育、食宿等场所,如以明伦堂为自修室兼礼堂,以尊经阁、横屋、土谷祠、文昌阁改建讲堂,利用原址改建西式建筑作为学舍,并分别改建学堂会客所、储藏室、校长职员办事室、校友会、职员议事室、厨室、操场等。四是创办女学堂,推广女子教育。五是改建自治学堂,将文庙作为讲授场所。间有利用同一学校内场所分别改建多类新教育机构的情形。

   不过,在清季各地兴学过程中,只有部分地方利用府州县学改办学堂。进入民国,又有一些地方在原府州县学内开办学校,而其他早已成为冷衙闲职的学宫教官,或改名或裁撤,文庙改称孔庙,祭祀的礼节亦改变。1927年,国民政府通令废止祭祀孔子,将每年八月二十七日定为孔子纪念日,由学校集会纪念。庙学合一的府州县学最终成为历史的遗留物。

   戊戌变法和新政复行,两度谕令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各级兼习中学、西学的学堂。随着学务的推进,各地书院大都改造成为各级学堂,是旧式教育机构中改造最为普遍彻底的一类。《钦定蒙学堂章程》规定:凡各省、府、厅、州、县原有义塾,并有常年经费,此后应按照此次蒙学课程,一律核实,改办公立蒙学堂。《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各省、府、厅、州、县,如向有义塾、善举等事经费,皆可酌量改为初等、高等小学堂经费。原有的社学、义学逐渐改为学堂、半日学堂或简易识字学塾,多数社学、义学经费被挪用于办理各项新政,而无形中消失。但社学、义学仍有继续设置者。不仅民间如此,有的还由直省及地方学务主管部门所办。

   私塾改良,源于西方传教士来华,指中国固有教育的教学内容和方式方法,都已落伍。其说渐为趋新士人及部分官绅所认同。内外官员在兴办新式学堂的同时,认定学塾为私塾,采取程度不一、效果各异的干预行动。但由于经费不足以及学堂多有不适合中国国情之处,直到清亡,一般民众仍以学塾为受教育的主要选择,私塾改良的效果非常有限。

   1910年7月,学部发布《通行京外学务酌定办法并改良私塾章程文》,这是第一份全国性的改良私塾章程,要求京师督学局、各省提学司督饬各地劝学所办理改良私塾事宜。具体分为初、高等两种,对应初等及高等小学教科程度。其中又各分为一、二两级,初等改良第一级课程至少须授修身、国文、读经讲经、算术四课;课目遵用部定之本;各书均须讲解,不得专主背诵;学生以各科课本教授完竣为毕业,毕业年期及分配课时应预行规定。在此基础上,讲解详明,能参用初等小学教授管理法,实行规则者则为第二级。高等改良第一级课程在原有四科基础上,加授历史、地理两科,其国文、算术两科课时酌量增加。第二级课程可酌加格致、体操;参用高等小学教授管理法,并施行高等小学规则;每年期考年考各一次,由劝学所人员会同考试,给予毕业凭单。学生达到30人以上,有一定标准的固定经费,初、高等改良私塾可改名为初、高等小学。宣统元年,学部要求各省将改良私塾成绩报部,河南小学堂仅3296所,学生79105人,而改良私塾则近万所。[8]其时私塾、塾生、塾师的数量远远多于学堂、学生、教习。舆论对于朝野大力兴学之下,学堂不增,私塾反而日见其多,大感怪异。在1911年第一届中央教育会第七次会议上,有代表提出《废止私塾名目一律改称公私立学堂案》,激烈辩论后表决通过。而学部拟订的《义务教育章程(草案)》规定:学龄儿童在家塾或私塾就学者不得视为已受义务教育,但该家塾或私塾经府州县视学员察核,确系遵照部定初等小学课程,用部颁或审定之教科书教授,毕业时由视学员或劝学员考验及格,发给文凭者,亦得认为已受义务教育。主张改良私塾者首先是认定中学无用,读经不能培育有用之才,所以主张改习西学。

   纳科举于学堂的用意之一,是将学校与科举分别掌管的培才与抡才合于一途。由于戊戌期间停止殿试之后朝考的谕令新政时继续有效,抡才不仅取士,还要试官,学堂教育毕业与就职成为一而二之事。

   科举制的重要价值之一,是以考试作为甄别选拔人才的形式。纳科举于学堂,便要由学校同时具备育才和取士的功能,考试自然是重要形式。《奏定各学堂考试章程》规定,国内新式学堂的考试分为五种:临时考试、学期考试、年终考试、毕业考试、升学考试。其中临时、学期、年终三种考试,由学堂自行办理;毕业考试和升学考试,则模仿科举岁科试。中等以上学堂的毕业考试照乡、会试例,高等学堂毕业,届期奏请简放主考,会同督抚、学政详加考试;大学堂分科大学毕业,届期奏请简放总裁,会同学务大臣详加考试。毕业考试中西学并重,分内外两场,外场试在学堂举行,有笔试与口试两种形式。口试部分按学科门类分日考问,笔试部分则将试题公开,笔答或应演图者,均当堂在漆牌上写出。内场试全为笔试,比照拔贡、优贡例,只考两场,以当日完场为便。每场出论、策、考、说各二题,头场以中学出题,经史各一,经用论,史用策;二场以西学出题,西政、西艺各一题,西政用考,西艺用说。内外两场考完,以各科所得分数,并参证平日功课册、行检册所列分数,汇定一总分数,第其高下,以定去取。1907年1月,学部奏准《修改各学堂考试章程》,明确各学堂必须考试经史课目,原来未设经史课目的学堂,也须加试经学一题、中国史学一题。而中学以上之学堂,毕业考试中国文学一科,应试二题,一题就该学堂主要学科命题,观其知识能否贯通,一题就中国经史实命题,观其根柢是否深厚。经史考试的分数不仅作为一门独立课目计算,还与毕业考试的平均分数计入总分。

   留学毕业生也须通过回国考试,才能确认资格并授予相应出身。1905年7月,由学务处主持首次游学毕业生考试,共分两场,第一场在学务处,及格者再参加第二场的保和殿殿试。题目分为文理两科,文科题为策试。殿试不久引见授职。一等为进士,授翰林检讨、主事、内阁中书;二等为举人,授七品小京官、知县。学部成立后,加强对留学生考试的组织,1906年的《学部奏定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规定,考试分两场,第一场就各毕业生文凭所注学科择要命题(每学科各命三题,作二题为完卷);第二场试中国文、外国文各一题,作一题为完卷。游学生考试卷有襄校官分阅并评记分数,再由学部大臣会同钦派大臣详细复校,分别定取最优等、优等和中等。[9]

   科举立停后的各种考试,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为旧学士子疏通出路,考试优贡、拔贡,生员考职等,为科举考试的延续;二是国内新式学堂学生的毕业考试和留学生归国考试,成为取士选材的主要途径;三是法官任职资格和选用巡警的考试。立停科举后,各种考试章程与奖励措施相互激励,考试种类增多,频率加快,学堂考试的频繁程度和受试人数远过于科举时代,加上为旧学士子宽筹出路和新设的各类专业资格考试,科举取士的功能不但基本延续,而且有过度膨胀之势。如果毕业与就职合二为一,势必进一步造成学界的混乱和官场的冗滥。学部后来反省这一设计的失误,意识到培才与抡才确应分为两途。1906年10月,学部的《奏定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折》正式提出分别“学成试验”与“入官试验”,学部组织的考试属于“学成试验”,用人部门负责“入官试验”。随后文官考试与任用章程相继出台,意味着培才与抡才正式分离。

   培才与抡才难以合为一途,育才取士的标准也大成问题。戊戌期间,人们反省此前学堂的弊端之一,便是名为中西兼习,实则有西而无中,且有西文而无西学。由于中西之学未能贯通,故偶涉西事之人,辄鄙中学为无用。各省学堂,以洋务为主义,以中学为具文。所聘中文教习,多属学究帖括之流;所定中文功课,不过循例咿唔之事。东西各国学校,未有尽舍本国之学而徒讲他国之学者,亦未有绝不通本国之学而能通他国之学者。中国学人之大弊,即治中学者则绝口不言西学,治西学者亦绝口不言中学,两学互相诟病,水火不容。学堂育才,必须中西学贯通,体用兼备,缺一不可。不讲义理,绝无根底,则浮慕西学,必无心得,只增习气。取士须中西并重,观其会通,无得偏废。

中西各有体用,分别学习,也不易掌握,所谓学贯中西,绝无可能。即使普通学常识,要想做到会通中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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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研究》2012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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